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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代以来西藏地方与周边关系及抵抗西方侵略相关问题研究 近代以来，欧洲列强企图打开西藏的大门。从东印度公司波格尔入藏之始，西藏和周边诸部成为西方国家关注的地域。在大约300多年的历史中，形成了大量的关于西藏的英文、法文、西班牙文等档案、著述，所以也给今人从事西藏近代研究丰富的资料。20年来，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增速迅速，内容异常丰富。 1.近代英国侵略西藏研究 近代英国侵略西藏是传统的研究主题，早在上世纪80年代即已开展。1998年以后，逐渐形成了以侵藏人物、侵藏战争和侵藏事件等为主题的研究系列，可分为几个时段：第一，1888年第一次侵藏战争前后，英印在喜马拉雅山地区的活动。学术界对此期间的隆吐山战役、清朝应对、藏哲边界、西藏政局均作了大量探讨。第二，1890—1904年间，英国逼迫中国签订关于边界、商务、赔款的条约，学术界主要针对英俄角逐、中英涉藏交涉做了探讨。第三，1914年“西姆拉协定”到1947年印度独立期间英印对西藏的侵略活动。仅以著作而言，21世纪以前，学术界已经在上述领域形成了大量论著。2000年出版的周伟洲主编《英国、俄国与中国西藏》是国内首次大量利用印度事务部档案，以详实资料展现了近代西藏饱受西方列强侵侮的历史，成为这一研究的里程碑。此后，吕昭义《英帝国与中国西南边疆：1911—1947》则综合了中英文多种材料，从世界史的视角探讨了英帝国的亚洲战略与侵藏活动。陈谦平《抗战前后之中英西藏交涉（1935—1947）》、张永攀《英帝国与中国西藏（1937—1947）》，则利用英国印度事务部档案从诸多角度对英国与西藏进行了阐述。梁俊艳《英国与中国西藏（1774—1904）》对晚清时期，英帝国如何筹谋西藏做了历史学的考察。冯明珠于2008在内地出版了《中英西藏交涉与川藏边情》，对19世纪末的英国和西藏周边以及川藏做了整体性考察。张皓于2016年出版了《1927—1950年中英两国关于西藏问题的较量与争论》。以上这些著作基本都是基于英国外交部和印度事务部档案，但在视角和分析方法上有着诸多不同。[74]当前，近代英国侵略西藏这一传统课题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高水准的论著较多，国外学界的经典著作也逐渐被译为中文。例如邓锐龄、梁俊艳在期刊上摘译了英国学者兰姆的著作。之后，梁俊艳又整本翻译了兰姆的两本著作。[75]从国际法、国际关系、社会史角度出发来观察英国侵藏史对于维护西藏主权、深化西藏地方史具有重要意义。例如，冯建勇曾关注到英俄的战略角逐对西藏的影响，卢秀璋则从法律角度来分析英国非法出台“西姆拉条约”和民国时期西藏法律地位。[76]就近代英国侵藏这一主题而言，学界发表论文多达数百篇，主题多涉及西姆拉会议、侵藏人物等。例如，新世纪以来，秦和平、卢秀璋、孙宏年、李国栋在柳陞祺开创研究的基础上，从文本、档案、外交策略等各角度对“西姆拉会议”进行了推进研究。[77]伍昆明在完成《早期传教士进藏考》之后，也发表了力作。[78]还有梁忠翠、梁俊艳、张永攀、张双智、张皓、张志勇等人从侵藏事件、涉藏人物诸如古德、惠德、贝利、荣赫鹏等入手来进行相关研究。[79] 2.美国与西藏关系研究 美国与西藏关系研究是近20年来开拓的新领域。囿于史料，21世纪前的美国与西藏关系研究成果较少，仅限于探讨美国在“二战”前期通过托尔斯泰—多兰使团与西藏进行联系的史略。近年来随着美国国会和中情局材料的公开，国内学界对这一领域展开了深入研究。