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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来，作为中国边疆研究重要组成部分的西藏研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相关论著、论文及档案资料的出版等成就斐然。虽然以往相关西藏研究的综述较多，但大多以专题角度切入，[1]因此依然有总结的必要。本文拟将相关西藏研究纳入到中国边疆史视域下进行评述，并结合中国边疆学构建做些思考。 一、古代中国边疆视野下的西藏研究 作为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青藏高原文明在旧石器与细石器时代已经形成。20年来随着青藏高原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在多学科的支撑下，涌现了不少成果，尤其是《考古发现与西藏文明史》的出版以及多位学者对青藏高原早期部族族属、宗教和文化的研究引起学界关注。[2]其中，边疆部族与藏族关系是争议较多的领域，学者们分别通过“四大氏族”、“三危”、“饕餮”的考证，得出先秦之前西藏即有以“发羌”为主的部族生存，或者得出西藏早期就与中原王朝存在紧密联系的结论，深化了1988年有学者提出质疑“藏族源于‘发羌”’的讨论。[3]不管如何，将文物考古与文献考订、将早期西藏与周边地区关系结合起来探讨是这一时段的显著特点。 象雄、吐蕃及与唐朝的关系是古代西藏史关注的中心领域。虽然上世纪伯希和、斯坦因攫取敦煌藏文文书之后，西方学者曾长期把持吐蕃史料及其考订研究，但中国学界成为后起之秀，王尧等老一辈学者们早在上世纪已对吐蕃史做了精深研究。20年来，陈庆英、薛宗正、杨铭、张云、陆离、才让、才让太、叶拉太、王小浦等在吐蕃交通史、吐蕃和亲会盟、吐蕃与丝绸之路、苯教、吐蕃周边政权和军事等研究领域，产出了一系列高质量高水平的专题研究成果。值得注意的是，与中国边疆相关的吐蕃政治制度研究的成果有所减少，但关涉的苯教、唐蕃古道、象雄等主题逐渐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且在唐蕃关系相关的历史地理、会盟、法律制度、军事研究中古藏文材料的使用越来越充分。[4] 以石硕、霍巍等为代表的吐蕃东向文明、吐蕃考古研究也在近年来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其强调的从考古与文献两个方面来入手吐蕃研究，具有重要理论价值。[5]当前，从边疆史的角度来观看20年来的吐蕃研究，有两大特点：一是大多数成果集中于吐蕃政权、唐蕃关系方面。二是吐蕃政权变动与中国疆域之关系、吐蕃与周边政权之关系则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西藏在元朝始为中央政府管辖下的行政区。中央政府在治边过程中，扶助藏传佛教、册封宗教领袖首领，建立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可以说，元代西藏研究在中国边疆研究中占有承上启下的地位。韩儒林、王森、周清澍、陈得芝、沈卫荣等在1998年前就做过深入研究。1998年张云出版《元代吐蕃地方行政体制研究》，推进了元代西藏史的研究。此后，由于新史料较少等因素，学界在20年来发表的相关成果数量并不多，但依然有不少突破：第一，寻求西藏地方与中央关系研究领域里的新突破点。例如，王献军《再论元朝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统治》，对沈卫荣持有的萨斯迦和乌斯藏宣慰司的关系之观点提出了质疑，引起了反响。[6]而从边疆文化交流的角度看元代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关系，是一种新视野，汉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得到鲜明的体现。[7]应该思考的是，从中国边疆学构建的角度而言，元代是吐蕃王朝灭亡后，吐蕃诸部被中央政权首次统一时期，在这个时代背景下，西藏与周边藏区的界限划分也是应该着意的领域。例如，有学者认为，除了宗教与文化上的内部关系外，这一时期更多的是政治上的相互依存关系，分裂割据以来多康藏区与西藏间的关系始于萨迦班智达时期，八思巴时期达到巅峰，从此确立了西藏与多康藏区的关系。[8]2003年张云出版了《元朝中央政府治藏制度研究》，对元朝治藏的政策及其与萨迦派关系、在藏用兵和括户、置驿均进行了探究。此外，张云对元代西藏地方势力的内部组织结构作了探讨。[9]第二，侧重于具体军事事件的研究。