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写在前面 本文选自凯尔·哈珀：《罗马的命运：气候、疾病和帝国的终结》，李一帆译，北京：后浪出版集团，2019年6月。原标题为“世界的晚年：3世纪的气候变化”。 罗马帝国此前就经历过王朝动荡，也蒙受过巨大损失，并且挺过了多年的饥荒。但是，从3世纪40年代后期开始，发生的一切都是史无前例的：边境体系全面崩溃，古老货币制度彻底消亡，罗马境内发生了长期的皇位争夺战。接下来的几年时间将会见证一系列变化，它们打破了中央控制机能对事态的所有掌控。这场危机“如此极端，以至于帝国的幸存几乎让人感到惊讶”。的确，韧性边际已经被时间和事态的变化逐渐侵蚀。但是，同时代人已经意识到这场危机背后存在着突然面痛苦的环境背景，因此我们需要在拥挤的原因列表中，加入气候扰动和大规模流行病所带来的冲击。在这个困难时期，基督徒产生了他们生活在“世界的晚年”这一想法。他们后来在一场观念之战中发展了这个比喻。在危机中，爆发了一场关于众神本质的不合时宜的公开争论。皇布们很快就把这场危机归咎于基督徒没有正确地敬拜神灵。但基督徒抗议说，事实上只是地球本身进入了衰老阶段。就辩词本身而言如果我们认真地看待它，会得到不少益处，因为它是由训练有素的修辞学家以非常独特的基调表达出来的。在德尔图良目晰了非洲文明蓬物活力之后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另一位迦太基人西普里安（Cyprian）认为，很明显“世界已经老去，不再拥有从前的活力，曾经有效的力量和生机也不复存在…冬天没有足够的雨水来滋养种子。夏天照射在谷地上的阳光不像从前那样明亮。温和的春天不再让人欢喜，秋天的树上也没有成熟的果实。”学者们到处翻阅古代哲学资料，试图寻找西普里安隐喻的起源。但是，我们好像没有认真对待这个隐喻的信息最直接的来源，也就是关于衰老的生物学设想。对古人来说，变老就是变冷变干。年轻人的体质温热而湿润，精力充沛这些概念在古人关于饮食的谈话中表达得很清楚。比如说，年轻人要小心饮酒，因为这会使他们本已炽热的身体过热。过多的热量会让他们放松自控力，借用2世纪一篇小说的说法，葡萄酒解除抑制的作用使它成为种“性燃料”。但是对老年人来说，温热的葡萄酒可以让人振奋。它减缓了身体的干燥。盖伦经常写到“老年人身体干燥的特性由于热量不足，他们身体不能获得同样程度的营养，因此每个部分都变得干燥”。变老是一种长期的蒸发，最终导致寒冷的死亡。“由于死亡是体内热量的散失，因此老年阶段可以说是热量消散的过程。” 当西普里安声称世界已经变得灰白的时候，他想到的正是这种关于衰老的看法。“落日的余晖不那么明亮，也不那么耀眼…曾经溢满泉水的泉眼，如今已被衰老所抛弃，几乎没有一滴水。”对西普里安来说，世界已经变得寒冷而干燥。这个世界是一个苍白的老人，已半身入土。 自然档案证明了人类证词的真实性。罗马气候最优期的美好时光，在2世纪后半期结束。终止并不是突然发生的。气候最优期缓慢地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罗马晚期过渡期（Late Roman Transition），这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且混乱的时期，变化更剧烈持续了大约三个世纪。这些变化是全球性的。太阳活动是主要的外力作用。照耀在罗马人身上的阳光减弱了。铍同位素的记录显示，在3世纪40年代，日晒出现了急剧下降。寒冷如约而至。在阿尔卑斯山脉，大阿莱奇冰川经过几个世纪的融化之后，开始沿着山坡下行。勃朗峰的冰海冰川也是如此。在一些相隔甚远的地区如西班牙、奥地利和色雷斯，自然记录也显示了一致的降温趋势。西普里安在3世纪中叶感受到的寒冷时代的寒风，或许是准确的。 罗马气候最优期最突出的特点，是横跨整个地中海的不寻常的湿润时期。当它出现时，全新世的长期干旱的趋势被暂停。l然而在最优期结束后，更长的干旱化周期重新揭开了面具。 从短期来看，3世纪40年代是地中海南部一段严重干旱的时期。干旱炙烤着西普里安的北非。这位主教对基督教的公开辩护是绕着一个刚刚经历了痛苦于早的社会所展开的。“如果雨水很少从天上落下，如果土地让位于沙尘而变得荒凉，如果贫瘠的土地上只长出几片稀疏、苍白、干瘪的草叶……如果干旱让春天消失”，那么基督徒就会不可避免地受到指责。