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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代与当代西藏——边疆内外视野下的研究 近代西藏始于1840年止于1949年。这是西藏延续古代文明、接触近代文化的转折期，也是西方列强觊觎西藏与清王朝、民国政府努力维系江河日下的边疆统治的时期。当代西藏则是1949年以后西藏获得的新生期。20年来，随着不断公开的清代和民国期间的汉文、英文、藏文档案，这一时段的研究取得了卓越成就。 （一）近代以来西藏治理问题的研究 新世纪以来，《西藏近三百年政治史》、《西藏百年史》、《西藏通史》等著作使用了大量藏、汉、外文档案，真实体现了“以文献说话、以档案说话”的学术风格，对清代以来西藏治理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大量使用“英国外交部档案”，“印度事务部档案”，资料确凿，影响广远，进一步有力地驳斥了国外一些歪曲史实的观点。[50] 清末西藏新政是中国与近代世界接轨中的一次重要边疆政治举措，研究内容多与张荫棠和联豫相关。1999年王献军对这两位边疆大吏的新政措施提出新见解，认为清王朝是希望“收回政权”、实行政教分离，这一措施有力冲击了西藏社会。[51]但是，有学者对此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张荫棠和联豫的失败是有深刻教训的：一则推行不力，二则壁垒重重，三则政策失误，其失败是注定的。[52]清廷对藩部司法的改良也是新政内容之一，有学者考察了晚清中央政权围绕旧律废除、新律修订、司法人才培养、各级审判厅的历史。[53]扎洛则从清末民族国家建设的角度来研究张荫棠的新政。[54]清朝灭亡后，十三世达赖喇嘛也进行了新政，这种新政是伴随着其对西藏内部的权力整合而进行的，孙林观察到了这点，尤其是他运用社会学方法分析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改革，并且认为西藏的新政是失败的，只有1951以后新的民族政策无疑才是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性的民族意识的基础。[55]陈崇凯则以贝尔为切入点，从其与十三世达赖的关系出发解释民国初年西藏的新政，其创新之处在于指出西藏的这种新政是在英国支持下，有企图与中央对抗的目的。[56]学者达瓦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坚塞（亲信）出发来考察新政措施，遗憾的主要材料来自文史资料，缺乏相应的藏文档案史料支撑。[57]其他学者也对新政做了一定探讨。[58]近代班禅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九世班禅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矛盾、九世班禅在内地的活动。九班禅于20世纪初期在边疆地区扮演了重要的政治角色。其在1905年曾访问印度，上世纪20—30年代频繁活动在内地。伍昆明、张皓、孙宏年在此领域做了引人关注的研究。[59] 对民国涉边涉藏人物的研究，20年来比较兴盛。较早受到关注的是刘曼卿，此后陆兴祺的专题研究则始于房建昌对一份英文档案的解读。随后，孙宏年等人推进了这一领域的研究。[60]唐绍仪是1904年清政府派往担任中英谈判的议约大臣，有学者对其外交才能做出了评述。[61]地方边疆社会中的贵族、人物研究也是学术界的关注热点。2005年次仁央宗《西藏贵族世家：1900—1951》出版，[62]该书以贵族世家角度切入西藏近代政治社会变迁的研究。根敦群培研究因与西藏近代思潮存在密切关系，所以近几年备受关注，《中国藏学》刊发了一系列关于其传略、年谱以及其与西藏革命党关系的文章。杜永彬1999年发表了《更敦群培与“西藏革命党”》，开始关注此人，此后他成为该领域研究的代表学者。[63]贡觉仲尼是西藏地方派驻中央的总代表，喜绕尼玛对之进行了深入研究。[64]此外，还有学者关注到西藏江洛金贵族世家、噶锡家族。[65]民国涉边涉藏人物较多，这一领域的研究将会持续深入下去。 近代西藏地方社会史方面也备受学者关注。孙镇平对民国时期的西藏法律做了探讨。王川等则从社会治安出发来探讨西藏地方与中央关系。而徐百永的研究创新之处在于从佛法氛围下来观看民国期间西藏的社会发展。[66]一般来说，边疆社会发展往往与19世纪以来的世界近代化有关。那么，在1951年前的西藏能否走向近代化？国内外对此有争议。郭克范这样解释，1949年之前的西藏经历了现代化，但这种现代化的特征是：非过程化、人亡政息、半器物化、非制度化，但隐藏在这种表面特征的后面，是社会形态的固化导致了西藏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停滞。也有人从新闻舆论媒体来观看西藏近代社会的变迁与中央之关系，比如从《申报》史料入手探讨1904年英国侵略西藏战争。[67]从近代西藏文化教育发展的角度入手，探讨西藏地方与中央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可以窥测英国等列强企图染指西藏文化的阴谋，喜饶尼玛、魏少辉、王海燕都是这方面的代表性学者。[68]对边境社会的考察，主要有陈立明等人对藏族、门巴族、珞巴族的历史研究，以及秦和平、吕昭义等对20世纪初清政府管理察隅的历史探索。刘武坤在结束亚东关的研究后，撰写了清末西藏亚东的邮政事业发展。值得注意的是，相关日喀则、林芝等边境地区的社会史研究成果在近年来增多。[69] 关涉到国民政府西藏治理的论文较多。可以归纳为几种：第一，西藏治理政策总论。一般认为西藏政策的进退变化是国民政府边疆经营的缩影，反映了其国家治理中的结构性矛盾。[70]第二，国民政府的治藏、涉藏机构研究。孙宏年、张皓、许建英等从蒙藏院、制宪国大、国民参政会等机构探讨中央对西藏的政策及与地方关系。[71]另外，相关的外交人物档案诸如顾维钧档案的利用也受到重视，从民国外交人物入手看国际视野下的西藏问题是一种突破。[72]第三，抗战时期的西藏也是学者们关注的内容。学者们从西藏地方和中央政府等不同角度对此问题做了阐述，侧重的主要内容是热振与达扎关系、康印公路建设、外交局事件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就开始思考如何解放西藏。随着年新中国的成立和“十七条协议”的签订，西藏也进入当代时期。当代西藏研究领域涉及面较广，而中国西藏治理研究是中国边疆学构建的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关于当代西藏治理研究，已有学者对之进行评述，并将其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即1949—1979年的奠基阶段、1980—2004年的繁荣深化阶段、2005—2015年的新进展与新突破阶段，这是合理的。[73]当代西藏治理成果所涉及的领域大致为：西藏和平解放与“十七条协议”；西藏民主改革与社会建设；中国共产党西藏工作和民族政策、宗教政策；西藏党史、进军西藏史；西藏早期建设与交通史；当代重要人物；经济建设、对外开放和一带一路建设；维护社会稳定与反分裂斗争；外国涉藏问题究；当代中印边界问题等。20年代来国内学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研究成果数量继续增多，研究的深度、广度增加，新资料广泛采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