例如，陈庆英对1239年蒙古军进入西藏的杰拉康之战进行了深入探讨。[10]张云对“凉州会谈”、“止贡之变”及相关问题进行了考释，唐景福在研究元代中央政府对西藏的军事行政管理上，对兵站和处理本钦贡噶桑布和止贡巴之乱上，做出了总结性的阐述。[11]第三，着力于元朝从边疆意义上的西藏宗教管理。这方面等除了研究萨迦派之外，陈庆英、叶拉太分别对噶当派和蒙古的关系、帝师制度和周边藏区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元以来中国版图和政权格局形成的研究。[12] 明代对西藏采取“广行招谕”、“多封众建”的边疆政策，明代西藏研究有几个明显的特征与中国边疆研究密切相关：第一，明朝对西藏的“多封众建”和册封制度、汉藏关系是研究的核心领域。尹伟先、顾祖成等人就此形成了专著。[13]有观点认为，明朝对西藏的册封既有政治目的，又有浓厚宗教色彩，但[14]也有学者对朝觐做了考证，对“荐福图”的诞生做了深入研究。[15]陈楠等对明代西藏地方政教体制及职官制度进行了考察。明代“使者”赴藏研究还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西南边疆的历史地理学。[16]第二，西藏地方对明朝的朝贡与经济贸易。这种边疆—中央在经济上的互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央对边疆地区控制的薄弱，缓和了二者之间的矛盾。而随着“一带一路”相关学科的深化，近年来朝贡贸易、茶马贸易、军卫所管理成为新的研究热点。第三，明朝对西藏的宗教政策研究继续深化，突出了藏传佛教支派在边疆各地的传播情况。有学者认为，明朝特意打破元代只倚重萨迦一派的格局，从而达到共尊中国之目的。[17]第四，随着历史地理学的兴盛，明代西藏研究中，历史地理成为新受人关注的方向。例如有人从“五藏”名号来考察西藏地名。[18]再如明代西藏政区，有人利用稀见藏文典籍对之作了研究。[19]还有学者把“西藏”这一饱含边疆内涵的地名纳入研究中，考察“西藏”一词的由来、涵意。[20] “大统一”是清代统治者追求的目标，“即得中原，势当混一”，清朝继承了历代中原王朝的疆域，[21]也继承了元明对西藏的管辖权，并且继续深化统治。研究清代西藏的成果相对元明时期的研究成果在数量上也大大增加，其原因在于有关西藏的清代档案与史料较为丰盛，且与国家清史编纂工程立项以来形成的清史研究热潮有关。对清代中前期西藏的研究成果有明显特征：中央边疆治理研究方面依然占主流，但在边疆城市、社会管理、周边关系等领域有所拓展，且较多的中外文档案史料被刊布和利用。从研究内容而言，其可分几个类别： 第一，清朝西藏治理。这是一个传统话题，基本可分四方面：一是清王朝与西藏地方的早期联系。例如陈庆英就对西藏首次遣使盛京做了探讨；罗布则分析了清前期与西藏的政治互动。[22]这方面的研究目前还有很大继续深入拓展的空间，尤其是随着满文资料的逐渐开放，很多新资料需要进一步挖掘。二是清朝的西藏治理制度。有学者从清朝治理西藏地方的方略与制度，特别是对清中前期治藏的指导思想、行政体制、治理方略、朝贡朝觐，进行了梳理和分析。[23]苏发祥《清代治藏政策研究则从以蒙治藏、政教合一与经济等几个方面探究了清朝的西藏政策。张永江关注的则是清代西藏行政体制的演变。[24]三是关于政教合一、宗教领袖研究。这方面主要体现在五世达赖喇嘛与清朝关系研究上。自传《五世达赖喇嘛云裳》出版后，引发了学界对五世达赖喇嘛家世、诞生、认定等诸多问题的进一步关注。四是治边法律法规。由于各类汉文、藏文档案的不断公布，这方面的研究成果20年来比较多，主要集中于清朝所颁布各类章程的研究。例如《裁禁商上积弊章程》、《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等相关内容，廖祖桂、李鹏年、邓锐龄等学者使用了藏文材料做印证，体现了高水平的学术研究；还有学者以竹夏为例探讨了清政府治边政策对西藏苯教的影响，颇具新意。[25]四是清朝平定边疆之乱与处理蒙藏关系。这一类研究成果中，柳陞祺通过赫寿等人的奏折来分析清政府平定西藏准噶尔之乱，认为康熙对西藏除恶、抚顺、绥众、兴教的目的已经达到。[26]此后，还有学者从康熙朝的满文奏折入手来考察之。[27]对廓尔喀的二次用兵是清代平定边疆的重点内容，成果较多，黄维忠等还关注了对廓尔喀的第三次用兵。[28]也有学者从准噶尔进藏熬茶布施的角度，来分析该时期的蒙藏关系。[29]乌云毕力格则是利用满文档案，从土尔扈特汗廷与西藏关系角度来考察这段历史。[30] 第二，清代西藏的边臣与边吏。主要有：一是中央派驻西藏官员研究。由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朱批奏折的逐渐开放，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之宫中档奏折、军机处档折、“中研院”大库档案的公布，极大推进了相关研究。