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与邓演达分别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缔造者，二人均出生于农家，前者年长后者一岁半，后者比前者早逝45年。从二人青少年的履历看，毛泽东由一介书生发展为中共的创始人之一，成为职业革命家；邓演达则是少年从军，继而参加同盟会，北伐时期成为国民革命军的重要将领。按说他们的人生不大容易有直接的交集。但是，国共合作发动的大革命把他们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他们分别作为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和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共同领导了中国现代农民运动，推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走向高潮。因而有了一段不同寻常的交往。 邓演达和毛泽东在农民问题上密切合作，书写了大革命史上国共携手推进农民运动的光辉篇章 从现有的史料看，1924年3月，担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文书科代理主任和组织部秘书的毛泽东曾承办黄埔军校第一期的招生工作；恰在此时，担任黄埔军校教练部副主任（代理主任）的邓演达奉命到上海具体主持此项招生工作。虽然没有明确的史料可资证明，但二人同时在同一地点从事同一工作则是不争的事实，这很可能是他们第一次的直接交往。1926年1月，毛泽东与邓演达均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都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毛泽东是连任）。此后，二人直接接触的机会增多。 中国现代农民运动实际是从20世纪20年代发端的。在国民党方面，虽然孙中山早就提出要“耕者有其田”，但他真正看重农工大众所蕴藉的力量，是在1922年6月遭受陈炯明叛变的打击之后。在中共方面，中共在成立之初主要是致力工人运动，1923年6月召开的中共三大正是基于毛泽东的提议才起草通过第一个《农民问题决议案》，他是中共党内最早从事农民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早在1923年4月，他就派水口山的工人刘东轩和安源路矿的工人谢怀德（均为共产党员）回家乡衡山岳北白果乡开展农民运动。1925年2月到8月，毛泽东在回乡养病的半年间亲自发动和领导了韶山地区的农民运动。他从进行农村调查到办农民夜校启发农民觉悟，再到组织雪耻会、农民协会，进而成立中共韶山支部，发展党员，对开展农运的意义和如何开展农运有了比较全面的切身体会，积累了第一手的经验。此后，他主办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撰写并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国农民中各阶级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和《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等理论文章，编印《农民问题丛刊》，并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主持制定《目前农运计划》，已经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就邓演达而言，他在1926年6月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之前，没有机会从事农民运动，也没有留下关于农民问题的言论和主张。出任总政治部主任后，邓演达在总政治部和各军政治部分别组织了农民调查团和农民问题研究会，在北伐途中“着重农民生活及土地分配的调查与研究”。（《陈克文日记》第1315页）邓演达在农民问题上大放异彩则是在北伐军攻占武昌后，他被增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又相继兼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武汉行营主任、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任和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等要职，成为武汉国民政府的重要人物。陈克文回忆在1927年春夏，每星期有一到两次关于土地改革的会议，往往深夜不散，而邓演达和鲍罗廷每会必到，会议结果多刊载于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的月刊中。（《陈克文日记》第1322页）这个时期邓演达和毛泽东在农民问题上密切合作，书写了大革命史上国共携手推进农民运动的光辉篇章。 一生行伍的邓演达，却执着于解决农民问题，这不是偶然。他出身农家，且家境贫寒，从小就对封建地主的剥削有切身感受；他1909年就参加同盟会，长期追随孙中山南征北战，不仅是孙中山三民主义学说的忠实信徒，而且是孙中山平均地权理论的坚定捍卫者；他衷心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是孙中山未竟事业最忠诚的继承者之一；他曾赴德国留学，两度到访苏联，努力钻研马克思主义，深受其熏陶；他和苏俄派驻国民党的总顾问鲍罗廷、军事顾问布柳赫尔（加伦）、总政治部顾问铁罗尼等交往密切，不仅在北伐途中就时常与铁罗尼交流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邓演达历史资料》第325页），并且在到武汉之后，还请苏俄顾问岳尔克和巴里斯一同参与土地委员会和农民问题讨论会的讨论，报告苏联的经验；他和毛泽东等众多的共产党人结下深厚的友谊，比如他和叶挺、周士第等是粤军的战友（他们后来都曾参与邓演达领导的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