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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过分采集：藏民族突破传统的“短时段—部分性”的生计适应 在同一时期的相同文化规约下，虫草却没有牦牛幸运，过分采集是农牧民因为虫草价格突然猛升而形成的生计适应，体现了利益追逐的另一面向。生态人类学家们认为，存在几千年的采集生计已经处于濒危边缘，只留下纯粹的形式。然而，在今天的高海拔藏区，古老的采集业却在新的语境下，以不同以往的形式重新焕发生机。长期以来，藏区传统而稳固的生产结构是以种养殖为主，伴以少量野生药材(虫草、贝母等)和食材(菌类，如松茸等)采集。如今，在虫草主产区，虫草采集成为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部分基层政府甚至把虫草采集作为当地的支柱产业。(12)青藏高原“新采集经济”重现，是因为虫草采集有很高的收益，却只需要较低的成本。虫草采集让青藏高原上的农牧民们既突破了藏文化中不许动土的禁忌，又淹没了藏文化熏染下淡泊利益的惯习，换言之，是市场左右了农牧民在虫草采集方面的生计适应及其背后的心理和意识。直观地看，虫草采集是高原农牧民适应市场而优化的生计选择，但过分采集破坏虫草资源和草原环境，从长远来看，就未必是良好的生计适应了。 1.虫草由籍籍无名到价超黄金，人们从极少采集到过分采集 冬虫夏草对生长环境有很强的敏感性，只生长于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海拔3000米以上、雪线以下的高寒、缺氧、低气压的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的地区，主要是西藏、青海、四川、云南、甘肃的高寒草甸草原。历史上，虫草价格极其低廉，因为生长地相对偏远，交通不便，很少有人采集。20世纪60年代，在西藏，一千克虫草仅仅可以换取两包单价3角钱的香烟；20世纪70年代，西藏自治区医药公司虫草的国家收购价大约为20元/千克，1983年为300元/千克。但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虫草价格一路飙升，甚至让黄金黯然失色。受中国内地以及东南亚、日本市场需求的影响，1995年虫草销售价格上涨到约2000元/千克。进入21世纪，虫草价格的上升一发不可收拾。每千克虫草价格，2003年突破3万元，2006年、2009年、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2015年分别为8-9万元、15万元、18万元、19万元、25万元、22万元、40-60万元。上述只是产地价格，在北京、上海、广州、东南亚等地，价格更是高得疯狂，例如北京同仁堂的销售价格是62.8万元/千克；青海春天集团的“极草”售价超过70万元/千克，个别加工产品平均每克售价更是达到千元以上。在利益驱使下，20世纪90年代至今，虫草市场控制了虫草产出地的土地、劳动力价格。(13) 与高昂的价格相比照，虫草的采集成本却比较低。采集虫草不需要较高的技术，更不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一般说来，有行动能力且取得许可证者，便可采集虫草。虫草采集手段简单，最重要的是要视力好、看得见，于是许多家长都喜欢带上还在读书的青少年一起去采集。低投入、高收益，使得每到虫草采集季，采集人员便蜂拥而至。例如西藏那曲，“每年虫草采集季节，6个虫草产地县的53个乡(镇)共648个采集点里聚集了约15万个采集人员。”(14) 2.虫草采集缓解贫困，却破坏环境，危及虫草资源本身 虫草采集缓解贫困的效应非常明显。首先，在西藏，虫草已经成为影响西藏经济的一种重要战略资源，虫草产区农牧民的收入主要来自虫草采集，虫草产业成为主产区的支柱产业。据估计，西藏自治区有1/3农牧民的主要收入来自虫草。(15)那曲的11个县中有6个县产虫草，涉及农牧民28万，其中4个县近18万人以虫草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甚至是生存的主要依靠。这部分农牧民占那曲人口的40％以上，虫草收入占其整体收入的80％以上。据官方统计，如果按市场价格估算，2013年那曲地区虫草产值相当于地区总产值的2/3。那曲虫草主产地的虫草采集收入“逐渐超过放养牲畜所得的经济收入，从而走向了轻牧业、重虫草的发展方式，虫草俨然成为6个虫草产地县的支柱产业”。其次，虫草主要分布于高山草地，这些地方多数是牧区，因此，更为贫困的牧民得到的实惠更大，以致于牧区日趋增多的无畜户、少畜户都能维持生活。再次，虫草采集改变了贫困人口分布及贫困的微观格局。(16) 目前，虫草采集如火如荼，却已经陷入了越挖越少、越少越贵、越贵越挖的恶性循环，虫草面临着由可再生到不可再生的危险，菌源枯竭，虫草资源濒危。如不加以保护，虫草资源将会灭绝。