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左起：莫砺锋、李伯重、葛剑雄 2017年，南京农业大学邀请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莫砺锋讲唐诗宋词，讲座上，他开口第一句话是：“你们为什么不请我讲水稻栽培呢？我从19岁到29岁，整整10年全学的水稻栽培，种水稻太内行了。我本科学的外语，古代文学是我的第三个专业。” 莫砺锋是1977年高考恢复后，中国大陆的第一位古代文学博士。1984年10月22日，在南京大学鼓楼校区老图书馆的报告厅，莫砺锋正在进行博士论文答辩，题目是《江西诗派研究》。答辩现场异常隆重，三百人到场旁听，南京市电视台与江苏省电视台都进行了转播报道。 与莫砺锋一同戴上建国后第一批文科博士“桂冠”的，还有经济史博士李伯重、政治学博士俞可平、民族学（人类学）博士庄孔韶、文艺学博士罗钢、历史地理学博士葛剑雄、戏剧史博士胡星亮等人。他们陆续完成答辩，成为各自领域的第一位博士，并被称作“开山大师兄”，如今，他们也都被视为各自领域内的学术精英。 因此，前媒体人许金晶想，如果对这些人做一系列的访谈，应该很有意义。于是，自2017年5月开始，许金晶先后联系了10位“开山大师兄”进行访谈，与妻子孙海彦一同写成《开山大师兄：新中国第一批文科博士访谈录》一书。在书中，10位“大师兄”聊起了自己坎坷的求学生涯以及之后的学术研究，从中亦能看到人在时代洪流中的沉浮。许金晶说：“时代可能耽误了他们的青春，但更多意义上，他们也是时代造就的一些学者。” 不过，莫砺锋说：“我们这代人中间出不了大师，因为我们的教育是不完整的，而且很多是中途改变（治学）方向的，学的不是你感兴趣的东西。” 迟来的学位 1966年，莫砺锋读高三，正面临着高考的他们都已经填好了高考志愿的草表了，忽然地，取消高考，一纸志愿也化为“泡影”。莫砺锋随后下乡，本来心系于理科学习的他放弃了自学的心思。“那个年代的农村，你要想自学理科的知识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一没有人指导你，第二你也找不到合适的书，因为大学教材那时候是不可能搞到的，你想买也没有。” 但莫砺锋没有放弃读书。他随身带了二三十本书，很快就看完了。其中，《宋词选》《古文观止》等书，莫砺锋更是反复看，甚至基本上能从头到尾背下来。在生产队时，村里没通电，到了晚上，家家户户只能靠每个月计划供应的一斤煤油照明。莫砺锋白天读书，晚上就躺在床上回忆这些作品，也就把它们背下来了。他背下了几千首唐诗宋词，例如杜甫所写的1458首诗歌，莫砺锋就大概背了800首。 李伯重则在云南自己读《资治通鉴》时，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就写信问父亲、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埏，还自学英文。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莫砺锋正在安徽泗县的农村。穿着大棉衣走进了泗县第一中学的考场，莫砺锋紧张得不小心把自带的墨水瓶打翻在口袋，染青了准考证上的照片。最后，莫砺锋考上了安徽大学外语系，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涯。 而28岁的李伯重却放弃了高考，直接报考研究生。这在当时是一件风险很大的事情。因为国家尚未恢复研究生制度，前途未卜。但父亲李埏却力劝儿子直接报考研究生更明智：已经自学完大学四年课程了、年龄不小了、相信国家会恢复研究生制度…… 1978年，国家恢复研究生制度，李伯重报考了厦门大学中国经济史，并如愿进入了厦门大学就读。 一个学生，四位老师 據莫砺锋回忆，上世纪50年代时，高等教育自从院系调整之后就没有了博士学位，而是以副博士学位代替，但当时的学生们毕业时也没有拿到副博士学位，学位教育也因此一直被延迟。这也才使得莫砺锋等人得以成为新中国的第一批文科博士。 1982年1月，莫砺锋师从程千帆，开始攻读博士学位。有一次，师徒两人在南京大学的玄武湖旁散步，看到一块草地，程千帆就说那块草地够五头牛吃一整天。“他放牛很有经验，我们师生都有农业劳动的经验。”莫砺锋打趣说。 入学以后，因为中文系的学生只有莫砺锋一人，便跟化学系、计算机的学生住在一起，住了两年零十个月后毕业。“那时没有课程体系，也没有学分制，学校连规章制度（都）还没制定，导师指点你读什么书，你就去读。”莫砺锋当时被要求读了很多典籍、古书。 莫砺锋报考的专业方向叫唐宋诗歌研究，但程千帆指定他读的书籍中没有一本唐宋文学的书，而是《论语》、《庄子》等唐宋之前的书目。这是因为程千帆认为唐宋文学是莫砺锋的研究对象，需要他自己主动去读而不需要指定。 程千帆还分派了3位老师，也是他的助手来指点莫砺锋读书。例如，读《史记》时，莫砺锋写了一百条札记交给负责的老师，里面都是关于他对《史记》的疑义与理解。