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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视野下的中外藏学研究 现代藏学是一个学科群，属于人文科学的一个分支，包含社会科学和部分自然科学的内容。中国藏学研究经过一代又一代专家学者的不懈努力，取得了显著成绩，并在国际藏学界赢得了一席之地。藏学的故乡在中国，但它跨越了国家、民族和社会的畛域，早已走向了世界，成为国际显学之一。藏学是国外著名高校和学术研究机构的中国研究中极为重要的板块。在西方学术界，很多学者把藏学看成是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外许多汉学家（如伯希和、劳费尔等）也是国际上赫赫有名的藏学家。中国藏学研究不仅担负着传承和弘扬藏族优秀传统文化以及为西藏社会发展与进步提供智力支持的职责，而且也担负着抵御国际敌对势力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渗透的重任。围绕中外藏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本报连续刊发系列专版文章，通过中外藏学研究之比较分析，中外藏学研究之交流互鉴，以历史问题研究推进现实问题研究，以现实问题研究带动藏学基础理论研究。 美国藏学发源于19世纪下半叶，其肇始可溯及柔克义（W. W. Rockhill，1854—1914），是他开启了美国的藏学研究。 柔克义的中国研究领域极多，但藏学是其核心，也是其所爱，他曾说，“藏地乃吾终生所好”。因此，藏学研究是他一生最重要的规划。首先，他积极学习藏文、汉文并研习佛学，为日后藏学研究做准备。早在1873—1876年，柔克义就利用在巴黎圣西尔军校求学的时机，师从法国藏学权威、巴黎东方语言学院的藏学家富科（P.-E. Foucaux，1811—1894）和法国国家图书馆的著名东方学家里昂·费尔（L. Feer） 学习藏语及语言学研究方法。1876—1881年，柔克义在新墨西哥州经营牧场，闲暇时继续学习藏文、梵文和汉文。1881—1884年，柔克义迁居瑞士小镇蒙特勒斯期间，将藏文佛经《法集要颂经——佛教大藏经偈颂选集》译为英文（1883）、藏文《解脱经》译成法文（1884），并在瑞士学者恩斯特·勒曼（E. Leuman）和旅欧日本学者南条文雄协助下编译出版了《佛陀的一生》（1884）。本来这些成果已经引起西方学界重视，他要到大学或科研部门谋个职位顺理成章，但是，他的目光一直在中国，他的心思一直在西藏。因此，到中国藏区考察成为他下一步最重要的人生规划。 梵文学者惠特尼（W. D. Whitney，1827—1894）和汉学家卫三畏（S. W. Williams，1812—1884）是最早的具有国际影响的美国东方学家。虽然梵文研究与佛教密切相关，汉学与藏学同根同源，但是他们二人都没有正式涉猎藏学。不过，他们的举荐使柔克义于1884年有机会到美国驻华公使馆工作，为其此后从事藏学研究创造了条件。这份工作本来是无薪的，但柔克义的语言才能使他迅速升为有薪职员。1884—1887年使馆工作期间，他遍访北京的藏传佛教僧人，搜集有关藏区的汉、藏文献，认识了来华考察的达斯。柔克义始终坚持学习藏文，同时努力从汉文史料中搜寻涉藏信息资料。1887年，柔克义得到美国斯密森尼亚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资助，辞职前往蒙藏地区考察。在历次考察中，1887、1891年他两次计划到拉萨，都未能如愿。其考察情况如下。 1887年在柴达木、昌都、甘孜、康定等地考察，考察成果即1891年出版的《喇嘛之国》；1888年12月9日至1889年8月20日期间的北京—上海之行之后，发表了《西藏史地、民族志通考——据汉文史料》；1891年11月30日至1892年10月5日期间在北京—打箭炉沿途蒙藏地区考察，先后出版了《1891—1892：蒙藏旅行日记》（1894）和《西藏民族学札记》（1895）。 柔克义是第一位同时精通汉藏语言文字并学过梵文的美国人，他的语言能力在当时西方学界是凤毛麟角的。正因为他汉藏皆通，且有丰富的中国履职和考察经验，因此他对汉藏文化历史关系的理解比其他学者更为深刻，他提出藏文明起源东来说是有道理的。他认为西人入藏游历虽多，但对藏区缺乏全面了解，原因是他们考察青藏高原较少重视浩如烟海的历代汉文官书、舆地图志和游记杂文等史料。 作为最早涉入藏学研究的美国学者，柔克义与当时的西方藏学界诸如德国、法国、英国学者建立了紧密的学术联系。