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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惜杀惜售：藏民族坚守传统的“长时期—整体性”的生计适应 很多人认为宗教观念使得藏族牧民们对牦牛惜杀惜售，也有学者从经济和生态的角度分析认为，惜杀惜售符合青藏高原的环境特征，是藏民族的生存智慧，显现了藏民族“长时期—整体性”的生态适应取向，也是牧民的自适应。 惜杀惜售是我们行走藏区观察到的常见现象。在藏区内外，很多人认为牲畜出栏率低是因为藏传佛教信奉万物皆有灵，其首条戒律就是忌杀生灵。⑤起初，我也是如此认知。2009年7月，我在甘孜藏区雅江县杰珠村驻村调研。一日早上，我去珠珠家里拜访。之前，得知珠珠家是村里的富裕户，有200多头牛，珠珠还是县农牧局的退休人员，有退休工资。怀着一种拜望富裕户的心境来到珠珠家里，可眼见的他家并非我想象的富裕，甚至感觉不像富裕户，因为他家的房屋、室内装修及室内陈设都很简单。他家三层的楼房，是村里很常见的；室内未见到很多家庭常见的藏式绘画；客厅的木地板上还有直径2-3厘米的小洞若干，坑洼不平；没有值钱的家具。有两个下午，我都在珠珠家里聊天，也辅导他孙儿的暑假作业。这两个下午算是相对仔细地观察了他家的生活情况，珠珠也非常仔细地跟我摆谈他家的收入以及支出。亲眼所见以及摆谈感受，珠珠家并不富裕，反而比较清贫。当时我很纳闷，家有200多头牛，还种了十几亩地，经济负担也不重，怎么生活得如此清贫? 带着这个疑问行走藏族地区，我不断感受到了藏族农牧民与我们之间在价值观念上的差异。我们在市场化背景下养牛，要么协助耕作，要么销售，使自己更富裕。但是，藏族牧民养牛，不是为了出售赚钱，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养而养”。依我们的价值观念，对牦牛“为了养而养”是难以理解的。很多人对藏族牧民如此养牦牛的解释是，这内源于藏文化规约下的惜杀惜售。例如藏区一位农牧局干部跟我说：“畜牧生产规律是：3-4岁的牛是最好的，5岁之后渐渐变老，纯粹吃草，浪费草。正常情况下，牧民最好是卖掉3-4岁的牛，然后养幼畜。我们县现在20多万头牲畜一般是5岁以上的老弱病残。现在，牧民有了草场补贴，有的一家一年就有7000元，有了钱后更不会卖牛。草原生态补助属于民生工程，钱不得变动，直接打到牧民的卡里。有的牧民还是想卖点牛，但是不敢卖。”谈到牧民很少卖牛的原因，有人说：“我们这里，老乡们不大敢明目张胆地卖牛哦，如果他白天卖，庙子里头的看到了，就要说不给他家念经。这样的话，老乡就害怕了噻。有的老乡，硬是偷偷摸摸卖牛，晚上天黑了，用车子拉走。这样整噻，价格就压低了，老乡很吃亏的啊!”这里的讲诉呈现了农牧民很少卖牦牛的情况及其主要原因是“庙子里头”。“庙子里头”所表达的意思就是以寺庙为代表的宗教力量及其文化观念等。 我们确实发现康藏地区的牲畜出栏率比较低，在个别地方甚至存在一定程度的“牧民为牲畜养老，政府为牧民养老”现象。牲畜的出栏率较低，牧民会把牦牛养到老死，即牧民为牲畜养老；牲畜较少出栏，牧民的货币收入来源非常有限，部分人主要依赖政府发放的各种补助，即政府为牧民养老。“牧民为牲畜养老，政府为牧民养老”是牧民自愿的生计选择，但在实践中却形成政策设计与执行结果的相悖，即政府实施退牧还草、饲料补助等一系列草原生态保护措施等，本意是让牧民们有较好的保障，不再更多地依赖养殖牲畜去获取资源，以便更好地保护草原，但实际结果却是这些制度的实施基本满足了牧民的货币需要，他们更不会出售牲畜换取货币，这使得养殖的牲畜数量不但未减少，反而不断增加。也就说是，一系列社会政策的实施反而违背其初衷，在无形之中助长了牲畜量的增加，草原牲畜量不断增加又更进一步破坏了草场。这种情况下，虽然政府也在不断地鼓励农牧民合理出栏，但收效甚微。 虽然很多人强调“庙子里头”对农牧民惜杀惜售的影响，但也有不同认知，例如有当地人认为牧民惜杀惜售的主要原因在于牦牛的市场价格太低，不具有足够的吸引力。一位甘孜藏区人跟我说：“我们是牛背上的民族，靠畜牧业维持生存和发展。目前的状况只是阶段性的，始终不杀生、不出栏是不可能的，现在没有找到突破口，也就是牛肉价格还没有体现它的价值。虽然因为佛教角度而惜杀，这确实是影响出栏的因素，但这只占30％—40％。问题的关键是，杀了牛只卖2000-3000元，牧民觉得少了，牧民挣得到这个钱。还有，出栏的一般是公牛，母牛下崽产奶，一般不会卖的，但是喂养几年后，有了感情了，不忍心杀。所以，关键还是没出现合适的价格。