FRUS是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其中大量材料来自美国国务院、中情局，国内学者王琛较早利用FRUS材料进行了探讨，[80]这是继张植荣在1994年出版《国际关系与西藏问题》之后的力作，此文发表后引起国内学界的关注。王琛随后利用FRUS对美国在1959年西藏叛乱中的反应又做了探讨。李晔之后推进了一研究，将美国的西藏政策与美国的亚洲总体战略结合，认为美国在西藏奉行的是实用主义与冷战思维的结合，该文也用到了FRUS。[81]此后，骆威又利用FRUS、中国平叛档案、回忆录等史料,阐明了1952年到1961年西藏叛乱前后美国对藏政策的变化。[82]胡岩等学者则对“二战”期间美国与西藏的早期联系做了研究，得出“美国曾经将西藏视为中国的一部分”这一较为重要的结论。[83]关于1949年前后中情局和西藏关系，张皓针对汤姆斯父子入藏插手中国西藏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84]总的来看，国内关于美国与中国西藏关系研究有几个特点：一是FRUS的应用已经很深入，而且与中美关系史的发展形成了紧密结合。二是研究内容集中于上世纪50年代，然随着台北“国史馆”档案的不断开放，这一领域依然有研究的空白。三是程早霞、郭永虎等人将研究时段拓展到上世纪50—70年代，且刊译了部分档案，[85]已培育了新的研究团队。 3.近代日、俄、德与西藏关系研究 近代日、俄、德与西藏的联系比较密切，但受学界关注较晚。涉日方面，以秦永章为代表的学者对《西藏游记》、《西藏潜行》以及河口慧海、木村肥佐生、西川一三、野元甚藏的西藏活动等做了深入探讨。还有人对明治时代的寺本婉雅和《藏蒙旅行记》进行研究。由于日文史料的相对匮乏，这一研究领域的剩余空间已比较小，目前专著仅有秦永章著《日本涉藏史》问世。[86]涉俄、德方面，学界对之关注更晚，该研究在上世纪始于王远大，此后周伟洲、陈春华等人也做出了相关研究，尤其是周伟洲《英国、俄国与中国西藏》一书成为代表性著作。之后李登贵在1999年译发了《布尔什维克在西藏的秘密外交》一文，这是国内学界较早翻译苏联与西藏关系的著述。[87]关于《蒙藏协约》，周学军就蒙古方面签字人职衔问题与王远大等提出了商榷。[88]也有学者对俄国侵略西藏的整个脉络进行了梳理。[89] 2012—2013年陈春华在《中国藏学》陆续发表了与西藏相关的《俄国外交文书选译》系列文章，之后在翻译俄人档案汇编的基础上编译《俄国与西藏：俄国档案文件汇编（1893-1914）》一书，这一主题研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90]近代德国与西藏的联系研究领域，主要集中于赵光锐的成果。[91] 4.西藏与周边关系及文化交流研究 乾隆年间廓尔喀发动了与西藏的战争，清朝平定其乱后，尼泊尔在近代与西藏依然保持着密切关系。周晶、邱熠华、张永攀等对近代以来的廓（尼）藏关系进行了探讨，[92]但随着尼泊尔国家档案及相关藏、汉文档案的开放，廓尔喀研究依然值得进一步发展。台北“故宫博物院”所存“廓尔喀全档”的开放，对此研究的深化即有推动作用。关于拉达克史研究，孔令伟《1724—1768年间拉达克、西藏与清廷间的欧亚情报网》是一篇资料扎实的文章。此外，还有房建昌、张发贤等对拉达克的地理和政教关系的研究。[93]关于西藏与周边的人员及文化交流，房建昌探讨了19世纪前半叶哈萨克族三次从新疆流入西藏的记载。[94]周传斌则主要以清真寺修建为标志，考察了伊斯兰教传入青藏高原的历史过程。[95]次旦顿珠对西藏世居穆斯林做了进一步考察。[96]阿卜杜勒·瓦希德·拉祖的《西藏商队》记录了20世纪40—60年代的西藏及周边，也受到关注。[97]还有人关注到西藏局部地区诸如阿里地区的伊斯兰教传播情况。关于基督教在西藏的传播史，伍昆明已做过研究，伍先生去世后，近年涉此学术成果鲜少，但刘瑞云等对19世纪中叶巴黎外方传教会内部关于成立西藏传教会情况的研究，显现了较高学术水准。