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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尊崇到质疑：20世纪20年代留学生形象的转变 当社会赋予留学生厚望、留学生自身也强调责任意识的同时，来自社会以及留学生内部对留学生产生了各种质疑的声音。就整体而言，留学生在政界的表现不令人满意。同时，政界留学生，尤其是留学东洋和西洋学生的矛盾在政府成立之初就已经显现。不仅在政界，在社会生活各领域中留学生声望也在下跌。20世纪20年代起，社会对留学生的质疑、批评的声音与日俱增。留学生留学以图谋好出身、发展新事业和开拓新见识为目的，由于预备不成熟而徒具虚名、志行不坚定而任意择业、绝乏团体的精神与组织、不考察国内社会的事情而使留学生归国后面临负评。特别是留学生从政的问题更是遭受民众质疑。 1923年黎元洪的女儿到美国读书，引发邵力子批评。《教育杂志》同期转载了邵力子和陈霆锐的两篇评留学问题的文章，留学问题成为各大教育杂志非常关注的议题。《中华教育界》1924年4月刊登了怡怡的文章——留学应该以“学术独立与学术提高”为目的，而留学生往往达不到这样的要求，怡怡集中论述了留学生对物质生活和学术的负面影响，这导致了社会上多数平民对于新教育之恶感。到1926年，《中华教育界》推出了“留学问题号”，留学成为一种“问题”而被关注和讨论，本身就反映了留学教育急需改进、对留学生深表质疑。当然，留学问题讨论更重要的背景在于20世纪20年代学术独立的思潮，强调国内高等教育学术水平的提高，而留学的目的则要服务于学术独立。在此之后，舆论对留学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讨论。从总的情况来看，20年代以后社会评论留学问题主要涉及了三个方面：国家和社会的过失、留学政策的失策和留学生本身的问题。社会对留学生的评价忽高忽低，反差巨大，这既是寄予厚望后的失望，也是留学生形象日渐清晰后对其认识更深入的必然结果，并在国内学术独立思潮的背景下增加了对留学生的批评。 面对社会对留学生的评论乃至批评，留学生有着自我认识：有留美生认为社会“属望于留学生者太奢，而责效于留学生者太亟。小试不效辄相诟病，而无始终信赖之诚心。”也有人认为留学生应客观看待，应该树立留学之志。 理性评价与盲从并存：留学生形象的双重特征 民国初年以后留学生遭到了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批评，这益发凸显了对留学、对留学生进行研究的重要性。舒新城在《近代中国留学史》这部留学史研究的开山之作中，客观评价留学和留学生，标志着留学生作为一种社会群体成为研究对象，对留学生理性的研究自此展开。 留学问题经过1923年到1926年的讨论，社会对留学生的认识逐渐趋于理性。杜威认为留学生不要以追求学位为目的，而要注重个人对于社会之实在的贡献。这一观念经留美生转述回国内，促使国内扭转对于留洋文凭的盲目崇拜。教育学家、社会学学者逐步从对留学生的迷信中摆脱出来，更加清醒地认识、看待留学生。 与此同时，“一般社会却还是（对留学生）盲从如故。”推崇留学生仍然是高等教育和社会生活中根深蒂固的态度。有人呼吁不要盲目的崇拜留学生，然而，这种盲目崇拜的心理直至三十年代依然如故。这一观念与二三十年代对留学生理性的认识并行不悖，反映了社会心理的变化要比学界认知的变化更为缓慢。 结语 晚清时期，留学生社会形象从模糊到清晰，社会逐步接纳了这一新群体。当留学生成为浩浩荡荡奔赴东西洋的大军，当一系列奖励游学毕业生出身和授予官职政策的实施之际，从官方到民间越来越重视这一群体的力量，留学生社会精英的形象成为20世纪初整个社会无可争辩的印记，留学逐渐成为近代社会的焦点之一，社会对留学生寄予厚望。民国初年，社会仍旧赋予留学生群体救治中国衰敝的重任，留学生在政学工商各界都如日中天；留学生也承载了社会及家庭对自身的巨大期许和压力，进一步完成了自我形象的塑造。然而，民国初年政局的动荡，留学生从政者表现不尽如意，学术独立呼声日渐高涨，留学生自身问题的累积，都使得留学生无法满足整个社会的期待，巨大的失望导致留学生遭到大量的批评和质疑。在这样的背景下，20世纪20年代，研究者理性地讨论留学生的问题，社会对留学生的盲目崇拜逐渐破除，理性认知成为学界的共识。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史学月刊》2019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崔蕊满/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