同时，他还向美国国会图书馆等机构捐赠了其收集的大量文物、蒙藏图书文献等。这些都为日后美国藏学打下了坚实基础。如果把美国的藏学分为三个发展阶段：萌芽期（1940年以前）、成熟期（1950—1970年）、兴盛期（1978年以来），那么柔克义当属萌芽期。萌芽期有这么一位伟大的“编外”藏学家实在是美国藏学之大幸。柔克义无疑是美国藏学研究的先驱人物，他的研究打开了美国认知中国西藏的大门，激励更多后继者前往中国从事藏学研究。同时也推进了美国藏学的产生和发展，初步奠定了美国藏学在西方藏学界的地位。 大学开设藏文课是藏学学院化的标志。有人说1952年美国哈佛大学方在梵文和印度学系增设“藏文课程”，其实早在哈佛燕京学社成立之初，兼任主任的哈佛文理学院院长蔡斯（G. Chase）邀请钢和泰（A. von Stael-Holstein，1877—1937）于1928—1929学年到哈佛讲学时，不但讲授了《佛教神学》《大宝积经译释》（藏汉文释读）、《基础梵文》，还有《中国语20》《中国语21》和《中国语23》，《中国语23》其实就是讲授藏语。听课者除了哈佛师生，还有当时在此游学的李方桂。后来，美国藏学的领军人物威利（T. V. Wylie）就读于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汉学专业并对西藏感兴趣，亦是受到李方桂的帮助与影响。 在钢和泰来到哈佛之前，哈佛已有悠久的梵文研究传统。钢和泰的到来，直接加强了哈佛藏学研究。一方面藏文课得到加强。另一方面藏学研究成果丰硕：专著方面，哈佛出版钢和泰主编的“中印研究丛书”，全部都与藏学相关，而 “哈佛燕京学丛书”同样出版了诸如克拉克（W. E. Clark）的2卷本《两座喇嘛教神殿》（1937）、洛克（J. F. Rock）的2卷本《古代中国西南的纳西王国》（1947）等藏学经典；论文方面，从《哈佛亚洲研究学报》看，1950年以前已经发表了许多重要学术论文。 因此，美国藏学在1950年以后的崛起是有学术基础的，是逐渐积累的结果。首先是美国西部的华盛顿大学，这里名师云集，著名汉藏语专家李方桂、东方学家波普等均在此任教。威利1958年以《据〈世界广说〉所说的西藏地理》取得华盛顿大学汉学博士学位。读书期间他专门到意大利游学，并跟随图齐学习藏学。后来威利留校任教，成为华盛顿大学第一位藏学讲席教授，创立该校藏学研究项目（the Tibetan Studies program）（由李方桂、波普主持）。著名藏文文献专家金·史密斯（E. Gene Smith）、藏学人类学家戈尔斯坦（M. C. Goldstein）都是威利的学生。威利《藏文音写标准系统》（1959）提出的藏文拉丁转写系统至今仍在西方广泛使用（当然有缺陷）。在他之后，又有来自欧洲的鲁埃格（D. S. Ruegg）等人加盟。另外，在中国出生并对藏区做过大量调查的埃克瓦尔（R. B. Ekvall，1898—1983）1952年曾到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做研究助理。1962年，曾在藏族人士的协助下举办了第一届“西藏社会文化研讨会”。1965—1969年，埃克瓦尔在华盛顿大学托马斯·伯克博物馆的亚洲生态学担任主管。正是在不同时期来自五湖四海的学者，共同将华盛顿大学打造成了美国藏学重镇。 后来华盛顿大学因为资深学者陆续荣休或去世，且青年人才亦有流失等原因，使得今天该校的藏学研究辉煌不再，但该校培养的学者将藏学的种子撒向了更广阔的地方，比如戈尔斯坦在凯斯西储大学推动藏学的发展就是典型事例。而曾在华盛顿大学工作的范德康（L. W. van der Kuijp），后于1995年加盟哈佛大学，与珍妮特·嘉措（J. Gyatso）等共同构成哈佛大学藏学中坚力量。他们培养了一批批的藏学青年才俊。比如范德康的学生格雷·托特（G. Tuttle）博士毕业后任教哥伦比亚大学，帮助哥大形成了除佛学研究之外的现代西藏研究传统。 可见，美国藏学兴起很大程度上获益于外部智力资源，欧洲许多杰出的语文学者陆续来到美国，从事藏学研究并培养人才，使得欧美学术一脉相承，或者说同源异流。而到美国的喇嘛将母语和宗教知识传授给美国学者，使得美国的藏学迅速完成本土化。这两方面的原因使得二战以后美国藏学研究后来居上，远超欧洲和俄日。而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地位的逐步提升，美国出于国际战略和地缘政治考量，藏学研究进一步加强，逐步形成今天的格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