恶劣的天气使城市里食物短缺，西普里安尖刻地批评了富人，因为他们利用自家仓库在危机中牟利。整个危机对基督教来说是个福音，因为它邀请人们接受一种信仰提供的庇护，这种信仰许诺会带来一种超越眼前痛苦的生活。“即使葡萄藤不再结果，橄榄树欺骗我们，庄稼在炙热干瘪的土地上枯萎，这对基督徒来说又算什么呢？”这片干旱的土地，就是西普里安作为基督教发言人做出的一切行为的背景。与此同时，巴勒斯坦也发生了干旱。黎凡特的农业带毗连沙漠，人们总是怀着虔诚的期盼等待雨水的到来。在2至3世纪的拉比文献中，降水实际上是个奇迹。这片土地的艰难深深嵌入了当时的世界观；自从公元70年神殿被毁以来，干旱就直停留在这片土地上。拉比文献著作可能不是寻找客观气候记录的最佳地方，但是这些智者关于3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的干旱记忆却是一致的，我们可以在拉比传说中找到一定的历史基础。阿尼纳·巴·哈马（Hanina bar Hama）是拉比学者中位重要人物，他是大犹大一世的门徒，也是塞佛瑞斯的学校里的领军人物，并且活到了高龄（死于250年左右）。在他的故事里，干旱一直是个难以应对的问题。其中有这样一幕：在一段时间内，加利利和尤地亚南部都没有出现降雨，一位南方的拉比通过发动一场公共斋戒迎来了降雨，但塞佛瑞斯却依然干旱，这是由于“他们心硬”的缘故。最后，雨水终于来了，但是这个干旱的时期以及期盼已久的缓解，却牢牢锁在了这位著名拉比的记忆中。 在困难的情况下，帝国可以依靠埃及。尼罗河谷的绿带极为肥沃。这是帝国的一项重要的保险策略。这个河谷独特的生态环境使帝国免受地中海气候无常变化的影响。尼罗河有两个主要支流。稳定的基础水流来自白尼罗河，其源头位于非洲赤道。每年的洪水——超过基础水流的水量和淤泥——是青尼罗河的杰作。大约90％的尼罗河洪水来自东非夏季季风带来的降雨；青尼罗河将埃塞俄比亚高原上的径流汇集在一起，然后带到下游，在喀土穆与白尼罗河的常规水流汇合。其结果是组成了世界上最伟大的自然灌溉水泵，在罗马人到来前的几千年里就一直被人类文明所利用。孕育生命的河水和肥沃的淤泥，使埃及农业格外高产。埃及是罗马的粮仓，也是帝国大部分地区的福音。尼罗河水每年的涨落是一种神圣的节奏，人们充满希望地祈祷期盼着它的到来。正如古人所熟知的那样，洪水的神圣恩赐是不规律的。在一生中，无论是祭司还是农民都会目睹美好和悲惨的年岁。然而，即使是他们训练有素的眼睛，也没能注意到在这些年际变化的背后，存在着一种缓慢而不易察觉但非常关键的变化周期。 从长期来看，在全新世晚期的几千年里，随着季风带向南移动，热带辐合带也被推向南方，尼罗河的流量逐渐减少。在这种广泛的长期变化背景下，在更短的时间跨度中（从几十年到几百年不等），尼罗河洪水也一直是不稳定的。就像商业周期的高峰和低谷一样，尼罗河洪水也有长期的波动，会影响到河谷以及更远地区的文明进程。在641年之后的这段时间里，这些波动可以在人类最古老的连续气候记录中找到：阿拉伯编年史保存的尼罗河水位标尺读数。虽然较早时期的记录不够完整，而且也只是间接的，但我们实际拥有的证据表明，罗马统治的几个世纪里，尼罗河水量发生了深刻变化。 尼罗河的记录再次表明，罗马帝国的缔造者受益于完美的时机。迈克尔·麦考密克（MichaelMcCormick）和我根据早期整理过的关于罗马时期洪水好坏的纸莎草纸数据（通常是间接且不确定），为帝国早期的几个世纪建立了一个洪水质量数据库。尼罗河的记录可以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一个是从奥古斯都吞并埃及开始到155年前后，另一个是156年到3世纪末。前一个阶段有更可靠的洪水和较高的丰年比例；而在后一个阶段，出现了不成比例的糟糕洪水年份。 此外，就在这两个阶段之间过渡的那几年，也就是2世纪50年代，一种新的文件——“未被淹没的土地申报”——第一次出现在莎草纸上。它的起源尚不清楚，但是这些申报很可能是对种更不稳定的尼罗河洪水现象的回应。 关于尼罗河变化的物理证据更加间接。尼罗河的泛滥与一种全球气候变化机制有很强的联系，这种气候变化机制被称为“厄尔尼诺－南方涛动”（El Nino－SouthernOscillation，简称ENSO）。