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整体上看,留学生形象在晚清至民国有一个曲折的演变过程。在近代社会场域中,留学生形象的变迁反映了社会对留学生接纳、期望、失望、质疑又期待的过程。 从模糊到清晰:晚清留学生形象的形成 在留美幼童出洋之前,留学生人数极少,其形象模糊。近代留学史往往从容闳、黄宽、黄胜留美而始。容闳“留美生”的身份模糊,甚至到十九世纪末期,晚清权要提到容闳时,仍只记“久居外洋”等模糊之词,而对其官职则记录详细,对容闳的评价中带有嘲讽。黄宽西医留英背景是其职业生涯的起点,在李鸿章幕府内任职时间短暂,黄宽作为中国最早的留英西医人才的形象没有在以李鸿章为首的士大夫眼中建构起来。黄胜1848年秋因病自美归国,曾积极参与洋务事业,但遭遇挫折,洋务派官吏对黄胜的认识,仅为“翻译”,不仅不会委以重任,而且处处提防,这是早期留洋归国者普遍的命运。 同治七年(1868年),容闳建议派遣留学生,“留学”潜在的阻力很大。天津教案后,派遣留美生的计划终于得到了曾国藩的同意,同治十年七月初三(1871年8月18日)开启了幼童留美史。在留美幼童挑选过程中,容闳遇到了始料未及的困难:民众视出洋为畏途。从1872年到1875年,清政府先后派出四批共一百二十名官费留学生,远涉重洋,踏上美国的土地。光绪七年(1881年)留美幼童被撤回后,留美幼童遭受批评,甚至是从其家庭出身上给予根本性的否定,所反映的仍是留学生被轻视、贬斥的遭遇。 船政留欧生与留美幼童的命运截然相反,不仅陆续得到了清廷奖励,而且很快按照专业派赴福州船政局或各水师任用。然而,历经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船政留欧生损失大半,战争的惨败使得晚清督抚对船政留欧学生的评价不高。在戊戌维新之前,还有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等西文学堂毕业生出洋游历的一类留学生,他们多数人成为晚清外交舞台上活跃的外交官,这成为19世纪70年代以后外交人员的主要力量。 清政府在派遣幼童留美、船政学生留欧和同文馆学生到海外游历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对留学生的认识,从仅记载早期留学生通夷言夷字,到强调留学生在“外国学馆考取上等”,留学生的社会形象得以初步建构。虽然留学生的社会形象已立,却还未得到晚清社会普遍的认同。留学生试图跨越边缘局外人与士大夫之间的鸿沟,但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遭遇了诸多挫折。 从期望到尊崇:晚清民初留学生社会精英形象的确立 甲午战后,受战败的刺激,国人东渡留学的热情高涨。在维新变法运动期间,开启了留日教育的闸门,地方督抚率先派遣了留日学生。维新运动时期,留学生作为新的社会群体有了崭新的形象。光绪二十四年三月(1898年4月)张之洞撰写《劝学篇》,受到清政府的赞赏并广为刊布,留学日本成为时代潮流,带动了晚清留学教育的风起云涌。在此后很短的时间内,留学生、特别是留日学生成为中国“存亡绝续”所仰赖的力量。 对留学生形象确立起到关键作用的是清政府所颁布的一系列鼓励游学的政策。在清政府多方鼓励的政策之下,留学成为晚清社会的热潮,留学生被整个社会寄予厚望,其正面、高大的形象在20世纪最初的两三年内形成了。总体来看,晚清授予留学生出身的制度是清政府任用留学生的关键步骤,在科举废除的背景下更成为进阶官场的捷径。在清末新政中,清政府需才方殷,留学生成为新政所依赖的人才。将留学获得的文凭直接等同于进士等各级出身,又根据出身授以官职,既增强了留学生的良好声誉,又为民初对留学生入仕的批判埋下了伏笔。 20世纪初,留学生被视作社会变革希冀的力量,成为晚清社会尊崇的社会力量,被视为未来社会的主人翁,形象之丕变进一步推动了留学教育的高涨。武昌起义各省响应,留学生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民国肇始,留学生在南京临时政府各部总长、次长中占多数。北京政府成立后,各部院中留学生占了相当的比例,有着显耀的地位。政界以外,民初留学生在军界、学界、工商界等领域都有显耀的地位。留学生成为整个社会的焦点之一,社会对留学生寄予厚望,希望留学生“回国而后,群策群力,施展怀抱,以拯救此将亡未亡之中国”。另外,留学生自我认知在民国初年也逐渐清晰,留学生责任意识的出现及增强,体现了留学生对自我形象的认识进一步明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