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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文化的谱系规律 张忠培先生坚持实事求是地探索遗存间的内在联系,把田野考古获得的资料纳入到学术课题中,从“人、遗存、时、空”四维的视角入手,纵横求索,科学地发现和表述了蕴含中国文化基因的谱系结构。 他高举苏秉琦区系类型思想的旗帜,指出“中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转化阶段存在种植农业的发明和渔猎采集经济的发展两条道路(37),总结中国新石器时代以华渭、泰沂、燕山南北、江汉平原、长江下游地区为中心的五个亲族文化区(38),提炼出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奠基作用的五个考古学文化谱系(39): (1)华渭地区: 老官台→半坡→西阴→半坡四期→泉护二期→荆村┬→东关→三里桥(40) └→客省庄 (2)泰沂地区: 磁山·裴李岗、后李→北辛→后冈一期→大汶口→龙山(41) (3)西拉木伦河及燕山南北地区: 兴隆洼┬→红山→小河沿 └→赵宝沟 (4)长江中游地区: 彭头山┬→城背溪——→大溪┼→屈家岭—→ └→皂市下层→汤家岗┘ 石家河→后石家河 (5)长江下游地区: 罗家角→马家浜→崧泽→良渚 他发现了老官台文化转变为半坡文化和黄河流域空三足器的兴起(42)两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间节点,界定了仰韶时代(43),成为划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前仰韶、仰韶和龙山时代的界标(44)。 先生从陶鬲的谱系研究出发,深刻分析了新石器时代与夏代的年代关系及考古学文化特征在夏、商王朝界标研究中的历史意义。1983年,他得出了夏家店下层文化年代的上限应进入夏纪年的认识(45)。2009年,他结合对白燕四期、游邀晚期、齐家(46)、三里桥等文化的研究,提出在甘青地区、晋陕高原及中原地区存在龙山时代之后、二里头文化之前的夏时期考古学文化遗存。他指出,只要承认“郑亳说”,便可进一步认为在二里岗H9:36所代表的年代范围内发生了灭夏和建毫都的事件,不能简单地将其作为区分先商和商王朝的标志(47)。 他指出夏商时期的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采取了排他式殖民的扩张策略。在二里头文化的冲击下,山西运城盆地的三里桥文化或其后裔发展为东下冯文化;渭河流域的客省庄文化,一部分北上至河套地区,一部分进至“西山坪期”(48)。商王朝建立后,二里岗文化呈现出迅速扩张、广泛分布的景象,关中东部在二里岗下层阶段被商文化占领,关中西部和河套地区在殷墟一期时被商人控制。商文化积极影响但始终未能占领晋中地区,晋中地区发展出了同一谱系并与商文化联系紧密的白燕早商遗存和杏花村晚商遗存,成为商文化在西北方的屏障。晚商时期,晋陕高原还有来自北方草原的柳林高辿H1类遗存与商文化抗衡。殷墟一至四期时,关中东部地区出现了在二里岗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老牛坡晚商遗存向东退缩;而关中地区出现的郑家坡文化不断繁盛,很可能是周文化的直接来源(49)。辛店文化于殷墟一期时扩展至了陕西扶风境内,形成了与郑家坡文化关系密切的刘家文化(50);周文明在复杂而不安定的文化背景下,摒弃了排他式的殖民扩张策略,建立了周王国,实行了封建制(51)。 他通过研究西周晚期输入制铁技术使中国在东周时期跨入铁器时代的背景,认识到:东周时期产生的巨变既变革了西周封建的政治制度,更于文化上产生了知识分子阶层,形成了以老子和孔子思想为核心的华夏文化与精神文明,使非华夏族与华夏族谱系族群的文化认同不断紧密。这一巨变,为秦确立“百代皆行秦政制”的帝国政体奠定了基础,也“正因为春秋形成的华夏族及其文化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才使中国成为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文化,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和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统一的国家政权形态一直存在下来。这历史的积淀如此深厚,以致成为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52)。 先生对文化演进的研究不仅包括中国上万年的文化起步到秦汉专制帝国的宏大叙事,更有大量对中国先秦时期各地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问题的具体研究。他认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论的实质即考古学文化谱系论,谱系不仅具有继承、源流的含义,也存在诸文化间的交往、渗透、借用的含义(53)。他提出了关于考古学文化区和考古学文化结构的两个重要意见:其一,考古学文化区可分成相同起源的诸考古学文化的区域即“亲族文化区”和分布于同一地区的诸考古学文化因相互联系和影响而形成的共同文化区域即“历史—文化区”(54);其二,任何考古学文化都是不同谱系的多元结构(55),从而发展和深化了苏秉琦区系类型思想。 他从研究考古学文化入手,探索诸文化内部和其间的时、空、谱系关系,“以物论史”地论述考古学文化的演进历程,指出文化演进的过程是从量变到质变的渐进,文化演进的规律是“传承、吸收、融合、创新”的文化杂交之道(56)。 2016年5月6日,张忠培先生在故宫博物院系统地阐述了“考古学文化的文化”的认识,为以考古学文化的演进研究探讨考古学文化及其表述的社会构建了平台。他指出,考古学文化的文化,是指考古学家从已经界定的考古学文化中观察到的物质文化和物质遗存所表述的精神文化。但他更谨慎地强调,考古学家研究精神遗存的能力是有限的,因为人类的诸多精神、思想、理念是无法用物质来表达的。 由是,张忠培先生由“形而下”至“形而上”,阐述了由考古学文化演进研究而“透物见人”的途径,阐明了体现人类普遍规律的文化演进论。 张忠培先生站在时代的前沿,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向人们强调:“离开当代文化或当代传统文化平台,去鼓吹继承发扬已被历史淘汰的传统文化,就是复古,是文化的倒退;站在当代文化或当代传统文化平台去鼓吹文化稳定,则是不思进步,也会导致文化倒退。我们既要站在‘一定时代’上,又要追求新的文化‘传承、吸收、融合、创新’,打破‘一定时代’所呈现的文化平衡。只有文化的进步,才有时代的进步。” 大道至简,路在脚下。知之者,甚众;行之者,寥寥!张忠培先生由“实事”而“求是”的探索,达到了“通古今之变”的学术高峰,指明了考古学的中国道路,为人们奉献出饱含历史深情、引领当下、面向未来的考古学思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