[98]扎洛近年来在整理《哲孟雄王统史》藏文本的翻译基础上，发表了有关哲孟雄的文章，并著有《清代西藏与布鲁克巴》一书。[99] （三）中印边界争议问题研究 中印边界问题是中国边疆史视域下西藏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21世纪初中印关系的提升与跌宕也带动了中印边界研究的走向。由于数字资源与全球档案交叉检索的便利化，中印边界问题研究从传统的史学研究转向了以国际法、国际政治学、地理学与史学相交叉的学科中。中印边界研究成果可归纳为三类：第一，中印边界西段研究。“约翰逊线”、阿尔达线”、“马继业—窦乐奈线”的非法划定依然是西段边界的核心研究内容。[100]但总体而言，中印边界西段研究的论著数量较少，这与中印边界西段争议区大多由我方控制有关。第二，“麦克马洪线”研究。这是中印边界研究的传统课题，也是中印边界东段争议的核心问题。吕昭义充分利用了英文文献，其对19 世纪中印边界东段的协定文本与阿萨姆的研究是开创性的。[101]还有一些学者利用外档，分析了英国在藏南的勘察活动以及英印以色拉关为界重定“中印边界”的政策分歧等。[102]至于国民政府如何看待“麦线”，有学者提出这经过了两个阶段变化，这种划分方法具有合理性。[103]另外，也有学者关注到了抗日与麦克马洪线之关系。[104]第三，关于中印边界锡金段的研究。2017年随着“洞朗对峙”的发生，学界涌现了不少相关论文，但关于清代哲孟雄与西藏的界务关系，还有待深入研究。[105]从著作而言，《中国近代边界史》是边界史研究的代表性著作。[106]2013年出版的《大国疆域》也有部分篇幅涉及中印边界史，[107]但该著作的主要内容为建国后的涉边问题，且以材料叙说为主。 以国际关系角度切入中印边界史研究是一种新方法。例如，有学者结合“危机研究”、“战争决策”，以国际关系理论分析1962年中印关系下的边界问题。[108]当然，也有学者指出这种危机扭转的方式也意味着中国政府并没有放弃以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方式，提出中方的策略曾分三步走：一为政治，二为军事+政治，三为外交+政治。[109]这种观点表明中印都持以灵活的边界战略。但是，这也导致了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中印都回避矛盾、冲突，而从根本上未能使边界问题解决。[110]不过，戴超武认为，中国对边界战争的反应凸显了中央对藏政策的重心所在，即“西藏内部的政治稳定及中央治藏战略的顺利贯彻，要比正在显现的领土争端更为重要”，由此产生了“暂维现状”政策。[111]对战争本身的研究，尚劝余以“三题”为框架，提出中印两国若有“耐心”来解决问题则战争可以避免的观点，颇具有新意。[112] 总之，从边疆内、外两个层面来看，近现代西藏研究有三个趋势：第一，近代西藏治理的研究随着清代、民国西藏地方档案的逐步开放也在走向深入发展，除了从微观角度来观察历史史实外，结合政治学、国际法、社会学、经济学等研究的成果也在不断增加。第二，英印、日本、美国与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研究领域，总体论著已经比较多，而且可用的英文、日文等语种的材料在近年来重复使用比较多，要发掘新的研究领域可能存在一定困难。第三，清代以来，西藏和廓尔喀、哲孟雄、布鲁克巴等存在着紧密关系，遗存有大量尼泊尔文、藏文的相关档案，其中涉及西藏地方的军事行动、边界争议、民生纠纷等等，均未得到大量开发利用。第四，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在西藏的实施和面向南亚陆路大通道建设，当代中央政府西藏治理、援藏工作、西藏对外开放史等研究领域是学者关注的重点领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