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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兵学”，指的是中国历史上探讨战争基本问题，阐述战争指导原则与一般方法，总结国防与军队建设普遍规律及其主要手段的思想学说。它渊源萌芽于夏、商、周时代，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独立的学术理论体系，充实提高于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丰富发展于两宋迄明清时期，直至晚清让位于近代军事学。 概括而言，中国古代兵学主要包括历史上丰富的军事实践活动所反映的战争观念、治军原则、战略原理、作战指导等内容，其主要文字载体是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数量浩繁、内容丰富、种类众多、哲理深刻的兵书。其他文献典籍中的论兵之作也是其重要的文字载体，这包括《尚书》、《周易》、《诗经》、《周礼》等中华元典的有关军事内容；《墨子》、《孟子》、《老子》、《管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所载先秦两汉诸子的论兵文辞；史书、类书、政书、丛书中的言兵之作；唐、宋、元、明、清诸多文集中的有关军事论述，“汉中对”、“隆中对”、“雪夜对”等由史籍所记载的历代政治家、军事家的军事言行。它们同专门的兵书著作一起共同构筑起中国古代兵学思想的瑰丽宝库。 秦汉时期开创了我国历史上空前大统一的新纪元。在这一时期，自始至终存在着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统一与分裂的斗争，并多次引发大规模农民战争、民族战争和统一战争。这一客观现实，刺激推动着当时兵学的形成和发展。具体而言，秦汉时期的兵学是当时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不断发展，历史实现空前大统一的时代产物，是当时多次大规模统一战争、大规模民族战争和大规模农民起义战争的实践经验的集中反映，是先秦兵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总结、继承和发展；是秦汉整个文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为秦汉大一统时代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服务的，从理论上回答了当时历史条件下如何维护统一、建设军队、巩固国防、克敌制胜等重大基本问题，因而是中国历代兵学的有机构成，并对后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所以，要了解秦汉时期的文化整体面貌，就不能不考察这一时期的兵学。 一、兵书的系统整理与全面校订 与秦王朝“以吏为师，以法为教”，仇视和灭绝文化的立场与态度不同，西汉王朝的统治者从汉惠帝时期“除挟书律”开始，相对重视文化的积累、建设与发展，尤其是注重对实用性较强的学术文化的提倡。兵学是实用之学，直接关系到政权的稳定与否，因此为统治者所关注，校理兵书就是这方面的重要举措。 汉代对兵书的搜集整理工作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汉高祖在位时“韩信申兵法”：“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诸吕用事而盗取之。”（（汉）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第1762-1763页。又：《汉书.高帝纪》云：“天下既定，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这里，“申军法”是韩信，与张良无涉。《汉书.艺文志》称“张良、韩信序次兵法”，且将张良的名字置于韩信之前，或许是因为韩信以叛乱罪被诛，不宜过多突出其功勋，但又不宜全盘抹煞其作用而做出的权宜处理。）限于汉初干戈未息，“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汉）司马迁：《史记》卷三十《平准书》，中华书局，2014，第1711页。）的政治经济条件，以及“挟书律”未除的文化氛围，这次整理大约主要重在搜集和遴选，而不曾进行系统的理论总结与学术探究。 汉代第二次整理兵书，是在汉武帝时，当时西汉王朝反击匈奴的战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为了夺取战争的胜利，统治者对兵学的关注自然又提到议事日程，这就是余嘉锡所言的“时方大举伐匈奴，以兵事为急，故仆校上兵书。”（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92页。）