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宝国，1957年生，社会史研究室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秦汉魏晋南北朝史，1982年毕业于河北师院历史系，同年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攻读硕士学位。1984年12月毕业留校任教。1989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 文/胡宝国 《汉唐间史学的发展》最早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当时完全没有想到这本小书还会有再版的机会，再加上研究领域也有改变，所以出版后的若干年基本没有再思考过这方面的问题。这次北大出版社要出修订本，我只能是把一些明显错误的部分删掉，难有大的提高。补写了一篇关于《南史》的文章，虽然自认为问题是有意义的，但是文章的水平却不能满意，毕竟是年岁大了，身体多病，力不从心。 人生总有很多的“没有想到”。我没有想到书会再版，甚至也没有想到这辈子会学历史。因为上中学学的是俄语，自己又喜欢俄国文学，所以最大的理想是学俄语，但是刚刚恢复高考时还有政审一项，按我所在的河北省的规定，考外语类要按“绝密专业”的要求政审。我当然通不过了。当时政审在地区一级，录取在省会。我的卷子以及政审材料在地区一级就扣下了，没有任何学校见过我的材料。录取刚刚结束后才知道这个情况，父亲所在的河北师院也觉得有点对不住我们家了，这才把我扩招进来。他们让我选择，学英语也可以（俄语那年不招生），学历史也可以。父亲想了想说，你还是跟我学历史吧。就这样，“完全没想到”就学了历史。 从小就对历史没有兴趣，所以家里的那些书我一本也没有看过。父亲从系资料室给我借回吴晗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看看还行，但要说有多大意思，好像也谈不上。多年以后，只要遇到从外专业转到历史专业的年轻人，我总要问，你为什么要改学历史呢？原来的专业不是挺好吗？见得多了，逐渐就不问了。这世界太大，人们的兴趣也是各式各样，我没兴趣不等于别人也没兴趣。当然，几十年下来，自己也有一些研究的兴趣了，这就如同包办婚姻也能培养出感情一样。我知道，很多人最初对历史的兴趣是因为喜欢“历史故事”。我到现在对历史故事也没有兴趣。我感兴趣的只是“历史问题”。  缺乏兴趣，而且也天性懒惰，这是我学术成果很少的主要原因。记得小时候特别爱睡懒觉。有一天都到上午10点了，我还在睡，父亲站在床边批评我说：“一个人不怕有一千个毛病，就怕有一个致命的毛病。你的致命毛病就是懒！”他很少批评我，所以印象很深。母亲说，我在医院刚出生的时候连吃奶都不睁眼。护士奇怪地说：“这孩子怎么会懒到这个程度！”可见我的懒是天生的。我的体会是，凡是天生的缺点都是改不了的。既然如此，也就没什么可遗憾的了。当然，说到懒，我也不敢说自己就是这个世界上最懒的。我有个同学，他是王永兴先生的学生。王先生在他作业上用铅笔写了修改意见，让他改后再交上来。过了一段，他以为王先生会忘记这事，所以就用橡皮把王先生的批语都擦了，再把作业原封不动地交给王先生，没想到被王先生发现了。他懒的境界就比我高多了。所以说，天外有天，山外有山，人不能骄傲。 开始学历史的时候，我问父亲，这历史怎么学呢？他说，跟你看小说一样，也是要看名著。为什么说到小说呢？小时候喜欢看小说，抓到什么看什么，小说档次都不高。父亲说，这不行啊，看小说就得看名著。那个年代能找到的书很少，恰好我一个中学同学在学校图书馆工作，什么“禁书”都能拿出来，所以读了很多名著，像托尔斯泰、巴尔札克、雨果等等大文豪的作品都是那时读的，只可惜年龄太小，理解有限。历史学的名著是哪些呢？父亲提供的就是像陈寅恪、唐长孺、周一良等老一辈学者的著作。周先生的《乞活考》，我看不懂，他特意带我读了一遍，告诉我周先生高明在哪里。父亲很开明，虽然他的历史研究理论色彩很浓，但从来没有要求我向他学习。后来时常有人见了我说客气话，你有家学啊，我听了都是一笑了之，我哪有什么家学？如果说到影响，北大的几位老师之外，影响我最大的就是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唐长孺先生。我最佩服的就是他分析史料的能力，我将其概括为“敏锐而有节制”。这是最难得的品质。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笨人缺乏敏锐，自然也谈不上需要节制，而聪明人虽然敏锐，但因为过于自信而不知节制，常常会分析过头，乱发挥。  我没有什么理论素养，如果说能有一点研究心得，那也都是分析史料得来的。问题的发现、论证的过程始终不离开史料。虽然重视史料，但是如果翻看我的这本小书，读者就会发现，里面真正意义上的考证并没有多少，也不一定过硬。因为年代久远，史料很少，要想把一个问题考死是很难的。有的论著，虽然考证迂回曲折，看起来很吸引人，但是轻易不敢相信。有时，越是迂回曲折的考证,越是看起来很有“故事”的样子就越是可疑。建立在这样基础上的讨论自然是很危险的，尽管它看起来颇有“小中见大”的境界。我重视的是在大家公认的、熟知的历史事实之间发现联系。这种发现既是对已知历史事实的一种解释，同时，它本身也构成了历史事实的一部分。这部分历史事实是最宝贵的，因为它本来是“隐藏”着的，是被研究者“发现”的。一个研究者对历史理解的深度往往可以在这里得到展示。 说到史料，还有一段故事。我在写“经史之学”时，有一天突然意识到《后汉书》里是没有“经史”二字的，这虽然对我讨论的问题很重要，但毕竟只是个印象，于是不嫌麻烦，又把《后汉书》彻底翻了一遍，还是没有发现。可是我还是不放心，几千页翻下来，人都麻木了，看漏了是很有可能的。正好这个时候有了网络，在网上查台湾史语所的《后汉书》电子版，结果瞬间就出来了，只有一条，在“校勘记”里，正文里确实没有！这样才彻底放心。 虽然网络检索对史学研究很有用，但是我对时下流行的一种说法却很不以为然。有一种论调，说有了网络检索后，过去老先生们擅长的那套考据易如反掌，算不上什么本事了。其实这是不入门的瞎扯。你检索什么？那是需要研究者提出的，电脑帮不了你。研究一个问题，研究者首先能想到的都是面上的东西。如果仅仅根据检索出来的这些最直接、最表面的材料进行研究，那只能写出平庸的文章。检索的结果需要深入分析，在这个基础上还需要回过头去再读书，反复思考，由此才会发现那些不易觉察的间接材料，才能把隐藏的问题带出来。我的体会是，只有把那些不易觉察的间接的材料也挖了出来，让它的意义得以呈现，这时的文章才有魅力，才引人入胜。 南齐萧嶷晚年说：“人生在世，本自非常，吾年已老，前路几何。”萧嶷病逝是在永明十年，四十九岁。我早过了这个年龄，再有不到一年就要退休了。这几年经常会想到他说的这句话。最后一段路上究竟做些什么好呢？我想，历史书还是要读的，有体会也可能写点文章，不求名利，只为人生有个精神寄托。另外，新书也是要看一些的。最近在网上看到有“老年律条”，第一条是“不娶少妇”。我很赞成。娶少妇是危险的，而看新书则是有益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