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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自己认识到传统中有些成分是不能相信的。李维以原谅的口吻说：“一些古老故事有比较多诗歌的魅力，而非完整的历史记录。”他又继续说：“将神圣的事物与凡俗的事物相混是古人的特权；这会为过去添加尊贵，而假如有一个国家配得上一个神圣的起源，那便是我们的国家。” 希腊的历史学家把他们与特洛伊的关联算在罗马人身上，希腊人喜欢把他们有兴趣的外来新强权，纳入自己的文化网络之中，但这并非不受欢迎的赠礼。在希腊人看来，特洛伊人并非靠不住的亚洲人，而是荣耀的希腊人。的确，有人说他们“就像任何之前来自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希腊人一样，属于真正的希腊民族”。这意味着罗马人因为相当慑服于希腊文化，而且对自己的文化有种严重的自卑情结，因此会赋予自己一个希腊身份。他们这种崇拜与羡慕隐藏了嫉妒和充满敌意的模仿。在将自己与特洛伊人关联在一起时，他们将自己塑造为竞争者，或许终有一天会征服希腊，来为自己的祖先报仇。 或许在传统看法中，公元前1184年前后，特洛伊发生过某种形式的战争。特洛伊这地点当然存在，而且它的遗迹也已经被现代考古学家挖掘出来。即使在这个早期舞台上，希腊人与腓尼基人也已经在地中海四处航行，最后建立“殖民地”，即独立的城邦国家，但这些大多都发生在特洛伊战争四个世纪之后。所以埃涅阿斯几乎不可能到过迦太基，因为迦太基那时尚未存在。希腊史学家陶罗米尼姆的蒂迈欧（Timaeus of Tauromenium）相信狄多在公元前814年建立这北非城市。  古罗马广场 但那时埃涅阿斯尚不存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描写的所有神祇和英雄的冒险苦难，也都是被虚构出来的。至于罗穆路斯和瑞摩斯，他们一样是虚构的。在其字源上，Romulus意味着“罗马建立者”（-ulus是伊特鲁里亚文，并且指的是“建立者”），而Remus或许在词源上与Rome相关。被抛弃的婴儿后来变成伟人，是古代神话传说中常见的特色（想想摩西，俄狄浦斯，当然还有特洛伊的帕里斯）。罗马人真正面对的困难是他们有两个互相抵触的建城神话，看起来似乎相隔数百年，其中之一是流浪的特洛伊英雄，而另一则是当地小孩罗穆路斯及瑞摩斯。他们决定要接受这两种说法，然后将它们调和，并以一种说得通的叙述将它们连接起来。埃涅阿斯的事迹限制为发现意大利并在拉丁姆建立王室，这样罗马才能由双胞胎来建立。为了要填补较长的间隔。所以阿尔巴·隆加的一系列纯属想象的国王就被捏造出来，来将这两个不同年代的传说连接起来。 共和国末年的罗马史学家不一定凭空想象出这些事件，但是他们往往透过自己时代的眼睛来看待遥远及传奇的事件。罗穆路斯发展出独裁者的倾向并在元老院遭到暗杀，或许很有道理地反映出他们对当时所受历史创伤的响应。因此李维在写恺撒之死时，会令人费解地重提旧事。 对罗马建城的日期有许多争议。大多数评论者倾向于公元前8世纪的某年。如我们之前提到的，瓦罗认为是公元前753年。这成为被普遍接受的日期。但这导致第二个编年上的难题。从罗穆路斯到塔克文家族被驱逐这段时期，只有七任国王统治。这意味着每位国王平均统治35年，任期长得不合情理。 罗马人接受这一点，但现代学者较为怀疑。或许还有其他国王没有被史书记载。考古学家似乎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一些原始聚落的痕迹可追溯到几百年前，但与村落不同的城镇生活的确切证据表明，城镇生活是在公元前7世纪中期才开始的。所以真正的建城日期大约比原先人们相信的还晚一百年。虽然有些国王会从视野中消失，但正史中的七位国王却正好吻合这段时间。不仅如此，一些考古证据与文学传统的联系开始显现。罗马广场的“王宫”（Regia）是在公元前7世纪末修筑的，而这正是新编年确定为努马·庞皮留斯统治的时期，他下令修建了宫殿。罗马第一座元老院则由图卢斯·奥斯蒂吕斯（因此名为“奥斯蒂吕斯的元老院议事厅”）建造，它的遗迹已经被确认，可追溯至公元前6世纪初，我们认为这是图卢斯·奥斯蒂吕斯统治罗马的时候。  罗马元老院遗址 在我们遇见确实活在（或是多少活在）历史中而非神话里的人物之前，还需一段时间。头四位国王似乎大体上是虚构的，即便他们任内的事件的确发生过。他们每个人都被认为做出特定成就，的确是在王政时期时完成的，但不必然是由哪一位国王来成就的。罗穆路斯建立了一个有秩序的社会政治系统，划分部落以及“区域”；不喜欢战争的努马·庞皮留斯则完成有关宗教及（西塞罗的话）“宁静和平精神”的所有事务：祭祀牺牲、祭司团体以及规定神圣日及世俗日的公共历法；而静不下来的图卢斯·奥斯蒂吕斯和安库斯·马尔西乌斯以一支有力的征召部队来进行开疆扩土的战争。无论安库斯本人是否与此有关，奥斯提亚港及苏布里起亚斯桥无疑已经修筑。我们可以有信心地说，这两位塔克文以及塞尔维乌斯·图里乌斯是真实存在的（虽然这两个塔克文可能是同一个人，因为他们被记录下来的成就非常相像）。最准确的估计是，老塔克文在公元前570至前550年在位掌权。 当我们接近王政时期的终点时，图像越来越聚焦。虽然卢克丽霞的故事被放大，但它戏剧般夸张的修饰细节或许隐藏了一个真实的丑闻。