革命活动），他在德国留学时结识朱德、孙炳文等共产党人，他和国民党中央第一任农民部部长林伯渠（祖涵）熟识，和武汉国民政府的农政部部长谭平山、湖北省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农工厅长董必武（用威）同堂议事，他请周恩来帮助拟定总政治部的工作计划，他推荐著名的理论宣传家恽代英担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政治总教官，他聘请沈雁冰、李达、陈启修（陈豹隐）、施存统、徐名鸿、恽代英、陆沉、毛泽东等为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委员，他和彭湃、方志敏、易礼容、陆沉、谭平山、毛泽东等一同出任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他在总政治部延聘郭沫若和孙炳文、李民治（一氓）、朱蕴山、潘汉年、杨逸堂、朱代杰等共产党员（有的后来脱党）担任副主任、科长等职。诚如周恩来后来所言：邓演达“在讨论土地问题时，他和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一致。他积极主张摧毁封建势力”（《周恩来选集》上卷，1980年版第166页），是中国共产党人名副其实的挚友。 邓演达和毛泽东分别是国共两党领导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他们合作开展或共同参与了一系列农运活动 邓演达和毛泽东分别是国共两党领导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邓演达作为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补选的中央执行委员、中政会常委和中央农民部部长，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对推进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起主导作用；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他在农民问题上的理论建树和组织才干深受邓演达倚重，被他聘请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委员、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委会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邓演达还积极支持毛泽东创建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建议和行动，委任他为农讲所的常委，主持日常工作。在武汉国民政府时期，他们二人在各自党内分别从事的农运工作不计，仅其合作开展或共同参与的农运活动，举其要者如下： 1927年2月18日，邓演达主持召开由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召集的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毛泽东作为被聘请的委员出席，并在2月23日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报告中国农民运动状况；3月2日，邓演达主持召开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毛泽东出席并被推定为关于红枪会调查训练委员会主席委员；3月5日，湖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预备会议推选毛泽东和邓演达等8人为大会名誉主席；3月13日，毛泽东、邓演达和陈克文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常务委员名义向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提交《土地问题案》（后改为《农民问题案》），14日他们三人又向全会提交《对农民宣言》；3月15日，毛泽东与邓演达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第五日的会议，二人在会议讨论《农民问题案》和《对农民宣言》时，多次做说明和发言，会议确定他们二人和恽代英、吴玉章等组成审查委员会负责审定上述两个文件，还推举他们和吴玉章等9人组成查处迫害农协干部的阳新惨案的委员会，并批准了由董必武和詹大悲等制定的《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和《湖北省审判土豪劣绅暂行条例》；3月16日，二人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第六日的会议，会议正式通过《农民问题案》和《对农民宣言》；同日下午，阳新惨案查处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 3月18日，毛泽东出席在武昌举行的湖南武装农民代表大会，并做关于湖南农民运动状况的报告。此前，邓演达曾于15日出席该会议的开幕式，并发表演讲。 3月28日，邓演达主持召开各省农运负责人会议，讨论组织全国农民协会事宜，毛泽东和方志敏等参加。30日，邓演达主持湘鄂赣豫四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决定组织全国农协临时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13人，邓演达、毛泽东、谭平山、谭延闿、陆沉为常务委员，邓演达为宣传部长，毛泽东为组织部长，彭湃为秘书长；4月9日，二人与其他各位执行委员联名发表就职通电，中华全国临时农民协会正式成立。 4月2日，二人出席国民党中常会第五次扩大会议，根据邓演达的提议，会议决定由邓演达、徐谦、顾孟余、谭平山、毛泽东组成土地委员会，“由此会确定一个实行分给土地与农民的步骤”“做成乡村间普遍的革命现象，然后可以推翻社会的封建制度。”