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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史学与方志学的问题 关于方志学与史学的关系，我认为，不能说方志是从史学中发展起来的；应该说，先有方志，后有历史学。借用刘师培的一个句式，即方志为史学之所从出。这个观点不是我提出来的，而是含在章学诚的观点中的。章学诚虽然没有明确地这样讲，但作过相关论述。对此，潘捷军主任等专家已经作过相关研究。 依照章学诚的看法，最初的中国学术，不是独立的、分科的，而是治教不分，官师合一，学志合一。就此意义而言，也可以说西周及之前，并不存在学术。当时只有“志”，没有“学”。自从官失其守，学在四夷，才形成了单独的“学”。这是古文经学家的学术源流观。在官师合一时，官所做的事就是“记”，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记四方之志，也就是方志。官失其守，学在四夷后，官和学分离，才有了“学”。这个“学”，其中一个就是史学，在章学诚看来是一件悲哀的事。他认为，到战国的时候，“学”越多，思想越不齐，大道越隐。 因此，从古文经学家的观点看来，是方志在前，史学和其他的学术在后，包括诸子，都在后面。从起源的意义上讲，历史学来源于方志，不是方志来源于历史学。对此，章学诚有比较完整系统的论述。当然，他的论述中也有一些比较迂腐的见解。如章学诚对“以吏为师”是持赞赏态度的。他之所以赞赏“以吏为师”，就是不希望官失其守，是要恢复最古老的中国学术制度。我认为这是不符合学术发展规律的看法。不过，从章学诚这种经古文学家的学术源流观可知，今天的方志工作是中国学术当中唯一保留着中国学术最原始形态的学科。很多专家都提到，方志是官修；所谓官修，不就是官师合一吗？当然，方志也有私修的，但总的来讲，还是官修为主。官修就是官守，也就是章学诚所向往的我们中国学术最原初的形态。这对于从学术史、思想史的角度提升对于方志的认识、提高方志学的地位，我认为是有价值和意义的。当然，今文经学家并不赞成学官之说。有许多学者对史官文化、“官守”之说持否定的立场，尤其是现代学术产生以后，认为中国最早的文化不是官守的。但从古文经学的观点讲，它是自成一家之言的，逻辑上也是圆足的。人们很难说它一点客观的根据都没有。即使从刘向刘歆算起，也流传了两千年。从古文经学家的知识论系统出发，可知编纂方志向来都是国家行为、体现国家意志，自古以来就是这样。而且，它完全符合国家对方志功能的定义，即它就是记录，而不是著述。这与其说是“巧合”，毋宁说是方志之内在本质的体现。 对于记录，按照我们今天的学科价值体系，总感觉低人一头，认为方志是记录，录音机也是记录，而史学家不仅记录，还能通古今之变，能够成一家之言。其实，在古文经学家看来恰恰相反，认为记录高于著述。因为著述越多，想法越多，思想越乱，统一思想越不容易，这是章学诚的观点。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张三说一套，李四说一套，那真正的真理在哪儿呢？大家说的越多，辨析的东西越多，大道越隐。当然，章学诚的这一观点，有一点皇权专制主义的味道在里面，但这是另外一回事。总之，章学诚认为记录是最原初的文本。 没有记录者，历史学的基础就不存在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是一门实证科学，实证科学的一切著述都建立在史料的基础上；没有史料，就没有历史学。方志恰恰是为历史学这座大厦培植根本、培植基础的一门学科。志书修完了，也许当时不受重视，但放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它永远具有基础的作用，一万年以后也有人看。但是，史学家写一本书，也许第二年就没人看了。所以，历史著作要在学术市场中经受严格的考验，大量的史学书籍要被淘汰掉，而志书却很难被淘汰。当然有的志书修得好，有的修得不好；即使修得不好，也留下了基础性的史料。因此，我们虽不敢说志书不会被淘汰，但它被淘汰的机率要远远低于一般性的史学著作。很多史学著作，将会被时间所抛弃，而大部分方志不会被时间所抛弃。因此，作为一个学者，我全力支持方志学列为一级学科，支持冀祥德主任的主张。 我认为，方志学可以立为一级学科，不必再经过二级学科的中间阶段。当然，学科设置问题又是一个说不清理还乱的问题。我想说的是，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大力加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这三大体系建设，离开方志学者的参与，显然是不行的。 根据作者2019年1月6日在珠海“新时代的方志学与历史学理论研讨会”上的发言录音整理，题目为编者所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