在厄尔尼诺年，东太平洋的海水变暖，同时远处的西方季风降雨受到抑制；强烈的厄尔尼诺现象与尼罗河洪水的减少相对应。今天厄尔尼诺现象每3－5年发生一次，但ENSO的周期则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 不幸的是，详细的ENSO记录在公元第一个千年中很罕见，而且不够明确。不过一份来自厄瓜多尔的沉积记录表明，在罗马气候最优期，ENSO事件非常罕见（每20年左右一次）。平静的ENSO意味着埃及的洪水活跃且可靠，它标志着气候最优期显示出类似于全新世中期的气候特征的另一种方式。随后，在罗马过渡期的几个世纪里，ENSO变得极为普遍，每隔三年左右一次。罗马人长久以来一直依赖于埃及的生产力，而埃及的丰收又倚仗非常有利的气候条件，但是现在，罗马人的好运气到头了。  毫无疑问的是，就在罗马人最需要某种缓冲以抵御厄运的时候，尼罗河却以惊人的方式抛弃了他们。 244年，洪水没能到来。245年和246年，洪水再次变弱。到了246年3月，就在收割之前，俄克喜林库斯的官员采取了前所未有的紧急措施。有一项命令要求在24小时内登记所有的私人粮食库存，不然就要受到严厉惩罚。国家实行了强制购买，价格高得惊人，每阿塔巴（ab）售价24德拉克马。通常情况下，政府设定的价格是对自己有利的，但24德拉克马的价格非常高，大概是这个时期预期价格的两倍，这意味着政府急切地想要获得粮食，哪怕是付出高价。两年后的248年，粮食短缺仍然是个棘手的问题。那一年的纸莎草纸提到了“目前的紧急状况”，还提到处理公共食品供应的机构发生了推挤。在248年的另一张莎草纸上，一个人不惜交出他所有的财物，以躲避履行食物供应的义务。就在同一时间，亚历山大里亚主教声称，河床就像沙漠一样干涸——如果这不仅仅是一个修辞性的比喻，那么它实际上意味着白尼罗河和青尼罗河同时干枯。总之，这是罗马人统治埃及的七个世纪中最严重的一次环境危机。 气候动荡发生在一个晦气的时期。为了确保罗马军队从波斯撤退，帝国付出了高额代价：50万奥里斯金币。这是一笔巨额赎金。我们可以依此粗略地估算出发生在埃及的地方性干旱的影响，我们能够以此想象其他可能性。一块土地上的小麦收成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土地的质量。但洪水是农业生产中的沉默的伙伴。在3世纪一块著名的地产上，同一区域内一批可耕地的小麦产量在几年内的变化，从每奥洛拉（aroura，土地的单位，相当于0.2756公顷）7到16.6阿塔巴（干量单位，相当于38.8升）不等。以每奥洛拉约12阿塔巴的平均数字为基础，埃及的年总产量约为8300万阿塔巴。如果不充足的洪水使年产量下降10％（这是个保守的估计），那么该行省的经济总损失是830万阿塔巴，按当时的价格相当于100万奥里斯金币，或是两倍于支付给波斯国王沙普尔的赎金。罗马政府每年从埃及收取的小麦至少有400万～800万阿塔巴；如果干旱使政府从埃及得到的年度税收减少了20％，那么其价值将达到9.6万～19.2万奥里斯。在实际中，损失可能是这个数字的几倍：当尼罗河在中世纪发生干涸时，可怕的饥荒经常接踵而至。连续几年的洪水不足尤其严重，因为韧性边际已被消耗殆尽。虽然我们不能准确或肯定地下结论，但是有理由认为，在危机初期，干旱的代价至少与一场失败的侵略的沉没成本差不多大。 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挑战，是要装作不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通向危机的整整一代人，并不是一些不可避免后果的前奏。塞维鲁和后塞维鲁王朝的皇帝们都实现了一种有限的平衡，但是，地缘政治和环境冲击的连锁反应对新秩序构成了很大威胁。单是3世纪40年代的一场干早，就足以把帝国系统推向承受能力的边缘。但大自然还有另一场不幸的苦难在等待罗马人。一种陌生的传染病紧紧跟随在全球气候系统振荡之后，这不是最后一次出现这种情况。一场新的大规模流行病最终使帝国架构不堪重负。就在欢庆永恒罗马的纪念活动过去仅仅几年之后，帝国能否继续存在这个问题，已经完全不能确定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