同日，二人出席土地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4月4日，毛泽东、邓演达和陈克文以常委身份出席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典礼，邓演达发表讲话。和在广州举办的第一至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有所不同，虽然名义上同是隶属于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但农讲所的学员来自全国。 4月19日，邓演达主持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讨论毛泽东提出的解决土地问题的“六项纲要”。邓演达发言指出，农民必须掌握政权和武装，才能解决土地问题，并提出建立政权的步骤。毛泽东赞同邓演达的主张，强调“现在我们须要承认农民的政权，并且促进农民的政权”。鉴于土地问题的急切，会议决定自次日起每天开会讨论解决办法，并决定由毛泽东、谭平山、顾孟余起草解决土地问题意义的文件。经过6次扩大会议和4次专门审查会的讨论，制定出7个决议案，但因汪精卫等的阻挠，而被搁置。 5月5日，二人出席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召开的大会，欢送战时农民运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去二次北伐的前线河南，开展工作。 5月30日，二人与谭平山、谭延闿、陆沉联名以中华农协临时执委会常委名义向湘鄂赣三省农协发出训令，要求发展农协、创设区乡县的自治机关、武装农民和没收土豪劣绅及大地主的土地。 6月19日，邓演达出席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典礼，并发表题为《农民运动的理论和实际》的演讲，告诫800多农运骨干：学习已经完毕，要以实际工作的经验，来和革命理论相印证，“希望各位同志本着革命决心，认清革命目标，遵守革命纲领，积极推进农民革命”。没有材料说明毛泽东是否参加此次毕业典礼，邓演达在演讲开始时为自己迟到两个小时向与会者致歉，那么毕业典礼前面的议程是不是由毛泽东主持，不得而知。只知毛泽东是在6月24日被中共中央任命为湖南省委书记后才离开武汉赴长沙，投入新的战斗；邓演达也在6月30日写下临别寄语《告别中国国民党的同志们》，离开反动势力甚嚣尘上的武汉，开始新的探索。 在代表国共双方共同领导农民运动的过程中，毛泽东和邓演达各具特色 因为毛泽东从事农民运动的时间更早、更长，在第一线的实践更深入，投入的精力更多（在武汉政府时期，开展农民运动是毛泽东最主要的工作，而邓演达还有大量其他的军政事务），特别是毛泽东在以往从事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的实践基础上，更熟练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分析的理论，对中国社会和中国农村的各阶级、各基层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科学分析，因此，他对农民问题的阐释显得更全面，更具理论色彩。 邓演达则是由于在武汉国民政府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和土地问题委员会由他组织设立，每一次讨论的结论由他做；关于农民问题的提案和建议由他提交国民党中常会讨论；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的会议由他召集；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的农运计划由他发布。因此，这个时期他有《中国农民运动之发展》《最近中国农民运动之状况及国民党关于农运之计划》《土地问题的各方面》和《农民运动最近策略》等带有总结和政策性的文献发表。在这些文献中，邓演达系统地阐述了如何开展农民运动和如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措施和办法。比如，1927年4月他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确定了六项近期要做的工作和四个方面的工作计划。其中在“用具体的方法，实现中央对农民的决议案”这一工作计划中，他提出八条措施：“一、尽量向农民宣传决议案的内容；二、促进农村推翻封建势力的活动；三、会同农政部和全国农民协会组织委员会订定乡村自治机关之组织法和实行计划；四、会同农政部和全国农民协会速办农民自卫军，并设法武装农民；五、会同司法部废除有碍农民之法律；六、会同农政部规定减租减息的办法；七、会同财政部规定农民银行的办法；八、会同农政部和财政部取消苛捐杂税”。邓演达关于农民问题的主张，有理论分析，但更侧重政策、措施和一些操作性的内容，实践意义更强。 同时，二人又互相影响。这种影响是在个人独立见解基础上的交流，并形成共识。一则是他们在不同场合分别发表过许多文章和演讲，对一些相关见解的阐述互有先后；二则是这一时期他们对农民问题的观点和主张，几乎是完全一致，不分伯仲；三则是武汉政府所有关于农民问题的行动都是他们共同组织、共同参与的，所有的宣言、文件和决议案等都是他们共同讨论、共同制定或联名提出的。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珠江流域、长江流域，乃至黄河流域的广大个体农民，第一次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被组织起来。全国有上千万的农民参加了农民协会，并且有了他们自己的全国性组织——中华全国临时农民协会。组织起来的农民爆发出他们所蕴藏的巨大能量，正如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可以说，大革命后期农民运动高潮的兴起，既得力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理论探索和在基层的发动，又受益于以邓演达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自上而下的大力号召和积极推动，这是国共合作在军事领域之外最重要的成果，也是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具备有前所未有的革命彻底性的具体写照。