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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藏相关历史档案整理出版 中国边疆史研究相关档案由于关涉到政令、密级，以及多语言、技术等因素，在上世纪出版较少。但20年来，这种状况大为变化，随着清史工程、西藏工程、西南项目等大型项目的展开，大量档案、史料得到出版，一些珍稀西藏地方史志也被发掘整理。 （一）档案、史料大量出版。其一是汉文档案史料。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西藏亚东关档案选编》，辑录了亚东关1401件档案，其史料价值在近年逐渐显现出来，不仅对于中国海关史的研究，而且对于近代中印边界史也有重要参考价值。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了《民国时期西藏及藏区经济开发建设档案选编》，涵盖了近现代西藏的诸多问题。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卢秀璋主编《清末民初藏事资料选编 （1877-1919）》尤其选摘了较多近代涉藏传媒资料，尤具特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蒙藏委员会档案中的西藏事务》，收集了中华民国时期反映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及西藏社会的相关档案。同年，学苑出版社出版了张羽新等编纂的《民国藏事史料汇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于2006年立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汇编》，于2010年开始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至今已影印110册。学苑出版社2010年出版了《元代至民国治藏政策法规汇要》。2014年前后，西藏的各县县志也陆续开始出版，其与《西藏统计年鉴》、《西藏年鉴》等有力支撑了西藏研究。此外，还有大量关涉西藏历史的其他档案文献汇编出版，例如《中国西南文献丛书》等。[113]其二是藏文档案史料部分。西藏自治区档案馆保存有近代与当代的大量档案，其中不少档案具有维护主权、研究历史的重要价值。2008年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了《西藏历史档案公文选·水晶明鉴》。此外，《水羊清册》是有关门达旺地区人口、土地、税赋的重要原始资料。[114]西藏地方寺院档案、蒙古文、满文档、清内阁蒙古堂档也是重要的参考资料。[115]甚至一些波斯文著作都有很高价值。[116]2018年，《清代西藏地方档案文献选编》由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出版发行，但基本为西藏地方社会史料，边疆史意义上的参考价值不大。其三是外文档案史料部分，主要是前文所述陈春华编译的一些俄文档案。此外，来自其他地域的相关资料得到了重视，例如卡尔梅克、杜尔伯特部等地的蒙古文《西藏游记》、哲孟雄的藏文本《哲孟雄王统史》等也受到关注。[117] （二）西藏地方史志、游记、清人著述、图像史料等大量被整理、研究。吴丰培、西藏社会科学院曾在上世纪整理出版了大量西藏学汉文文献汇刻资料。1998年陈崇凯等学者在此基础上对近代的方志编纂和典籍进行了介绍，由此西藏地方史志再度受到关注。至今，《西藏赋》、《西藏图说》、《西招图略》、《门空图说》、《杂瑜地理》、《西藏归程记》、《西藏新志》、《西藏考》、《西藏志》、《西藏志考》、《西域遗闻》陆续进入学者们研究视野，以赵心愚为代表的多位学者，结合奏书、碑文、摩崖文及题词等对这些史志进行了考订，从历史、文学、民俗、地理、版本等各个角度对之展开探讨，形成了多部著作。还有学者从清代笔记探讨有关西藏的史料。[118]例如，《西藏宦游之回忆》即是很有意义的一篇，记录了张荫棠入藏及在藏期间的经历与观察。[119]《清稗类钞》中的西藏史料研究也具有价值，既有清代涉藏大事、治藏政策的摘录，也有西藏风土人情的描述，有学者就注意到这一点。[120]还有近几年刊布的民国时期刘曼卿著《西藏游记》、欧阳无畏著《藏尼游记》、《达旺调查记》对于深化西藏地方史、中印边界均有重要关系。[121] 20年来涉及西藏的边疆档案出版有几个特点：一是大资金投入整理出版，多种涉藏档案都在数十册以上。二是多以影印版档案为主。三是集中于中央对边疆的治理。上述这些藏汉文史料整理研究和出版，为深化边疆历史研究、开拓边疆研究新领域起到了积极作用。 四、新时代构建中国边疆学与西藏研究思考 21世纪新时期以来，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不断繁荣发展，此背景下，边疆研究的内涵不断被丰富，但新时代构建中国边疆学下的西藏研究依然需进行深思。 第一，注意藏学与边疆史视域下的西藏研究的联系与区别，从边疆史的整体观来研究西藏。从多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来看，中国从来就有一个从整体观下重视地方研究的传统。正史四夷传与游记、方志学都是其表现。清末何秋涛、张穆对边疆地理沿革的关注，也具有强烈的地方史特色，民国时期台湾、东北的通史修成与建国后的行政修志都奠基了包括边疆研究的地方史研究范畴。“边疆学的构建要以作为边疆地区和民族研究之学的藏学等为基础，但它又着眼于中国整个边疆地区。”[122]所以，边疆史视域下的西藏研究也立足于中国边疆学这个整体观，而非以“藏学”为内核的研究范式。 第二，从边疆学构建的角度出发，以汉文史料为主，结合尼泊尔文、印地语、藏文等，来研究跨喜马拉雅山的政治与社会互动是边疆视野下的西藏研究一个突破。当然，从史料的选择上，并不排斥整体史的主流史料，以西藏—廓尔喀—印度—布鲁巴克这个清代由宗教文化链接的区域块而言，多语种文字可以是主流，而非单独的汉文文本。但是，如果放眼于整个中国边疆，跳出区域史、地方史研究体系，那么边疆史的研究应该要以汉文档案史料的应用为主体。此外，从视角而言，边疆从来不是一个系统，也缺乏均质性，边疆地区由于“民族主义”的泛滥，必须注意其与“区域史”的主次关系和范畴。边疆学的范畴决定了与边疆有关的区域史是从服于中国整体史，以免出现政治、意识形态的分离主义或者“新清史”那样的陷阱。 第三，边疆史视域下的西藏研究中，政治史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但也可以运用多种学科理论和方法进行多方面的研究。而对于中心影响下的西藏地方回应则极少涉及。这个问题值得注重，其可能与边疆档案的叙事来源单一、地方史或区域史的学科配合、边疆民族语种档案缺失与封闭有关。元—清的西藏治理的史料，以政令、饬令、奏折、电函为主，而民国的边疆治理政策多见于文书，以上材料中所见治藏政策的体现如何，尤其是从社会史、文化史角度来观察边疆地区对政治中心的回应，研究少之又少。[123] 第四，避免西藏研究的碎片化。中国边疆研究的细微研究之风是优良传统，包括戴震之后的中国学术考据化极大促进了中国边疆研究与舆地学的开展。但随着西学东渐，学术考据化逐渐式微。边政学兴起后，曾经以边疆政治事件和精英人物的潮流代替了考据之学，调研与田野成为研究资料的来源。但从史学整体的发展看，边疆史研究的碎片化也与此伴行，尤其是在西藏研究中，“地方性知识”、“地方档案”的有利使用，极大得弱化了“边疆学”的本质，虽然学术出于边疆区域，但边疆色彩已淡。同时，边疆史料的不断整理公布、其他语种文献的丰富也促使了边疆研究的碎片化，而碎片化造成后果是：边疆学体系构建困难，难以形成“中国”的整体的、普遍意义的理论体系，难以培育从边疆整体进行观察的边疆研究学者。 总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作为历史学的组成部分，中国边疆研究也是社会科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新时期，我们需要努力加强中国边疆史视野下的西藏研究，“构建”边疆理论、提升人文涵义的边疆精神，将新时代的边疆研究推向新的境界，进而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的三大体系建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