即便我们可以怀疑布鲁图斯怪异的行径，但他是一个主要的历史角色，协助建立那延续将近五百年的共和体制。一旦我们掀开神话的迷雾，我们可以勾画出一个事实的地图。在全面地贬抑传统叙述之后，我们还是要承认，它们毕竟包含了历史真相的重要成分。在王政时期，罗马从一个津渡旁的小城镇，通过与拉丁姆的地方部落进行无数的小型战争来扩大疆土，最终发展成为中部意大利的强权。我们几乎可以确定政治体制如元老院和公民大会得以建立，而且有国王（非常有可能是一位叫塞尔维乌斯·图里乌斯的国王）发明了某些方法将财富与政治影响力和军事责任挂钩（复杂的“百人团”系统还涉及稍后的一个时期，因为罗马人往往犯下“现代化”的错误，亦即他们认为早期共和与之后世纪那更加复杂的共和形态并无区别，或许只是规模略小）。 所以一个可以辨识出的政体正在演化着，正如普通平民与高高在上的世家贵族的未解冲突也在演化。王政后期的国王的确非常像是“僭主”，他们声称有群众的授命，执行侵略性的外交政策，并且赞助艺术和建筑。一座繁荣且富于野心的城市所需的壮丽公共建筑也已经被修筑起来了，罗马广场从一个泥泞的水洼沼泽，转化为一个庞大的公共广场。有些人辩称，罗马曾一度被迫加入伊特鲁里亚城市，但因为此事缺乏证据，近期学者已经提出异议。罗马看似深受北方有如帝国主义般的伊特鲁里亚文明的影响，并接纳了从那里来的两位国王，但罗马仍保持着坚定的独立地位。 罗马以多样化的社群来发展自己的文化，欢迎外来者，但也以自己及传统的做事方法为荣。这两种性格上的特点就像最早有关罗马的故事一样古老。毕竟罗穆路斯特别重视邀请外国人成为公民，而他的继承人努马·庞皮留斯，如西塞罗所说，引进“宗教典礼以及仍然留在我们档案里的法律”。的确，这种世界主义式的对外开放以及忠实于“祖宗成法”（mos maiorum）或许是互相交织的。如果要保持社会凝聚力，一种因素必须由另一种因素来修正或平衡。 无论如何，这成为随后罗马史中的一种显著张力。当公元前1世纪时的罗马人—例如西塞罗和他的朋友—在遥远过去王政的镜子里看自己时，他们究竟会看到什么？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是一个被选中的民族，他们的命运就是要建立世界上最伟大的帝国。凭借着武力的成就，他们将会胜过地中海世界的主宰力量——希腊人，后者的艺术和文化及军事成就是无与伦比的。特洛伊人并非文明教化之外的野蛮人，而是客串的希腊人。身为特洛伊后代最后将会弥补特洛伊战败的遗憾。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在许多建国神话中，城市突然间从无到有，茁壮成长，然后随时待命。罗马则不然，罗穆路斯这官方的建国者只不过是从特洛伊灰烬中开始、结束于卢克丽霞的卧房的冗长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在塔克文家族被驱逐、共和国来临之时，故事才真正开始。 罗马人极为虔诚，但他们的宗教信仰深受伊特鲁里亚人的影响，只不过是一个复杂的迷信网络而已。神明是不可测知的力量，必须时时刻刻被安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由仪式来规范，无论是修复和保养桥梁还是订立条约。 这是一个相当具有侵略性的社会，但也让人从中理解一种重要政治真理：真正的军事胜利只有在与失败者握手言和的情况下才能取得。虽然大多数古代世界的帝国建立者残酷且无情，但罗马人掌握的这一政治真理并非独特洞见。亚历山大于公元前4世纪征服波斯帝国之后，决定在他的新行政系统中提拔选用优秀的东方人，并坚持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和谐相处，哪怕这引起他所信赖的马其顿人的愤怒。他甚至强迫他的战士娶当地妇女，令人回想起罗马人强占萨宾妇女。但罗马人的最可观之处，是他们在数个世纪之中始终一致地推行这样的政策。他们能够了解到，这使他们不仅可以在过去的敌人中建立统治信任，而且能增加他们的人口，并以相同的方式扩充军队的人力。 但这里有个困难。战争必须是正义的，是对其他人挑衅侵略的回应。那正是宗教及法律所谈及的。罗马人很自以为是地相信条约的神圣性。但很清楚的是，即使他们自己也不会一直符合道德期望，强占萨宾妇女是显而易见的恶行（虽然由妇女自身所补救）。 依照相同之理，罗马人的混合政体是一个世世代代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一项值得骄傲的成就。但从一开始，伟大人物就在削弱它，这是个强烈的悖论。罗穆路斯是城市建立者，但他也开启了独裁的先例。罗马人非常善于去做他们真正想要做的，同时也会尽可能道貌岸然地说服自己，这些行为是完全恰当的。 或许罗马人生活的最怪异之处在于，它将大多数社会中互相分离的三种功能聚集起来。政治、法律及宗教活动完全混为一谈：没有独立的祭司阶级，因为祭司和政客是同一个人。政客与将军、政客与律师，也是同一个人。最重要的是，政治活动既会被神圣仪式影响，也根植于神圣仪式中。罗马人千方百计要确保神明的许可。 （本文摘自安东尼·艾福瑞特著《罗马的崛起：帝国的建立》，中信出版集团·新思文化，2019年6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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