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当年关于发动农民和农村革命的举措，在中共方面却遭到陈独秀和共产国际顾问维金斯基、鲍罗廷的一再否定。一次是1926年12月13-18日，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上，毛泽东赞同中共湖南区委李维汉关于应该着手解决农民土地，实现耕地农有的主张，陈独秀等则反对把赞成与不赞成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视为区分左右派的标准，认为目前马上解决土地问题的条件不成熟（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79页）；第二次是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后写出的《报告》，在3月12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刊发了前七个部分，因陈独秀和彭述之的阻挠，后八个部分未能继续刊发；第三次是在中共五大上，毛泽东在会前邀集彭湃、方志敏、易礼容等各省农协负责人制定的分配土地的方案，被陈独秀拒绝。不仅如此，中共五大还改组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撤销毛泽东的书记职务，改由谭平山接任，毛泽东只保留委员职务。但是，毛泽东的主张却得到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的支持。当社会上（包括国共双方的上层人物）对湖南农民运动“过火了”“糟的很”的斥责声甚嚣尘上的时刻，邓演达却能独树一帜与实际考察过湖南农民运动的毛泽东形成共鸣，热情讴歌湖南农民运动。他说：“湖南农民给全国农民一个确实的信仰，一个好榜样，他们把乡村农民都组织起来，实行自治，结果，已把怠惰者、花鼓戏、赌博、鸦片烟和土匪都消灭干净，真是真明（命）天子也办不到的事，湖南农民倒办到了。”（《邓演达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7页）当时，邓演达对于农民问题重要性的认识，不仅在国民党人士中独领风骚，而且也使中共的陈独秀等相形见绌。毛泽东后来回忆此事时说：“大革命时代做农民运动，陈独秀、彭述之不同我合作，倒是邓演达肯同我合作。” 大革命失败后，矢志于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事业的邓演达，仍然高举孙中山新三民主义旗帜，另辟蹊径，继续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农工大众的解放而努力奋斗。他创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提出平民革命理论。其中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仍然是他主要关注的问题之一。周恩来回忆：“一九三〇年邓演达回国后，曾找我们谈判合作反对蒋介石，可是我们没有理睬他，这是不对的。”（《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66页）和邓演达一样，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从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事业。有所不同的是，他们打出共产党的旗帜，通过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和暴动，创建了工农革命军（红军），并深入到广大农村探寻新的革命道路。邓演达和毛泽东在两条平行的道路上继续探索和实践各自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毛泽东的探索取得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丰硕之果；邓演达的探索却因其牺牲而终止，令人扼腕。 关注和致力于中国现代农民运动，毛泽东不是共产党内的第一人，而国民党内早于邓演达从事农民运动的也大有人在；但就农民问题的理论建树和实践成就而言，共产党内无人能出毛泽东之右，邓演达则无疑是国民党内的佼佼者。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条件下，他们二人关于解决农民问题的赤诚和热情，以及理论观点和行动步骤，出奇地一致。他们共同领导了大革命时期的全国农民运动。在此过程中，邓演达威武不屈、富贵不淫的道德品质和矢志于民族独立、农工解放的革命坚定性，赢得了毛泽东的尊重。10年过后，毛泽东不仅在与斯诺的谈话中忆及邓演达与他合作开展农民运动的往事，而且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还对当年邓演达作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与中共合作，主持军队政治工作所取得的成就予以高度评价，他说“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一九二七年以后的红军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0页）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读《新唐书·徐有功传》时批注：“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1961年5月，毛泽东在上海与他和邓演达共同的老朋友周谷城交谈时，再次深情地说：“邓演达先生这个人很好，我很喜欢这个人。”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