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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河西走廊是东西方文明交往交融的大通道 河西走廊的意义与价值并不单在其内部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方面，更重要的是，河西走廊是沟通中原与域外民族的大通道——西北民族走廊的咽喉要塞。早期中华文明通过走廊通道不断向外部辐射，与西域乃至世界文明形成互动，成为世界文明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质人类学研究为此提供了重要证据。有学者在梳理了墓葬中人骨的研究成果之后认为，中国西北甘青地区史前青铜器时期居民的体质形态属于蒙古人种东亚类型。这里的甘青地区就包括河西走廊玉门、酒泉、民乐等地方。公元前2000年前后，居住在这里的东亚游牧部落为求得更广阔的生存空间，向西进入哈密地区，后又以哈密作为基地继续向西迁徙，最终进入乌鲁木齐、天山谷地和焉耆盆地，与从北进入该地的高加索、古地中海人种碰撞融合。 还有学者提出“河西走廊是一条重要的人种走廊”的观点，认为“河西走廊最早的人种交流是大约1万年前黄种人与黑种人的交流”。大约4000年前，与匈奴人同源的人类群体从中亚经由北亚通过弱水进入张掖地区，被称作黄种人北支。他们“在甘青地区与黄种人南支交融，为华夏的壮大奠定了基础”。“乌孙、月氏可能都是早期由中亚人群与东亚黄种人混合而成的民族”。汉代西征军将大量西方群体带入河西走廊，丰富了河西走廊的人种构成。考古资料为河西走廊东西方文明大通道的历史作用提供了丰富的例证，比如，新石器时期中国与南亚次大陆早已存在文化交流，麦作物、羊、彩陶、穿孔石刀等都是史实例证。而两大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就是河西走廊，从那里进入塔里木盆地，再从红其拉甫进入克什米尔，沿印度河进入俾路支斯坦。又如，有学者推测，甘肃民乐东灰山遗址出土的炭化小麦，可能是沿中亚-新疆-甘肃贸易通道传播而来的。再如，河西走廊青铜期考古文化中的彩陶文化与新疆哈密的彩陶文化有着密切联系。两个文化之间的相似因素，比如以带耳罐、壶、杯类为典型陶器器型，暗示了二者之间的源流关系。 哈密地区的林雅墓地中甲组陶器具有很突出的四坝文化特征，学者推测其文化的祖源应在河西走廊。从考古遗址中的青铜、丝绸、玉器、货币等方面都能够看到东西方文化交流交融的影子。也有学者围绕出土于河西走廊的玉石，从河西走廊与华夏文明之间的资源依赖关系论述河西走廊的通道作用，认为从华夏文明看丝绸之路，就要重视走廊通道上的一种商品——玉石的重要作用。“没有它输送给中原的和田玉物质，就没有华夏文明‘化干戈为玉帛’和‘君子比德于玉’的核心价值观”。 河西走廊早期的农牧文明的交往交融，既为其内部的商业贸易互动提供了原动力，也为东西、南北两个方向的商贸互动创造了良好的通道条件。农耕地区的粮食、布匹、器皿、茶叶、盐巴等物质产品都是牧区所急需的，牧区的牛羊及皮毛则为农区所必需，这样就促使走廊内的农牧民依靠绿洲较好的自然条件设立市场，促进交易，满足各自所需，最终形成密集的绿洲驿站及商业贸易网点。在此基础上，蚕丝制作技术及丝绸产品从西安出发，通过河西走廊到达西域，四大发明、汉字汉文也通过此地向西方传播。相反，古代西方文明诸要素，如科学技术、音乐艺术、语言文字、宗教文化及饮食服饰文化，也都通过河西走廊与当地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交融，并进一步向东走进中原，逐渐融入早期的中华文明。 从文明生态史观出发，我们可以认为，早期中华文明是在中原文明的基础上，综合吸收了西域及北亚各民族文化的优秀元素而形成的，多元共生是其基本特质。而奠定中华文明多元共生及以后的一体化进程的历史条件，则是中原农耕文明、北方游牧文明及西域文明在河西走廊的互动交融性的多元发展。可以说，河西走廊及当地各民族文化在中华文明形成初期发挥了文明桥梁的重大历史作用，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提供了文明生态史学意义上的基本条件。这也是政府和学界需要大力发展河西走廊生态文明研究的文明史学之意义所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