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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能否动员边疆各民族的抗战力量是关乎抗战成败的重要问题。边疆民族精英在其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凝聚康藏地区的抗战力量，格桑泽仁在1941年初向国民政府提议实施“西陲企业计划”，复兴和拓展汉藏陆路贸易，从经济层面满足国家的战时需求。在格桑泽仁的直接推动下，云南康藏茶厂、康藏贸易公司相继成立、运营，采纳和实践了格桑泽仁倡导的政商结合、“产销合作”、跨省贸易合作和遵从藏族人民消费习惯等贸易策略。这一系列策略的实施，加强了战时汉藏经济联系，有力支援了相持阶段的抗战事业。文章依据档案文献，阐述抗战背景下格桑泽仁角色的转变，即如何以“官商”身份，通过整合国家力量和康藏资源，改善和加强战时汉藏经济联系，应援抗战所需。 关键词：格桑泽仁；抗战；汉藏贸易；“西陲企业计划” 作者简介：邹立波，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副教授。 抗战全面爆发后，动员全民抗战和争取抗战资源成为实现救亡图存、抗战建国的持久保障。汉藏贸易对于抗战相持阶段的外援物资内运、汉藏关系稳固显得异常重要。为响应国家战时需求，格桑泽仁[1]率先倡议和调动康藏民族精英的力量，致力于汉藏贸易的复兴和拓展，声援和支持了困境中的抗战事业。学界既往研究大多探讨格桑泽仁在国民政府、地方实力派与边疆民族精英之间权力博弈关系中的政治角色。[2]本文拟依据档案文献，阐述抗战背景下格桑泽仁角色的转变，即如何以“官商”身份，通过整合国家力量和康藏资源，改善和加强战时汉藏经济联系，应援抗战所需。 一、“西陲企业计划”及其实施 1941年2月，格桑泽仁应国民政府交通部之邀，作了一场关于康印交通问题的演讲。接着，格桑泽仁致函蒋介石，建议“以西康察隅地方与东印阿桑省接壤，堪以开辟康印国家路线”，表示将凭借自身“与康、滇、西藏三方面当道皆有相当联络及好感，今后在西陲多尽力于经济之开发及文化之提倡”。[3] 时值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争取外援和抗战物资是坚持持久抗战的重要基础。由于东部海运中断，滇缅公路成为外援物资运输的主干道。1940年夏，英印政府迫于日本施压，曾短暂关闭滇缅公路，致使国内抗战物资愈加短缺。国民政府决议开辟从四川西昌，经藏东南察隅，到印度阿萨姆的康印国际路线，确保物资供应线的畅通。1941年初，日军在东南亚的攻势咄咄逼人。南亚、我国西藏遭日本渗透的传言不断。国民政府不得不加快实施康印新通道计划，[4]开始关注汉藏传统商业贸易的战略价值。同年1月，蒙藏委员会派驻西康调查组组长唐磊呈报称，康藏经济对于筹藏问题及战时国防金融影响至巨，建议“以经济方式之康茶筹藏一道”开发西南边区富源，以便“打开汉藏数十年来貌合神离之局面”。[5]“康茶筹藏”的主张受到国民政府重视，被定为战时治藏政策之一而付诸实施。鉴于战时康藏物资流通的重要性，格桑泽仁越来越认识到加强汉藏经济联系和藏区经济开发的意义。 民初以来，汉藏贸易因政局动荡，商道梗阻，交易额锐减，渐呈衰败态势。英印商品充斥西藏市场，并大肆销往东部藏区。西藏羊毛等大部分农牧产品经印度出口，受英印各大贸易公司操控。据1944年格桑泽仁之弟格桑悦希考察所述，“英国谋藏向采用经济手段，予西藏种种经济上便利，继则订约通商，享受特权，西藏出产以羊毛为大宗（出口年约三千吨），均由英商全数收买。印货入藏，依约无税，以致当地手工业无从发展，经济实权操于英人掌握”。[6]在此背景下，绝大多数内地商品被排挤出西藏市场。边茶销量大幅减少，岌岌可危。 英印资本操纵康藏市场的状况很早已引起格桑泽仁的警觉和注意。不过格桑泽仁在抗战前将政治问题摆在首位，视之为康藏“国防之设备，及关于开发富源，提倡文化交通垦殖，及一切应兴应革之事”的前提。[7]1932年“巴安事件”后，格桑泽仁寻求康人地方自治的活动受挫，一度遭到国民政府内部的质疑。次年冬，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康藏政局变动。格桑泽仁再次受到国民政府的重用。1936年格桑泽仁乞假疗养，重返康藏，寓居丽江，与刘文辉关系缓和，在川滇康边区重新树立起政治威信。抗战全面爆发后，格桑泽仁投身抗战救亡活动，多次奔赴前线和康藏各地献旗慰问、宣传募捐。[8]1940年12月，格桑泽仁出席东方文化协会招待会，呼吁国内各民族同心合力，争取抗战胜利，坦言边疆各族“因为交通的阻梗，人口的稀疏和地方的贫乏，对于抗战的供献，无论人力财力，虽也曾各尽其心，但较之内地同胞，则相差远甚”。[9] 为充分调动和发挥康藏地区的抗战力量，1941年初格桑泽仁先后向蒋介石、行政院面呈“西陲企业计划”等方案。