“他看了我的札记，觉得可以了，就给个成绩，打个优或者良，就算过了。” “我一直对我的学生们说你们现在多轻松啊，一个导师带好多学生，那个时候是四个导师带我一人，我被他们管得死去活来。”想到这，莫砺锋觉得现在的学生读博真是轻松多了。 读博时，莫砺锋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就是去程千帆家聊天。程千帆只有他一个学生，莫砺锋当时上8门课，读书之后都要到程千帆家汇报读书心得。直到现在，莫砺锋还保存着自己读书的札记，上面还写着程千帆的“阅”字和批语。 “博士论文要写到什么水平啊？”因学位教育中断了十年，程千帆与莫砺锋都不知道博士论文要达到怎样的标准，便只好查了下海外的博士论文是怎么写的。程千帆先到图书馆借了一些海外出版过的博士论文，像日本泷川龟太郎写的《史记会注考证》，却发现由于水平太高而无参考价值（注：泷川龟太郎先当教授再拿博士学位，写完博士论文时已经是五六十岁了）。他又只好去找台湾博士的论文。当时，台湾大学第一个文学博士叫罗锦堂，毕业论文写了《元杂剧本事考》。程千帆与莫砺锋心里便有底了。 1984年，莫砺锋准备答辩。那场答辩还被江苏台当天报道。报道随即在第二天被央视新闻联播转播，莫砺锋上电视了。“当时我的妻子还说这个事情好像还蛮重要的，你到省台去买一盘录像带回来作个纪念。我说要它干什么，当时没去买，过后也就找不着了。”莫砺锋回忆道。 1978年，李伯重进入厦门大学攻读硕士，研究唐宋史。有一次，中国社科经济研究所的泰斗吴承明来厦门大学开会，李伯重便跑过去请教研究经济史的方法。吴承明告诉他，应该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用GDP（国民生产总值）等指标来衡量。可李伯重当时连GDP是什么都没听过，便只好叫吴承明推荐书籍让他去读。 1982年春，李伯重继续在厦门大学读博，师从傅衣凌（家麟）专攻明清史。由于之前并没有明清史方面专业的学习，李伯重被告知读明清史的风险太大，要用三年的时间去完成别人六年的学习。但李伯重仍然坚持自己选择的道路。傅衣凌给学生们开了一份史籍的书单，跟他们说：“明清士子入太学，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你们既然已经在读博士，就要专心‘坐监’，心无旁骛。”在傅衣凌的指导下，李伯重于1985年写成博士论文《明清江南生产力六论》。 与李伯重一样，葛剑雄也是跳过了本科教育，直接就读硕士。1978年11月，葛劍雄进入复旦大学攻读硕士，他是第一批硕士之一。“当时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一篇文章，他们说我是第一次在上面注明学历的，以前都没有的，是从我开始的。”四年后，葛剑雄在本校读博，并于1983年提前毕业，凭借论文《西汉人口地理》获历史学博士学位。 “第一是基础不好，第二是年龄偏大，第三，外语水平不高，第四，培养制度不完善。”《开山大师兄》的推荐序中，北京大学中国博士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陈洪捷给这些第一批文科博士总结出了四个特点。但这似乎反而造就了他们的独特之处，成就了他们的学术人生。 薪火相传 早在2008年，中国就已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博士生数量最多的国家。近年来，中国每年约有5万博士毕业生，而当年那批新中国第一批文科博士也早已成为了博士生导师，将当初治学的理念薪火相传。 博士刚毕业时，莫砺锋留在了南京大学试讲，1984年11月任教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当时，程千帆曾说他讲课讲得太快，学生跟不上速度，莫砺锋就“压着自己要讲得慢、慢、慢”，后来就适应了。像程千帆一样，莫砺锋也爱叫学生到他家去聊天。他每两周会跟他的研究生有一次座谈，讨论他们读书时遇到的问题，一谈就是大半天。莫砺锋觉得这是最好的教学方式，“一对一”，当学生读书发现什么疑难时，就跟导师一起讨论。“有点像以前的老艺人培养学徒、木匠，就是手把手教他，而不是说开一系列的课程，读一系列规范的教科书，这样反而学不精。” 李伯重培养的博士生、硕士生都不多，一是因为清华大学规定每位导师只能带一个学生，二是他自己会对学生进行“筛选”。对于那些读研是为了考公务员的学生，李伯重尊重他们的人生选择，但也希望自己门下的学生是做学术的。因此，看到有的学生日后不准备做学术，李伯重就会跟他们谈话，建议他们换到更适合的老师门下，“不要被我耽误了”。 到现在，莫砺锋带过的博士生已经超过60位了，而他的导师程千帆直到退休都只带了10位博士生。在博士生不断扩招的情况下，莫砺锋觉得有必要让他们和大众了解当初博士学位制度恢复的艰难，而这正是中国教育走向正轨的标志。他希望学生们能好好珍惜：“学位制度来之不易，原来是没有的，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