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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来自学术共同体的歧视 纵观上文，不难发现来自学界同行的歧视言论远远超过田野调查对象。对民众来说，学者的外来权威身分通常凌驾于性别之上。我的被访人从不吝给予我真诚的鼓励、帮助和馈赠。住在历山上的罗兴振曾专门托人到县城购买艺术书籍赠我，并附信嘱我用功研习。如今任教美国的女性民俗学者游自荧在山西调查时，她从河南农村到北京大学、再负笈海外的求学经历被广为传颂，各家争相以丰盛的美餐邀请她到家中为小孩励志，以至于她不得不为了满足村民的热烈约请而调整调查日程。 女性调查者直接感受到的轻慢态度更多来自同行，他们未必含有恶意，却似乎无意克制面对女性时内心的优越感。学者C教授看到我自己拎箱子爬楼梯，笑道：“怪不得老师愿意带你们出来，你们不给老师添麻烦。”另一位与我一起调查的Z教授发问：“你怎么不去逛街买东西，跑这儿来干这个？”还曾听到B教授说：“女生出个门，化妆品先带一大包！”来自学术共同体内部的歧视比社会偏见更具伤害性，其背后的逻辑却是自证循环：
这使人想到波伏瓦引用萧伯纳的话：“美国白种人大体上把黑人降低到擦皮鞋的一类人中，由此可以得出，黑人只能擦皮鞋。”她以此阐明：“当一个个体或者一群个体被控制在低人一等的处境中，事实是他或他们就是低人一等的。”学术共同体对女性从业者有意无意的压制无疑是为了建构和维护内部的性别秩序，女性学者自由参与竞争可能会使一些倨傲的男性感到恐惧。 玛格丽特·米德进入南太平洋群岛的萨摩亚人群时，尚不足24岁。她的决定震惊了导师博厄斯，出于安全考虑，导师更希望她选择美国西南部的印第安人社区。生性倔强的米德没有被说服，她最终在萨摩亚生活了9个月并出色地完成研究。如米德一般卓荦不群的女性学者几乎分布在各个领域，她们从不惮于胜任宏大思考、引领学科前沿。不得不警惕的是，主流舆论将一些成就卓著的女性学者打造为榜样进行表彰和歌颂，如果没能同时揭示更多女性面临的困局，这种倡导就隐含着障眼法式的陷阱。它诱导女性以为只须凭借个体的意志力、学术训练和勤奋工作便能获得成就，不去讨论社会结构、制度安排、政策与文化造成的压迫，以个体差距为由掩盖性别不平等的核心矛盾，以此转移女性争取正当权益的目标。 四 重返“人”本身 《背过身去的大娘娘：地方民间传说生息的动力学研究》中描述过一位民俗精英尤宝娅。在“接姑姑迎娘娘”文化圈里，羊獬、历山、万安三地为争夺话语权，多年纷争不断。主持整个文化圈内大局，在各村之间调停矛盾，募化巨额款项、掌握财政大权，说一不二、一言九鼎的，是一位女性！在当地尽管多数时候都是男性议政，但她一个女性就足以压倒几乎所有男性了。她的身分横跨政府官员、庙社执事和巫性人群三个阶层，手下有各路人马前呼后拥听从调遣，无论地方干部、庙社执事，还是巫婆神汉、普通村民，都对她敬畏有加，有些就是她一手提拔的，连一向固执自负的罗兴振也不愿过于跟她的意志对垒，有时不得不听命于她。她在戏台上对乡民们发表声振林木的演说，其凛凛威仪连我们调查者都为之摇撼。民间活跃着如此超越群侪的女人，而研究民众思想的女学者却可能囿于性别而自外于田野，默认男性为绝对主体，甘为学术共同体中的他者！ 对女性从业者是否享有充分和平等参与权不加讨论的学术共同体，难以被信任能够引领学术生态的良性发展。模糊不清的原则将导致资源分配不公、评价标准混乱、学术环境恶化，不仅女学者遭受损伤，也很可能造成共同体的自我戕害，所谓理解文化多样性恐怕难逃一纸空谈。渲染女性不适合田野调查的“性别差异论”，与认为民众庸俗愚昧等待被启蒙的观念，都是矮化目标人群的公然歧视，二者并无本质区别。 我们并不是要揪住男性学者的工作失误予以抨击，也绝非矫枉过正地要求赋予女性以特权优待，更不刻意忽略差异。田野工作的基本要求是处理实际问题和应对突发状况，脱离这一语境孤立地比较性别没有任何意义，想出办法解决重重困难的那个人才光彩夺目。采取个人行动还是团队合作，团队是单一性别还是两种性别构成，都取决于调查的对象和目的，并无一定之规。田野调查原本就是逢山开道、遇水叠桥，不该被任一观念先行约束，当然也包括性别。 正视性别互异的客观现实，但不将其置于放大镜下进行价值判断，目的是超越性别而非激化对立。所谓因材施教、有教无类，从不专指性别。认可并尊重人的差异，而不是将人视为受辖之物、标签式地分类存放，才能制定更完备合理、熨帖人情和激发创造力的学术规则。女性从业者不必为了证明自己而充满压力、倍感焦虑，男性学者也将成为性别平等的受益者。 性别首先是生物学概念，依据生理基础将人分为两类，并不意味着性别就是铁板一块。在两个端点之间，还有无数种精细切割的可能。同一性别内部的差距或许比两性之间的跨度还要醒目。将“女性调查者”强化为一个特殊类别，不啻将性别气质之间的过渡一笔抹煞。性别的社会属性被发明和接受的历史也是充满了话语角力的复杂过程。“以往我们归诸人类本性的东西，绝大多数不过是我们对于生活于其中的文明施加给自己的种种限制的一种反应。”在此前提下，田野调查或许可以回到性别分类之前的“人”本身，重返两个个体之间展开对话，就像罗兴振和我：是“男性”和“女性”，是“民俗精英”和“普通学者”，也是“老人”和“狗儿”。 （本文刊载于《民族文学研究》2019年第1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