代表性成果有曾国庆主编《百年驻藏大臣研究论丛》、张云《西藏历代的边事边政与边吏》。[31]2009年，祁美琴总结了国内对驻藏大臣的研究状况，并将其归类分析。[32]此后，邓锐龄、曾国庆、贺文宣、车明怀、周伟洲等学者先后对文硕、升泰、长庚、色楞额、奎焕、联豫、赵尔丰、有泰、琦善等展开了深入研究。但是，此方面研究内容大多集中于驻藏大臣人物研究、官职设置、功过评判上，视角则以叙事体为主，而采用政治学等交叉学科角度来探讨，以及利用新资料对驻藏大臣涉边管理等领域的研究依然亟需突破。另外，驻藏大臣多为满蒙出身，有较多满文档案记载之，但学术界还未有进一步发掘。二是西藏地方官职研究。申新泰、央珍等学者对西藏地方的摄政做了深入探讨，发表了多篇相关论著。[33]“商上”也是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问题，刘清涛对此作了深入研究。[34]另外，“译仓”和噶厦的关系多被学术界误解，二者关系不清，何宗英还专门撰文对此问题进行了考释。[35] 第三，清代西藏边疆的社会、经济与军事专题。 成崇德上世纪出版《清代西藏开发研究》后，20年来学术界在中央如何管理西藏地方经济领域研究中形成的专著很少。从已刊论文来看，主要集中于探讨清朝设置驻藏大臣后设立的“财政”管理制度、章程，部分学者利用朱批档案、西藏地方档案对清朝的台站支出、赈灾支出和爵位、俸禄、铁虎清册、差乌拉制度等做了考订。[36]专著方面，陈崇凯的《西藏地方经济史》弥补了这一领域的不足，[37]但从边疆管理的角度来看，还依然有很多内容未涉及，例如关于策楞、松筠等人的经济思想研究、清朝的政治与边疆经济关系等存在较多的空白，甚至如何从经济角度来思考边疆（西藏）与中央的这种政治隶属关系，值得进一步探讨。 涉藏军事研究有二：一是中央军队驻防西藏研究。主要有何俊发表的关于清政府在西藏用兵驻军的论文，但基本为概论性内容，而陈小强对清朝西藏用兵的军费来源、乌拉定额、藏军管理补贴做了探讨，遗憾的是未从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角度来解释政治关系。[38]清朝西藏驻军制度如何形成、发展，也有学者关注。[39]还有学者从驻藏大臣如何统领军队角度，阐述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40]二是藏军研究。代表性的著作有廖立《中国藏军》、王小彬的《藏军军旗问题研究》、秦永章《试论十三世达赖喇嘛对藏军的近代化改革》。[41]有学者对清代西藏地方兵制进行探讨，揭示出其在历次反侵略战争中的作用。[42]“藏军营制章程”是西藏地方军事上的重要法律制度，有学者对藏军的人数、编制、粮饷、装备、训练和管理等各个方面进行研究。[43] 在清代西藏涉边的行政规划、交通路线和区域史方面，李凤珍对清代雍正年间勘定的藏、川、青、滇边界做了厘清，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44]遗憾的是该文并未利用地图等资料。边巴次仁等对清代入藏驿站及西藏地方驿站进行了关注，但并未深入考察，也未有近代地图加以佐证。这方面，阿音娜针对涉藏舆图，考释了《西藏全图》。[45]周伟洲等还从宗豁、骆卡以及政体等三个方面，探讨西藏地方行政制度及其特点。[46]在西藏区域史研究方面，土呷对清代昌都的帕巴拉、察雅等四大呼图克图系统做了探讨，利用的资料都是藏文木刻版寺院史料，具有较高的学术参考价值。[47]在藏南地区，1680年五世达赖喇嘛给门隅和珞瑜地区颁发了法令，扎洛考释了这一不常见的“法旨”，探究了五世达赖喇嘛对门隅的后续管理，这对中印边界史和西藏近代史研究有较高价值。[48]需要强调的，西藏历史地图的研究在近年颇受关注。 总体来看，古代中国边疆视野下的西藏研究，各时段研究成果相比，有着共性，也有差异性，这与西藏在各个时期的时代背景、政治格局、民族关系和宗教情况有着密切关系，但其中有两个关键作用需要注意：一是西藏地方对中央的政治隶属关系。例如卢秀璋就在研究中强调，“西藏地方与祖国不可分割的关系不是谁臆造的 ,而是中华各族先民在共同开疆拓土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长期历史进程中形成的”。[49]二是中央对西藏的施政方针与吏治。这方面，主要体现在张云《西藏历代的边事边政和边臣》中，即中央政权在治理西藏进程中的政策和措施与边臣的作用，为西藏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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