(17)而且，虫草产业一旦崩塌，会有大量人群返贫，甚至形成新的贫困。 学者们认为，经过20多年的过分采集，冬虫夏草资源量下降：总产量下降，并已到达极限；分布面积缩小；分布区域由较低海拔到更高海拔；单位面积的虫草生长数量大幅下降；虫草个体变小、质量下降；牧民在同一产地的实际采集量逐年下降。(18)虫草资源量下降，源于竭泽而渔的采集方式破坏了虫草的生长链。学者们将目前的虫草采集方式称为“掠夺式采集”“扫荡式采挖”或“破坏性采挖”等。其特点一是采挖人员多，产区的、非产区的农牧民和无业人员都趋之若鹜；二是采挖时间长，每年虫草尚未出土前，各地采挖者已云集产地，一旦虫草出土，每片产地每天都要经过3-6批采挖者的搜寻，采挖直到当年最后一批虫草为止；三是采挖彻底，采尽采绝。牧民认为虫草是草之精灵，虫草长得好的地方牧草也好。过去，牧民采集虫草常常注意以下环节：避免虫草成熟前上山采集；避免将其采尽；刨除虫草后及时将草皮回填，以保证牧草的生长。现在，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驱使下，人们见到虫草就采，很少考虑明年是否还可以生长。过去，人们不采挖寄主虫体空瘪的虫草，如今不管生长在什么时期，见到就挖，哪怕虫子腐烂，仅剩子实体，也要采挖。这样年复一年地采挖，首先使得虫草菌无法传宗接代，导致菌源濒危、枯竭。其次影响虫草寄主：采挖直接伤害寄主蝠蛾昆虫，寄主减少；寄主的饲料植物头花蓼、珠芽蓼、小大黄等多个品种锐减；影响寄主幼虫、成虫生活史的完成等。(19) 青藏高原的草原相对贫瘠，高寒草场占80％以上，其黑土层一般都较浅，只有5-8寸厚，一旦植被被破坏，很快就会转化成石砾和沙粒，并极容易迅速扩展，危害其他草场。(20)人们无节制地采挖草场上的各种虫草、贝母、菌子等可以轻易运输和交易的资源，破坏了生物链，降低了草地物种多样性、盖度和地上生物量，既不利于虫草的生长，更是破坏了生态环境。近年来，完全禁止采挖虫草的社会呼声越来越高。(21) 虫草采集在几个环节上都会破坏生态环境。(1)采挖期恰恰是草甸复苏期，采挖使得草甸恢复困难。(2)采挖中，如不回填，会直接伤害草皮。杨文凤等人的实证调查显示，采集一根虫草所需草地面积平均为23.9平方厘米(22)。采挖之后，如果回填，破坏程度减轻，因为第二年在原地方可以长出草来，或许还可以长出虫草；如果不回填，破坏就很严重。(3)庞大数量人员的采集给生态环境带来过重的负荷，甚至直接性的破坏。搭建帐篷住宿、生火做饭或组建食宿店等，直接损害植被；采集者一般开汽车、拖拉机、摩托车等来到采集地，车辆碾压过的地方就不再或者很难长出草来；砍伐灌木生火做饭，破坏林地；留下大量生活垃圾，污染环境等。(4)虫草集中采集期结束后，外地人继续采集剩余虫草及其他药材，破坏还在继续。(23) 3.虫草依赖：潜藏诸多风险且淡化着已有的大地伦理 “新采集经济”形塑了一定程度上的“虫草依赖”。“虫草依赖”主要是指农牧民将虫草采集作为主要生计方式，基层政府将虫草经济作为支柱产业。首先，部分农牧民的生计更多地依赖虫草采集。因为虫草采集是农牧民货币收入的主要来源，农牧民不论是基于观察还是主观心理感受(不愿意看见更不愿意承认虫草日渐减少以及价格可能会回落)，更多地认为虫草可永续采集、虫草会一直维持较高价位。其次，在虫草市场发展很好的这一时段内，一些县乡将虫草采集作为支柱产业，相对轻视畜牧业的进一步发展。 “虫草依赖”可能潜藏诸多风险。面对环境变化和市场波动，农牧民的生计往往表现出较高的脆弱性。(24)如果过分采集确实使得虫草面临不可再生的危险，那么虫草可永续采集、虫草市场会一直发展得很好也许就是一种幻象。因为虫草市场会不会发展得很好，虫草价格会不会一直上涨，这些都是不确定的。虽然冬虫夏草作为一种药材备受市场追捧，但国内和国际市场对它的需求是有限的。而且，过度采集已经严重威胁到了虫草的可持续生长和原本就很脆弱的高原生态。这使得地方政府近期出台的一系列关于生态保护的政策都与发展虫草经济的导向不相一致，因为政府必须处理好满足农牧民现实利益与顾及未来发展的关系、增加农牧民收入与破坏生态的关系。由于农牧民对虫草市场未必客观的认知，可能使得虫草依赖也未必明智，例如即期的生计选择中重眼前，轻未来；过分注重虫草采集，轻视牲畜养殖，忽视其他技能的学习；缺乏良好的消费规划，不注重财富积累以增强家庭抗逆力等。一旦冬虫夏草采集量和价格急剧下降，农牧民收入也许会急剧下降，风险极大(25)，甚至很有可能由此返贫。 虫草依赖的生计适应淡化着藏文化深厚的大地伦理。原本藏族社会的“文化传导性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惜爱生命的宗教滋养”，依照藏族人的传统禁忌，破土挖山会触犯山神。农牧民知道肆无忌惮地采挖会伤害自然生态，但是受巨大利益驱使，农牧民依然不断采集，表明“大地伦理日趋淡化”，这比自然环境的恶化更为危险。(26)不过，藏族农牧民自身也在为此经受着精神折磨，虽然他们一方面采集虫草换取收入，一方面又在内心非常抵触“无所畏惧的牟利者”。(2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