同时，作为“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汉书·艺文志》）文化建设大政方针的有机组成部分，于是就有了军政杨仆整理、纪奏兵书之举措：“军政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犹未能备。”颜师古注曰：“捃摭，谓拾取之。”（《汉书·艺文志》）可见杨仆的工作主要也是搜集兵书，但同时也有可能做了简单的归纳分析工作。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次整理尚存在缺陷，“犹未能备”。 汉代第三次整理兵书，是在汉成帝时，由“任宏论次兵书”，“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汉书·艺文志》）可见是由步兵校尉任宏整理兵书，并由刘向总其成，为整理校订后的兵书作叙录，附于其书之中，上奏当时的皇帝汉成帝。这次整理的意义要远远大于前二次，不仅划分了兵家的各类流派，而且还认真厘定了文字，规范了版本，揭示了各部兵书的学术价值与文化影响，即刘向、任宏将搜集到的各部兵书，校勘其文字，确定其书名，统一其篇名，排定其篇章次序，撰就其提要，缮写而后成为定本，由国家集中收藏。通过这次整理，使先秦至西汉中期的兵书基本上以较完善的面貌存之于世，为封建王朝的军事斗争提供切实而卓有成效的服务。在这之后，又有《三略》等兵书诞生面世，进一步充实了秦汉的兵学宝库。（现存史料表明，《三略》之名最早见于汉魏之际。东汉末年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在其《武军赋》中始有“《三略》、《六韬》之术”的说法；三国魏明帝阁阳侯李康《运命论》复称：“张良受黄石之符，诵《三略》之说，以游于群雄”。这说明《三略》是在东汉末年才开始流传于世的，它的成书当基本与此同步。至于其书全称《黄石公三略》则要更晚一些，始见于北齐史学家魏收所著的《魏书·刘昞传》，其称北魏著名学者刘昞曾“注《周易》、《韩子》、《人物志》、《黄石公三略》，并行于世”。） 二、兵书的分类与学术价值总结 秦汉兵学发展的又一个显著标志，是对兵书的分类以及在此基础上对各类型兵书学术特色的揭示与总结。在第三次兵书整理过程中，步兵校尉任宏对搜集到的兵书进行了系统的分类工作，“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种”，即根据西汉中叶以前兵书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征，把兵家划分为兵权谋家、兵形势家、兵阴阳家、兵技巧家等四大类。这项工作，或许汉武帝时军政杨仆已有初步的尝试：“刘向奏上群书，皆条其篇目，撮其旨意，谓之书录。而《汉志》云武帝时军政杨仆纪奏兵录。兵录者，兵书之录也。其体例当与刘向书录同。然则仆校兵书，已有奏上之叙录，亦以明矣。”（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92页）但由于史料匮乏，详情已无法考索。所以，兵书的分类与价值总结，还当以任宏、刘向的工作为权舆。 其中兵权谋家共13家，著作259篇，现存《吴孙子》（即《孙子兵法》）、《齐孙子》（即《孙膑兵法》）和《吴子》等，这是兵学流派中最主要的一派。兵形势家共11家，著作92篇，现仅存《尉缭子》（《尉缭子》一书的问题很复杂，有不少难解的疑窦。今传世本《尉缭子》，究竟是《汉志》中著录的“兵形势家”《尉缭子》？还是同书著录的“杂家”《尉缭子》？还是“兵形势家”《尉缭子》与“杂家”《尉缭子》两书的混糅与综合？古今学术界意见纷纭，莫衷一是。我们这里暂将今本《尉缭子》视作为“兵形势家”《尉缭子》的孑遗。）。兵阴阳家共16家，著作249篇，其中有许多是托名黄帝君臣的作品，如“《黄帝》，十六篇，图三卷”，“《封胡》，五篇”，“《风后》，十三篇，图二卷”，“《力牧》，十五篇”，等等。现都已散失，只有后世诸如《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类书、政书保留有极零星的内容，另外，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的竹简《盖庐》，是比较典型的“兵阴阳家”兵书，也是我们目前所能看到的未著录于《汉志》的最早的“兵阴阳家”图书。兵技巧家共13家，著作199篇，亦已基本散失，《墨子》“城守十二篇”，以及后世所传的《伍子胥水战法》等，应该属于这一性质范畴内的兵书。 在划分兵书种类的基础上，刘向、任宏还就每类兵书的军事学术特点加以分析和总结。他们指出“兵权谋家”的基本特点是：“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汉书·艺文志》）。可见这一派主要是讲求战略的，是一个兼容各派之长的综合性学派。值得注意的是，“以正守国，以奇用兵”，语出《道德经》“第57章”，表明在先秦两汉思想家心目中，“治国”与“用兵”性质不同，方法手段使用上也必须有明显的区隔，即《司马法·天子之义》所说的“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军容入国则民德废，国容入军则民德弱。” “兵形势家”的基本特点为：“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乡，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汉书·艺文志》）。