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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共同体”机理形成的文化逻辑 任何一个族群都会依赖固定的村寨或社区而存在，怎雷村人日常生活细节之间精细且微妙的关联已成为形塑族际生态的一种重要方式，族际间借此能够相互交错联结在一起，促进和谐的族际互动及社会整合。作为良好族际生态基本特质之一的差异共生及文化共享，在族群日常生活中起着一种交相勾连与互惠互容的作用。基于文化的并置共享与权力的互嵌规约，不同的族群之间便有了相互交错联结在一起的可能，此种关联一旦建立，族群之间便自然地形成一种互惠互容、差异共生的关系，彼此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规约。 在此种意义上，本文立足于怎雷村人的日常生活片段，并基于族群边界的村庄共同体视域下对其文化空间共享与权力互嵌现象展开讨论。弗雷德里克·巴斯认为，族群边界是不同群体在互动过程中体现出来的。边界是流动的，这样的流动建立在个体选择的基础上。[22](P.1-29)事实上，由于日常生活中水族与苗族的交相互动，怎雷村人给我们呈现出一种族际边界“显”“隐”交替转换的场景。这种“显”“隐”之文化景观体现出族际社会的差异共生，意即虽然具有明确的民族身份，但却并没有固化对这种民族身份单一的、排他性的观念，反而呈现出对族际文化空间共享与族际社会差异共生的认同。“单一的身份认同往往是造成不同族群、不同宗教、不同文明之间冲突的根源。一旦认识到人类的身份是具有多样性的，便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极端的群体主义。”[23](P.22)笔者曾经深度访谈的苗族人YC一家与水族村民共居于上寨，其与水族村民在日常交往中，虽然民族语言发生了部分的改变，但作为苗族的其它文化特征，诸如服饰、习俗、禁忌等还是或多或少地保留了下来，乃至他这样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告诉我：我什么都是，什么又都不是，我又是水族又是苗族。[25]这种日常生活中的混融与族际社会的差异共生会逐渐促进族际交往之“文化间性”的时空场域的形成，进而建构出一种不同民族互信互容的族际生态景观，最终形塑出自我与他者基于叠加共识上的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此，文化空间共享与族际社会差异共生的展演过程，也是多族群关系进化的历程。“接触中的族群维持不仅仅意味着认同的标准和标志，而且也意味着允许文化差异迁延的互动的构建。”[22](P.7)更明确地说，文化空间共享与族际社会差异共生共同维续了民族边界的稳定。 显而易见，本研究议题不可能在彼此孤立的民族内部历史探讨中进行。它要求我们超越显形及隐形的民族边界，从比较的视野思考问题，去追问什么是人类所共有的东西，什么是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与独特之处，进而认识到相似性与差异性的辩证统一关系，也认识到相似性与差异性的互补共存乃是他我追求的共同目标。进而言之，不同民族的人们如何建构差异共生的族际社会，如何促进族际社会的整合，如何建构文化空间共享的族际生态，如何在文化区融的趋势下，构建尊重差异、包容多元文化的美好社会，这是一个包括过去时、现在时和将来时的新命题，它是结果，是过程，也是愿景。 注释： [①]怎雷村马赛克式的居住格局与互嵌式的生产生活方式，形塑出特有的地域性的社会共同体与族际生态，笔者简称其为“怎雷村图景”。 [②]参见：郝时远《中国共产党怎样解决民族问题》（修订版），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26—312页。 [③]参见：潘乃穆等编《中和位育：潘光旦百年诞辰纪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95—156页。 [④]参见：[德]哈拉尔德·米勒《文明的共存——对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批判》，郦红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98—176页。 [⑤]参见：[德]Jürgen Habermas.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1:Reason and the Rationalization of Society.Boston,1984，pp.102-212. [⑥]参见：[美]John Rawls.Political Liberalis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pp.79-198. [⑦]笔者把“礼、看、听、问、证、思、记”总结为民族学研究方法的七个向度，同时认为它们不仅是田野技巧，更重要的是田野工作中所持有的田野理念，其主旨是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的在地性田野观。 [⑧]2011年7月—2012年11月，在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都江镇怎雷村水、苗共居的四个自然寨子，持续进行了16个月的田野工作。田野期间严格遵循民族学\人类学学科的学理要求：居住在不同寨子水、苗两族村民家中，学会简单的水语与苗语，真正融入水、苗两族村民的日常生活。2013年之后，笔者每年都会再回怎雷村进行短期且移情式的田野跟踪工作。迄今，累计田野时长约为25个月。 [⑨]他我在长期交往过程中，在保持各自文化特性的基础上，尊重差异，相互包容，勾连他我，共存共生，类于中国传统的“和而不同”，但又有别于“和而不同”，即建构起“叠加共识”的族际关系与文化认同。 [⑩]记录时间：2013年7月23日。记录内容:上寨水族的一位村民见笔者也在看斗牛活动，主动介绍水族、苗族村民在集体活动中的参与情况。 [11]访谈时间：2013年6月22日上午；讲述者：ZWT，中寨人，男，苗族，57岁，农民；讲述地点：怎雷村中寨跳月坪。 [12]访谈时间：2012年6月23日下午；讲述者：WGS，上寨人，男，水族，48岁，农民；讲述地点：怎雷村上寨WGS家。 [13]讲述对象：ZWH，中寨人，男，苗族，32岁，农民；讲述时间：2012年7月21日；讲述地点：怎雷村中寨ZWH家。 [14]讲述对象：BJW，排场寨人，男，苗族，50岁，农民；讲述时间：2012年7月23日；讲述地点：怎雷村排场寨BJW家。 [15]笔者把民族学田野工作总结为“他者”的田野（客观的田野）、“自我”的田野（建构的田野）、“自我”与“他者”融合的田野（理想的田野）。此三种田野的合谋及共情，才是科学的民族学田野工作，也才有可能产出有知识增量的民族志作品，即移情民族志。 [16]记录时间：2011年10月28日。记录内容：笔者在上寨一户村民家的田埂上观察当地人田鱼时，旁边水族夫妻俩人的对话。 [17]在怎雷村，打老庚也叫找伙计，其意思就是相互结拜为兄弟或姊妹，可以“男打男”，也有“女打女”，但不存在“男打女”或“女打男”现象，不论贫富贵贱，只要意趣相投，便可结成伙计或老庚。 [18]讲述对象：WGS，上寨人，男，水族，68岁，农民；讲述时间：2014年6月13日；讲述地点：怎雷村上寨WGS家。 [19]讲述对象：WGH，上寨人，男，水族，31岁，农民；讲述时间：2012年3月20日；讲述地点：怎雷村中寨WGH家。 [20]讲述对象：BJX，中寨人，男，苗族，37岁，农民；讲述时间：2014年7月20日；讲述地点：怎雷村中寨跳月场。 [21]上述论点可参见[美]杜赞奇著《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 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 [22]讲述对象：CZL，排场寨人，男，苗族，67岁，原村主任；讲述时间：2011年7月13日；讲述地点：怎雷村现任村支书家。 [23]讲述对象：WGS，上寨人，男，水族，68岁，农民；讲述时间：2012年12月10日；讲述地点：怎雷村中寨WGS家。 [24]讲述对象：PLJ，中寨人，男，苗族，38岁，农民；讲述时间：2016年2月10日；讲述地点：怎雷村中寨PLJ家。 [25]讲述对象：YC，上寨人，男，苗族，41岁，农民；讲述时间：2016年2月19日；讲述地点：怎雷村上寨YC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