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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多样化的生计适应及其调适：市场适应宜整合进生态适应中 相同的文化规约下，藏区牧民对牦牛的惜杀惜售以及对虫草的过分采集，显示了农牧民生计的双重适应：前者是“长时期—整体性”的生态适应，后者是“短时段—部分性”的市场适应。前述张家炎对农民长时期生计方式适应的判断，同样适用于解释青藏高原上农牧民养殖牦牛但惜杀惜售，因为这是农牧民应对脆弱环境，以维持生存的“长时期—整体性”生态适应的智慧。农牧民注重牦牛的存量和增量，而不注重市场交换，况且牦牛的市场价格确实尚未高到可以让他们放弃已有智慧的地步。但是，这并不排斥突然间市场价格疯狂飙升而成本极低的虫草市场的兴起和持续，轻易就俘获了农牧民，使其突破已有禁忌而过分采集。一时间，农牧民遵从了市场逻辑，而忽视了生态环境保护。所幸的是，双重适应中，市场适应未能取代生态适应。长期以来，青藏高原农牧民的生计适应最为重要的是生态适应，基本没有市场适应，即使是广义的农牧互补，农民和牧民各自的生计最为注重的是与生态环境相适应，即农区不是为了与牧区交换而种植，牧区也不是为了与农区交换而养殖。今天，在虫草价格飙升的强力驱动下，农牧民大肆采集，呈现出强烈的市场适应特征，即市场适应在一贯性的生态适应中突然猛烈地膨胀。但藏民族“长时期—整体性”的生态适应与“短时段—部分性”的市场适应并不具有相同的地位。如今，农牧民的生态适应是根本性的，突然兴起的市场适应并未彻底取代漫长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生态适应。也就是说，农牧民与自己、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逻辑并未被获取利益的逻辑所彻底取代。换言之，生态适应和市场适应在藏族民众思维中的分量依然轻重不一，生态适应依然是农牧民最为重要的生计适应。 对牦牛的惜杀惜售和对虫草的采集，两者基本都是农牧民的自适应，前者甚至显示了政府尊重民族文化的自适应与他适应的有机结合。强舸在考察小麦怎样走上藏族民众的餐桌后认为，藏族在不同时期会根据情况作出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并主导着现代化和文化变迁的进程。现代化只是文化变迁的宏观背景，宏观影响必须通过具体因素和机制才能实现；文化变迁还要受到很多即时性因素的影响，现代化在不同时期带来的即时性因素是不同的。(28)我们认为，对牦牛惜杀惜售和对虫草大肆采集，是农牧民在生计适应过程中，在不同时期、根据不同的产业特性(牦牛养殖和虫草采集的产业特性差异很大)作出的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环境、传统文化对农牧民的影响是生计适应的宏观背景，也是根本，农牧民对牦牛的惜杀惜售是惯习的延续，是一种理性选择；虫草价格飙升是影响农牧民生计适应的即时性因素，在它的强力作用下，对虫草的大肆采集是农牧民展演出的另一种理性选择。 虫草采集使得农牧民生计类型多样化。参与虫草采集的农牧民，其生计类型由单一的劳动力导向型转变为劳动力导向型与资源导向型的结合。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青藏高原的牧区形成了单一的以牦牛养殖为主的劳动力导向型生计，但突然遇到虫草价格飙升，一时间虫草凸显出其资源价值，由虫草采集也生长出原本不存在的资源导向型生计。(29) 总之，对牦牛惜杀惜售与对虫草过分采集并存，这意涵着藏民族内部存在着社会—自然关系的更为复杂的样态，即藏民族整体性的“整合性”与“保持性”态度下，出现了局部性的“功利性”剧增。青藏高原上，“长时期—整体性”的生态适应遭遇虫草市场的剧烈冲击，于是对虫草毁坏性采集，突出了功利性。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农牧民生计适应中的变与不变，应该说对自然和生命的尊重没有变，延续千年的生计智慧依然流传，但在虫草价格的强烈刺激下，逐利性在增强。可以认为，藏民族原有的社会惯习依然在强烈地规制着社会运行，但当外来冲击足够强大时，农牧民会积极应对，这当中会逐渐衍生出新的社会机制，包括市场。换言之，区域社会在变、各种机制在变，而有的会延续下去。我们需要更为深入地思考的是，如何将诸如虫草采集中显现出来的市场适应契合到藏族社会文化结构之中，即引导和规制“短时段—部分性”的市场适应，并将其合理地契合到藏民族“长时期—整体性”的生态适应中。因为青藏高原上农牧民对牦牛依然惜杀惜售，而虫草从价格极低、极少采集到价超黄金、疯狂采集的过程，展演着自然力量、权力建构、文化价值和信仰体系(30)、市场之间的关联和互相渗透。在不同的时间情境(长期或短期)下，行为空间发生急剧变化(例如某一个要素突然性作用巨大，像灾难发生、权力及其意识形态突变、市场价格突发性飙升等)时，人们生计适应的矛盾性、冲突性油然而生，既有对传统的坚守，也有对传统的突破。底蕴深厚的藏文化的延续，靠文化惯性是不够的，还需要外在的结构性力量持续不断地强化其自然中心主义。这就是说，藏民族长期以来的自然中心主义的生计适应，在遭受市场化的冲击时，需要建构适宜的社会结构。短时期内农牧民个体性的生计策略和手段或许更多的是谋求利益(例如虫草过分采集)，外在的结构性力量遏制这种取向是必须的。因为“如果我们想保护环境，减少贫困和失业，避免恶性竞争的后果，那么自由市场就很有必要由强有力的道德框架、社会凝聚力和有理性的政府干预来支撑。”(3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