“西陲”特指藏区，包括“西藏、西康、青海三区及川滇甘三省所属约三十余县地方在内”。[10]方案对推动西陲经济开发、汉藏经济联系作了总体规划。格桑泽仁在致行政院院长呈函中写道： 本人年来住滇边丽江休养期间，见于战时资源之重要及边疆开发应着重经济之意旨，随时留心考察藏康一般经济情形，并与若干藏康富商巨子联络商讨，期以联合之力量，采用较新之商业组织与方法，导向有利国家战时经济政策范围之内，从事较大规模贸易。 在派人分赴印藏各地考察后，格桑泽仁提出“西陲企业计划”实施的前提是：第一，西陲经济以西藏为主。计划应由中央直接统筹办理，“以云南丽江为其根据地，而向西发展”。第二，为减轻实施阻力，该计划“不拟用政府名义接洽，纯以商人资格自动进行，经营企业公司，既有雄厚之资本、严密普遍之组织，并在内地政府及银行赞助之下积极发展”。第三，招揽商股。参加商股“拟征洽联络藏康各大商家及有力之贵族、官绅、富僧分别加入”，“对于各地之中小级商人及大小运输脚主，应尽量吸收，加以组织雇用”。具体实施业务包括：（1）调查筹划西陲财政金融，推行法币及办理存放汇兑；（2）代贸易委员会收购康藏物产，分别外销或内销；（3）提倡实业投资，采办简易矿业，改良康藏皮毛手工业，使合内地售用，与有关军事机构合作代其收集军用物资；（4）运销国内素来行销西藏之货物，与中国茶叶公司合作代其大量运销川滇茶叶入藏。[11]“西陲企业计划”试图在国家政策和资本扶持下，以近代商业组织整合社会、经济资源，推动藏区与内地之间的商品交换和物资流通，运用藏区资源优势，从经济层面支援国家抗战。汉藏贸易乃是整个计划的核心。 事实上，在和盘托出计划前，格桑泽仁已选择销藏滇茶，着手试办实施。滇茶销藏始于清初，以紧茶为主。[12]由于民初销路不畅，1918年滇商另辟经缅甸、印度入藏的新商路。经新商路运茶入藏的运期短、运费相对节省，又受益于滇缅条约优惠，可免纳商税。1926年以后滇省知名商号大多改道新商路。自此，滇茶销藏路线分作北路和南路。[13]北路滇茶大部分在大理下关揉制，转运丽江、阿墩子（今德钦）入藏销售。南路滇茶多数集中于佛海（今勐海），沿新商路运销西藏。南路滇茶销量增长迅速，远远超过北路。 1940年间，格桑泽仁为疗病休养，常住丽江，频繁往来于川、滇、康之间。是年冬，格桑泽仁路过昆明，以蒙藏委员会委员的名义与云南中国茶叶贸易公司[14]总经理郑鹤春多次商谈“近年川滇两省藏销茶叶应如何经营及藏中茶荒急待救济诸问题”。除取道缅甸、印度输藏外，滇茶经北路销藏为数甚少，又多掺杂。川茶输藏已陷停滞。藏中频生茶荒。格桑泽仁“对于增加生产及恢复原有销路，维系政治经济之关系，至为关切”。郑鹤春对格桑泽仁在滇试办茶厂的想法极表赞同。双方初步达成择地制造、运销丽江的共识。因“此事关系国茶藏销”，[15]受到中国茶叶公司的重视和认可。 经多方组织筹备，1941年5月云南康藏茶厂在下关正式投产运营。茶厂属官商合办。商股、官股各居半数。格桑泽仁以“康藏商人”兼“格桑记”商号经理身份加入商股，充当“康藏滇商股代表人”。官股由云南中国茶叶贸易公司投资。郑鹤春、格桑泽仁分任茶厂经理、副经理。在格桑泽仁的推动下，云南康藏茶厂成为近代滇省首个由国家注资、专营销藏紧茶的产制运销企业。茶厂创办后，格桑泽仁多方致函联络销路，改良销藏滇茶，树立商业信誉。但是受“资金弱”“开支大”等因素所限，茶厂在滇茶销藏市场的占有份额相当有限。1942年初，格桑泽仁转赴巴安（今巴塘），筹议和推动“西陲企业计划”的全面实施，将经营范围进一步拓展到整个汉藏贸易。 “西陲企业计划”最终促成1942年4月康藏贸易股份有限公司的成立。康藏贸易公司属于国资背景的商办组织。股东数量庞大，涵盖邦达昌、桑都仓、大金寺、德格土司崇恩仓、康藏茶业公司、康裕公司等康藏地区各大藏商、汉商、寺院和官绅等。格桑泽仁、格桑悦希以巴萨仓代表人名义入股，分任常务董事（后改任董事长）、总经理。公司资本雄厚，营业范围包括购销康藏特产、国内外重要物资输入输出、代办国内外工商原料制品购销及运输、代办康藏各地款项划拨。总公司设于康定，视业务需要在拉萨、江孜、亚东、昌都、玉树、理化（今理塘）、甘孜等地设分公司或办事处。营业网点遍布康、藏、印各地。[16]时人赞誉道：“公司资本之充足与组织之宏伟，实为康藏之冠，尤以能集合汉康藏同胞合力组成之，更创汉康藏间关系之新纪元”。[17]总体言之，康藏贸易公司的运作模式、组织架构、营销范围等基本遵循格桑泽仁“西陲企业计划”的设想和原则。 康藏贸易公司成立后，先后与国民政府贸易委员会、经济部、交通部、中央银行等部门合作，策划实施边茶换购土产、收购储销西藏羊毛、开采后藏硼砂、组建康藏驮运公司及代办西藏汇兑等业务，在疏通康印国际通道、运输抗战物资、建立康藏金融网及供应内地工业原料等方面成绩卓著。[18]对此，时论高度评价称，“以现代方式经营的商业组合，在追求利润之外，对西藏政治经济可能赋予历时性的影响的企业，当自康藏贸易公司始”。[1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