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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成洲 杨帆:当代西藏家庭住房变动分析——以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

http://www.newdu.com 2019-08-22 《中国藏学》(京)2018年第 杨成洲 杨帆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文章利用“五普”“六普”和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考察当代西藏家庭住房规模、结构、质量与居住环境,进而讨论家庭住房价格、居民收入与支出关系,发现近年来西藏家庭住房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也显示了民众对于住房的强烈需求;从产权看,西藏住房自有率始终处于较高水平,而租赁率水平较低。此外,市场化程度较低,但城镇地区发展迅速;家庭住房的教育分化和职业分化特征明显;2000年以来,家庭的居住空间和环境都大为改善,但城乡存在较大的结构性差异和不均衡现象;住房价格不断攀升,影响了民众的生活质量。针对以上问题,文章提出要拓宽农牧民、城镇家庭居民收入渠道,推进住房商品化改革和住房保障体系建设,以及提升和完善家庭住房配套设施的建议。
    关 键 词:西藏/家庭/住房/普查数据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西藏人口转变研究”(项目编号:15CRK02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杨成洲,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杨帆,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成都 611130)。
    住房历来都是社会和民众关注的焦点议题。在过去的20年里,住房系统经历了重大的历史转变,政府、市场在住房供应中的角色被重新确立。1998年,国家要求所有“新建经济适用住房原则上只售不租”,“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并提出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这标志着长达半个世纪的福利分房制度的终结,住房由体制内的分配“福利”转变为市场上销售的“商品”,由此拉开了中国住房市场化改革的大幕。这也是西藏自治区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元年。两年后,西藏自治区政府出台了《西藏自治区国有企业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意见》,建设部与财政部随后也联合出台了支持西藏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通知,西藏住房制度的市场化改革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逐步深入。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中央对西藏发展的大力支持,西藏城镇化、工业化快速发展。深刻的社会变迁使西藏的人口转型迅速完成,生育率、死亡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逐步下降并维持在较低水平,分别从2000年的19.5‰、6.6‰和12.9‰下降至2010年的15.25‰、5.3‰和9.95‰,自然增长率首次降至10‰以下。家庭规模持续收缩,到2010年户均人口缩减至4.23人。统计年鉴显示,2015年西藏城镇户均人口为3.03人。西藏家庭结构小型化趋势明显,单身户比例不断上升,5人及以上户的比重持续降低,而1-3人户的比重持续增加,单身户家庭比重高达14.7%。有老年人口的家庭比重不断上升,纯老家庭逐渐增加,老人居住模式也发生了变化。在经济、社会、人口与家庭变迁等因素变化背景下,西藏家庭住房经历了怎样的变迁过程?居民的居住水平、建筑与居住质量、市场化程度如何提升?住房在不同教育程度的人口和职业中如何分化?住房与收入、支出有怎样的关系?针对以上问题,下面尝试加以分析、论述。
    一、文献回顾、研究数据与方法
    近10年来,国内关于家庭住房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十分活跃,且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住房状况的基本特征与变化。刘洪玉等人运用“六普”数据分析了我国城镇住房及其市场发展状况,研究发现我国城镇住房在总量上已实现供求的基本平衡,已经摆脱了住房短缺的局面,但住房质量偏低和住房分配不均仍是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①。邹湘江利用“五普”“六普”数据分析了我国城市人口住房状况变化趋势,发现我国城市住房自有率出现了下降趋势,并指出下降原因在于城市流动人口的增加,而人均居住面积、配套设施、租金则快速提高,反映出民众对住房需求的增加②。王磊则通过2010年中国城乡家庭结构与代际关系调查数据发现家庭规模、结构、代际等与住房建筑面积、间数、建筑类型、来源等之间有显著的关联,并指出:一方面家庭的小型化将在总体上改善家庭住房状况,另一方面家庭住房状况也将反过来进一步促进家庭的小型化③。也有学者运用普查数据研究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之间的住房水平、居住质量、产权等总体状况的差异④。
    第二,住房分层与不平等。边燕杰、刘勇利利用“五普”数据研究了城市人口住房的社会分层。研究发现,一方面城市居民住房产权拥有量从20世纪的最后10年增长迅速,另一方面户主职业地位的不同使其家庭在住房产权拥有率、出租率、购房能力等方面均表现出显著的不同,技术专业和管理精英家庭在住房面积、质量方面均要高出其他阶层⑤。卢春天、成功将“六普”和CGSS2010数据相结合考察了中国城乡住房的不平等状况,发现农村在建筑面积方面有优势,而城市在住房质量和设施完善性方面优势明显⑥。范雷运用CSS2011-2015年数据考察了中国住房不平等状况及其对保障性住房政策的效果⑦。张伊娜、周双海基于“六普”数据,运用基于模型的聚类分析方法对上海住房不平等进行了阶层测度,发现上海住房面积分布的阶层分化严重及其分化的构成特征⑧。
    第三,住房产权、住房自有率及其变迁。住房的自有率是衡量住房产权结构的重要指标,王人扬、张惠使用“六普”数据通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研究了中国城市家庭住房自有率的省际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发现房价收入比、流动人口比例、失业率等负向的影响指标和老年人口比例、家庭规模等正向影响指标⑨。刘斌则从相反的视角研究了中国住房自有率对人口流动性和劳动参与率的影响,研究表明高住房自有率对劳动参与率的显著正向作用和对人口流动性的反向抑制作用⑩。刘望保、闫小培利用“五普”“六普”数据从住房产权结构、产权选择、产权空间形态变化的角度,考察了广州市2000-2010年单位、政府、市场等不同的主体在住房供求、产权管理中的角色定位及其变化(11)。
    事实上,欲对西藏家庭住房进行详尽的解读是极其困难的,一方面因为关于西藏家庭住房的资料极其匮乏,难以获取全面而客观的调查数据;另一方面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文化差异使得西藏的真实住房状况难以适用与内地相同的标准判别,例如西藏牧区的住房。而人口普查以户为单位,记录了家庭及其成员的各种微观信息,为我们研究家庭户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尽管人口普查数据仍然存在数据质量的缺陷和质疑,例如普查数据关注的焦点在于人口而非住房,偏重于家庭户的住房信息,而非住房的整体状况。因而关于住房的统计信息并不完备,例如住房的空置率、总套数、套均面积等重要指标并没有统计,难以全面客观地反映各类住房的整体与结构变化。但是,因普查数据在样本的统计规模和信息完备性方面拥有其他数据难以企及的优势,所以有关家庭住房信息一定程度上能够揭示西藏住房在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发展趋势以及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关系。因而,本文的研究数据以2000年“五普”、2010年“六普”数据中与“家庭户”有关的数据为主。此外,还使用了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和相关年份的《西藏统计年鉴》中的数据作为补充。
    本文主要采取数据统计分析方法,这一方法能够最大限度地保留数据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避免出现类似于统计推断方法中的模型选择造成变量遗漏或者内生性等问题带来的误差;能够有效揭示样本的规律性,从而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和科学性。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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