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藏文化对同样是生命的牦牛和冬虫夏草有着相同的文化规约，可如今青藏高原上的农牧民对牦牛依然惜杀惜售，对虫草则过分采集。农牧民的不同行为，呈现了环境、市场和生计适应之间的复杂关系。从“长时期—整体性”角度来看，农牧民的生计适应主要是生态适应，“短时段—部分性”的生计适应就未必如此。“长时期—整体性”与“短时段—部分性”生计适应之间，既一以贯之，又有所变化。惜杀惜售和过分采集，显现了农牧民生计适应中的双重逻辑，但市场适应未能取代生态适应；生态适应和市场适应都是牧民的自适应，甚至显示了政府尊重农牧民选择的自适应与他适应的有机结合。双重适应并存，意涵着藏民族内部存在着自然—经济—社会关系的复杂样态，需要进一步研究经济如何更适宜地嵌入到自然和社会文化之中，即引导和规制“短时段—部分性”的市场适应，并将其合理地契合到“长时期—整体性”的生态适应中。 关 键 词：藏民族;农牧民;生计适应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中的引领型市场体制研究”(18BSH053)。 作者简介：李雪萍，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湖北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 武汉 430079 藏族地区正在经历着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农牧民生计选择越来越多样化，生计观念和行为存在差异甚至冲突。例如，面对同样是生命，在藏文化中有着相同规约的牦牛和冬虫夏草，农牧民对牦牛依然惜杀惜售，对虫草却过分采集。两种不同的生计适应，显现出生计环境剧烈变化时农牧民对传统的坚守与突破，这其中隐含着市场、环境与农牧民生计适应的复杂性。 一、市场、环境和生计适应的研讨 市场经济学派认为市场刺激是农牧民生计转变的主要动力，例如亚当·斯密、舒尔茨、弗兰克·艾利思认为农牧民是理性的经济人，市场竞争与个人追逐利润相结合导致生计方式变化，但他们尚未注重环境变化以及相应的资源利用的变化。①社会经济史的相关研究修正了这一解说，认为农民会顺应环境变化，并追求效用最大化。例如张家炎认为：“农民对变化的环境表现出灵活的适应性，环境因素在农民经济抉择中扮演了比市场激励重要得多的角色……农民选择某种作物或谋生方式主要是应对多变而脆弱的环境以确保维持生存。”②有不少学者认同农民的生计适应是效用最大化而不是利润最大化，是生存理性而不是经济理性等。自然，这样的认知来自对农民“长时期—整体性”行为的考察，有很强的解释力。不过，这并未讨论农民“长时期—整体性”生计适应影响下的“短时段—部分性”生计选择以及两者的关系。一般说来，两者之间既可能一以贯之，也可能存在差异甚至相互冲突。前者构成了后者的场域，“长时期—整体性”的思维、文化理念等会形塑“短时段—部分性”的生计适应，但环境或市场剧烈变化时，农民的生计选择会在多大程度上坚持或突破已有的惯习? 在青藏高原的高寒牧区，我们观察到了农牧民生计适应中的矛盾行为。惜杀惜售是藏民族的传统价值观念，不仅针对牦牛，而且针对一切生命。目前，农牧民对牦牛惜杀惜售，牦牛出栏率比较低。冬虫夏草有头、有脚，也是一条生命，但农牧民却过分采集。过分采集主要是指众多采集者竭泽而渔地采集，以至于虫草资源陷入了不可再生的危险，也严重破坏了草场和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在相同的自然环境下，对有着同样禁忌的牦牛和虫草，农牧民的行为不一，原因何在?或者说，在农牧民的生计适应中，环境比市场重要还是相反?抑或是农牧民在环境、市场与文化制约中权衡?上述问题指涉了农牧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生计适应问题。有学者认为农牧民在市场化取向的农牧业发展中，生计适应由生态适应逐渐转变为市场适应，并带来极大危害，有必要走出竞争性农牧业背后单一的市场逻辑。③农牧民的生计适应，既有自适应也有他适应。自适应是指心理上的自我调适以及调整种养殖结构、外出务工、自主性迁移等；他适应是指得益于政府的制度设计和政策支持而不断适应等。④青藏高原上，农牧民对牦牛的惜杀惜售与对虫草的过分采集，这是怎样的生计适应?或者说，这如何展演了农牧民生计适应中的“长时期—整体性”与“短时段—部分性”之间、生态适应与市场适应之间的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