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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础研究与决策研究相结合 我国的社会科学,可以分为基础研究和决策研究两种。由于分工的原因,基础研究在大学里进行,决策研究在政府部门进行。但是,基础研究如果不与决策研究结合,就会脱离现实;而决策研究如果不与基础研究相结合,其研究的深度也将受到制约。目前,这两部分并没有很好地结合起来。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有必要建立直属于政府的、对基础研究进行再研究的机构,这有利于基础研究与决策研究、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文化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紧密结合。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不知道怎么对付日本人,于是就请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Benedict)去写个报告,告诉美国政府怎么对付战败的日本人。露丝·本尼迪克特写了一本《菊与刀》,却是专门研究日本民族性的专著。美国政府很高兴,把这本书送到一个再研究机构去,再研究机构得出一个实际的决策,说天皇制度不能废除,还应该按照日本的国民性与日本沟通,这是再研究机构给出的研究结论。可见有必要建立起对基础研究进行再研究的机构或机制。这样基础研究将变得非常有用,决策研究也将变得非常深刻。 撰写建立在基础研究上的决策研究的世界史著作是当务之急。基础研究与决策研究相结合,就能够写出冲击力很大的、建立在基础研究上的决策研究著作。②我国世界史工作者厚积薄发,已经具备了撰写这种类型著作的能力。如果能够根据中国的需要,对世界上各个大国和中国的周边国家撰写这样的基础研究与决策研究兼顾的作品,那么我国的世界史研究必定会上一个台阶。以目前中国世界史研究者的能力,这项工作是完全可以胜任的。我们国家非常需要这样的著作,这是摆在每个世界史工作者面前的光荣使命。 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也要重视史学的垂训功能。中国古代的史官,要么本人就是皇帝的近臣,如司马迁;或者本人就是国家高官,如司马光。史官的参政功能是很强的。古代的史官,应该是国家的高级智库。从这个角度去思考,会产生一系列世界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例如:各个国家的接受模式、反应模式、行为模式。建议出版一批建立在基础研究上的决策研究的书,对世界大国和中国周边国家进行一番研究,不仅要谈各国的特点和要素,还要分析各国的国民性、思维方式、文化表象、价值观念、社会伦理、反应模式、思考模式、行动模式、自我修补能力等。这样的世界史著作,是非常有用的。 提出命题和解释命题,是世界史学术含金量的一种公认的标志,也是中国世界史阐释学的必要构成。所谓命题,实际上就是对某种关系的认识,或是对某种性质的确认。在世界史研究领域,这样的命题并不稀少,如“没有穆罕默德就没有查理曼”;“拉伯雷不可能不信教”;“意大利是近代欧洲社会的第一个产儿”;“封建主义是政府的一种类型”;“马基雅维里开创了近代政治学”。遗憾的是,这样的命题大多是外国学者提出来的,由我国学者提出来的命题却不多。中国的世界史阐释学要发展,一定要有提出命题的意识。中国学者是有这个能力的。近年来,在中国的世界史研究领域出现的一些新的阐释就很值得注意。例如:“在封建主义薄弱、人民力量强大的地方,有可能直接建立共和国,如瑞士、荷兰模式”;“德国农民战争的革命性不仅在于反封建,更在于创建新体制,即自下而上地建立人民共和国”;“宗教改革的革命性,在于建立近代的制度”;“民族国家的建立由国家结构、民意、大的民族文化认同、民族文化、发展近代工商业五个元素互动产生”;“现代国家的要素在于实现六个和谐,即国家与民族、社会与国际、中央与地方、专业精英与政治精英、国家与生态之间的和谐”;“西方文明底座不稳,却高精尖。它的制度变化是替代性的,每一次变革,都对旧有制度摧毁得很彻底,当然付出的代价很大”;“西方文明的运动方式是稳定阶段、焦虑阶段、争论和批判阶段、做实验阶段、革命阶段、整合阶段、制度建设阶段”;等等。 建立中国世界史阐释学的目的之一,是增进世界史研究的学术性、有用性、前沿性和中国特色。我们怎么能够走向前沿?一是不在国际学术分工链的中低端做学问;二是需要提出原创性的重大理论,解决瓶颈问题;三是建立世界领先的新学科,扬长避短,调动资源,出其不意,做我们擅长的学问。当然,最重要的是坚持中国特色。如何在世界上具有发言权,最重要的是要拥有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科研成果。在科技方面,“青蒿素”的发现、“超级水稻”的培育,都是极具中国特色、令世界瞩目的伟大成就。在世界史研究方面,我们也要做出世界公认的学术成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与其他国家一起制订学术规则。我们要有让世界学习的中国成果,特别是在学科、方法论、理论建设方面的成果。过去我们倡导与世界接轨,现在我们还要积极参与国际学术规则的制定。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做好了,其他国家就会向中国学习。这样,中国与世界之间的互动、双赢、多赢局面,也就容易形成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