这里，“雷动风举”言兵锋之威，“后发先至”言军行之快，“离合背向”言其机动能力高，“变化无常”言其战术变化巧，“以轻疾制敌”那就相当今天所谓速战速决的意思了。充分强调军队的运动性、灵活性，注重于增强战场的机动能力。可见，它主要关注了探讨军事行动的运动性和战术运用的灵活性与变化性。有学者认为这一学派主要是讲求战术的。 而“兵阴阳家”的主要特点则是：“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汉书·艺文志》）。这表明它基本特征是讲究人道与天道的统一，注重“时”，注意天时、地理条件与战争关系的研究，从自然规律中汲取营养，以求为指导战争提供启示，阴阳变化、刚柔并济是其基本精神。可能与范蠡以及黄老学派有浓厚的渊源关系。考察今本《孙子兵法》，我们可以发现其涉及“阴阳”的痕迹尚有存在。如《虚实篇》有云：“画地而守之。” 李零在其《兵以诈立：我读<孙子>》一书中认为，画地本为一种画地为方，不假城池，禁鬼魅虎狼的防身巫术。后来兵家用来指营垒的规划，指出孙子在此处指划定范围，不用沟垒，喻其至易。而这就是“兵阴阳”的特色。李说颇有新意，可资参考。（参见李零：《兵以诈立：我读<孙子>》，p207-208）又如《行军篇》言：“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这里同样有“五行相生相胜”的“阴阳五行”含义在内，也是“兵阴阳”的语言。《计篇》言“五事七计”，其中，解释“天”之内涵时，汉简本较之于传世本，除“阴阳、寒暑、时制也”外，又多出“顺逆，兵胜也”五字，为各本所无。这里，所谓“顺逆”也是以阴阳向背为禁忌，所谓“兵胜”则是以五行相胜为禁忌（参见李零：《兵以诈立：我读<孙子>》，p62。中华书局，2006年版）。至于《六韬》一书中的《兵征》诸篇，则更是纯粹的“兵阴阳家”的文本证明。 至于“兵技巧家”的主要特点乃为：“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汉书·艺文志》）。这就是说，这一派注重的是军械和作战技术，它包括设计、制造攻守器械和学习使用器械的技术方法、要领、军事训练等等。墨家是最典型的兵技巧家。这表现为《墨子》一书对守城防御作战的器械装备和具体战术作了充分的论述。 它根据“今之世常所以攻者，临、钩、冲、梯、堙、水、穴、突、空洞、蚁傅、辕韫、轩车”等当时通行的十二种攻城战法，提出了诸如“备高临”、“备梯”、“备水”、“备突”、“备蚁傅”等一系列有效的守城战术。如针对敌人用地道攻城，《墨子》主张采取行之有效的诱敌入彀、烟熏敌人的战法，以挫败敌军的企图：“穴中与适(敌)人遇，则皆圉而毋逐，且战北。以须炉火之燃也，即去而入壅穴”(《备穴》)。所有这些，都是《墨子》对当时城池攻守战的实践总结和理论阐发，对于中国古代战术和军事技术的发展具有相当深远的影响。墨家学派的城守思想，对我国古代防御理论具有奠基意义，影响非常深远。后世对有关防御原则和战术的论述，多借鉴和祖述《墨子》，以至于把一切牢固的防御笼统地称之为“墨守”。近人尹桐阳称赞它是“实古兵家之巨擘”；岑仲勉则将它与《孙子兵法》相提并论，说：“《墨子》这几篇书，我以为在军事学中，应该与《孙子兵法》同当作重要资料，不可偏废的”（岑仲勉：《墨子城守各篇简注·自序》），这些评价是有一定道理的。 显而易见，任宏、刘向对兵家流派的划分与总结，是中国兵学发展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事件，从此兵家四分法经《汉书·艺文志》记载而为后世兵家奉为圭臬，（班固《汉书·艺文志》源于刘歆《七略》，而刘歆承其父业“总括群书，撮其指要，着为《七略》。”《隋书·经籍志》，又源于刘向之《叙录》）成为后世兵书撰著与兵学理论建树的规范程序与指导方针。 三、兵学的多样性与普及化 秦汉时期的兵学之表现形态是各式各样、绚丽多姿，异彩纷呈的，当时既有以专门著作形式面世并产生巨大影响，为后人收入《武经七书》的兵书《三略》等（有人认为《握机经》也是东汉时期成书的兵书。见高锐主编《中国军事史略》（上册），军事科学出版社）；又有以归纳、总结先秦兵学的基本成就为主旨并加以必要发挥的兵学专著《淮南子·兵略训》；还有零散见于君臣诏书、奏议以及众多文人学士著作中的有关论兵言论；更有通过战争实践活动和军队建设举措所反映的军事理性认识。它们合在一起，共同勾画了秦汉兵学的总体面貌。 值得注意的是，秦汉兵学的实践功能非常突出，它紧贴当时的社会现实，而较少作抽象的兵学原理演绎，因而具有很强的时代感与针对性，实用性和操作性比较强。如晁错的《言兵事疏》针对汉匈战争而作，它总结了长期以来中原王朝抗击匈奴袭扰的经验教训，强调“临战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习，三曰器用利”，深入地分析了当时汉匈双方军力的对比，指出：“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探索了对匈奴作战的基本规律，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形也”（《班固·爰盎晁错传》）的思想，为汉朝实现对匈奴战略思想的转变奠定了基础。 