你看哈，虫草照样是一条命，但是老百姓照样挖、照样卖。我觉得如果牛肉卖到很高的价格，牧民一定会卖牛。一些人不愿意从畜牧业致富的原因还是价格问题。”这位藏族人是从市场价格的角度解释出栏率低，虽然有这种认知的在藏区还是少数。当然，还有一些解释我没有听到，却在学术研究中可以看到。 在学术研究中，除了基于宗教文化观念的“不能”之外，还有基于情感原因的“不忍”，基于生存智慧的“不要”，基于市场交换的“不必”、“不便”等。这些都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农牧民惜杀惜售的原因，也可以看出惜杀惜售是一种藏族农牧民与自己、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计方式。 “不忍”：重情甚于重利，“亲缘”超越“食物来源的利益链”。藏族牧民与牲畜共生共存，形成了一定程度的“亲缘”，他们看重这份“亲缘”，甚至超越了将牲畜作为食物来源的利益链关系。藏民族的传统观念中，牲畜是家庭的一分子，最起码是朋友，别说杀之，就是售之也难以割舍。⑥调研时，当地一位藏族干部跟我说：“老乡们不大卖牛，其实是情有可原，有一个‘情’字在里面。牛养了好多年，喝它的奶、吃它的奶渣，有了感情呀!等它老了还要杀了它，吃它的肉，哪个下得了手嘛?老师，你们是汉人，不戒杀，但是自家养的狗陪伴自己好多年，还下得了心杀了它吃肉?可能是狗死了，你们都得伤心好久吧?” “不要”：抵御风险的生存智慧，保值增值的最佳方式。面临严酷的生存环境，惜杀惜售是牧民们有效抵御自然风险的生计策略。牧业生产的自然风险大于农业生产，青藏高原上牦牛生长的高寒牧区的自然风险更是大于以内蒙古地区为代表的草原牧场和以新疆地区为代表的山地牧场。⑦首先，农牧民惜杀惜售以求得规模效应，这是不得已的选择和本能反应。因为青藏高原上，气候寒冷，植被稀少，牲畜饲养周期长；自然灾害多发，畜群数量较大有利于抗灾，也便于灾后恢复。⑧其次，牧群稳定与壮大是最重要的财富储蓄方式以及保值增值方式。在自给自足经济下，畜群是财富的象征，也是最盈利的储蓄产品。能够让财富再生财富的产品就是最好的储蓄，保存牲畜和粮食就是最好的储蓄方式。尤其是牲畜还可以再生牲畜，是最理想的保值增值产品。 “不必”、“不便”：市场影响下的理性选择。不必售卖，是因为售卖收益未达到预期；不便售卖，是因为偏远，销售困难。较远的空间距离和落后的运输条件，使得交换成本较高；中间交易商的管理能力和财务能力不足，无法承担大规模的销售活动；牦牛产品的市场信息缺乏，农牧民难以及时准确地估计市场和价格走势；自给自足的畜牧生产制约了当地畜牧经济融入跨区域市场。⑨ 除了上述解说之外，我认为惜杀惜售根源于藏族地区农牧互补的特殊经济结构。如果说情感、智慧、交易条件等是农牧民对牦牛惜杀惜售的直接原因，那么青藏高原上农牧互补的特殊经济结构，或许是内在根源。农牧互补是青藏高原农牧民千百年来适应自然环境的生计方式，其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农牧互补是指以农耕为主的农户的种养殖相结合，即农户以种植为主、以养殖为辅。农户种植青稞、豌豆、马铃薯等粮食作物，并将秸秆等储存起来，到冬天缺乏饲料时喂养牛羊；农户养殖牛羊，不仅食用，还提供燃料和肥料，牛还是劳动帮手。有的家庭连老畜、病畜和残畜也不愿意出售和宰杀，农户的解释是它们还能够产出燃料和肥料。牲畜的规模直接影响耕地的产出，牧旺促进农旺、农旺反哺牧旺的农牧互补不仅普遍，而且是农区、半农半牧区的基本特征。⑩广义的农牧互补是指农区和牧区之间的产品交换。农区主产粮食，牧区主产畜产品(海拔太高，无法种植)，它们需要通过产品互换，满足各自所需。农牧互补表现了农区、半农半牧区和牧区之间的唇齿相依。 上述多种解说，从不同侧面阐释了农牧民惜杀惜售的原因。总体说来，农牧民对牦牛惜杀惜售是当地自然—经济—社会—文化复合生态系统形塑的“长时期—整体性”的生计方式，这是青藏高原特殊的自然、经济、社会以及藏文化长期作用的结果。在市场化发展迅猛的今天，农牧民对牦牛依然惜杀惜售，这既是牧业生产的路径依赖(11)，也是文化惯性。换言之，惜杀惜售是青藏高原上农牧民生计的生态适应以及生存智慧。他们在生计适应中依然遵从传统，并未因市场价值的追逐而彻底放弃传统。面对农牧民如此的行为选择，政府更多的是尊重，采用平衡策略。政府希望农牧民增加收入、减少贫困，也减轻草原过度放牧现象，所以鼓励和协助农牧民合理出栏，但不强制性干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