又如，赵充国《屯田制羌疏》，针对汉宣帝时西羌诸部北徙，遮断西域商路，骚扰西汉边境城邑的具体形势，提出“罢骑兵屯田，以待其敝”（《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主张，为从事移民实边，军事屯田，巩固国防提供了高明的策略方针。 再如，王符的《潜夫论》，根据东汉时期西羌之乱未断的边防态势，认为“攻常不足，而守恒有余”，“战守之策，不可不早定也”，强调解决边患问题的重要性与迫切性：“是以圣王养民，爱之如子，忧之如家，危者安之，亡者存之，救其灾患，除其祸乱。是以鬼方之伐，非好武也；猃狁于攘，非贪土也。以振民育德，安强宇也。”（《潜夫论·救边》）为此，其书专列《劝将》、《救边》、《边议》、《实边》诸篇，有针对性地阐发了有关边疆防御和建设的观点，并且在《劝将篇》中特别强调了将帅提升自身素质与能力以满足边境军事斗争需要的重要性：“将者，智也，仁也，敬也，信也，勇也，严也”。所有这一切都表明，秦汉兵学在边防等专题问题上有了新的深化和突破，现实感、时代感明显加强，“与时迁移，应物变化，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这正是秦汉兵学在先秦兵学已有辉煌成就基础上的新的开拓与发展。 兵学学习的普遍化。当时朝廷对兵学理论的学习和普及是予以充分重视的。汉武帝鼓励名将霍去病学习《孙》、《吴》兵法，是大家都了解的史实：“票骑将军为人，少言不泄，有气敢往。天子尝欲教之孙、吴兵法。对曰：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汉书·卫青霍去病传》。按，以宋人何去非在其《何博士备论·霍去病论》的观点来看，霍去病这一言辞真实含义乃是“法有定论，而兵无常形。一日之内，一阵之间，离合取舍，其变无穷；一移踵，一瞬目，而兵形易矣。守一定之书，而应无穷之敌，则胜负之数戾矣。是以古之善为兵者，不以法为守，而以法为用。常能缘法而生法，与夫离法而会法。”而已，是强调切忌教条拘泥于前人的兵法原则，而贵在灵活运用，富于创新）。据《后汉书·礼仪志》记载，当时统治者是将学习经典兵法著作、演习战阵作为培养军事人才，提高部队战斗力的重要途径的：“立秋之日……兵官皆肄《孙》、《吴》兵法，习六十四阵，名曰乘之。”（《后汉书·礼仪中》） 当时的大多数名将都热衷于学习《孙子兵法》等重要兵书，如东汉初年大将冯异“好读书，通《左氏春秋》、《孙子兵法》。”尝云：“夫攻者不足，守者有余。今先据城，以逸待劳，非所以争也。”（《后汉书·冯岑贾列传》）他们对《孙子兵法》等著名兵书中的重要军事原则十分熟悉，背诵如流，经常用来指导自己的军事实践活动。如韩信解释其背水阵破赵之所以大获成功，乃在于没有拘泥恪守布阵用兵“右背山陵，前左水泽”的一般规则，而是能够做到“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正确地运用了《孙子》的“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的激励士气原则。 又如赵充国主张军屯，加强守备，反对轻易出击西羌，依据的也是孙子的“全胜”战略思想：“臣闻《兵法》：攻不足者守有余。又曰：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臣闻帝王之兵，以全取胜，是以贵谋而贱战，战而百胜，非善之善者也。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臣闻兵以计为本，故多算胜少算。”（《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再如，《后汉书·皇甫嵩传》载，嵩曰：“不然。百战百胜，不如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以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我，可胜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余。有余者动于九天之上，不足者陷于九地之下。”（《后汉书·皇甫嵩朱儁列传》）这显然是皇甫嵩在大段背诵《孙子》十三篇中“谋攻”、“形篇”的相关内容，为自己实施作战指挥寻找理论依据。 不但武将注重学习和掌握兵法理论，而且不少文人同样对兵学感有兴趣，致力于兵书学习。汉武帝时人东方朔就是一个例子。他在给汉武帝的上书中曾叙述自己的学术经历，“年十三学书，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钲鼓之教，亦诵二十二万言。凡臣朔固已诵四十四万言。”（《汉书·东方朔传》）学兵书与读诗书比重相等（均为“二十二万言”），可见两汉文化人对兵学的重视，当时兵学的普及与发达于此可见一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