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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婚龄推迟之趋向 当地对初婚年龄的旧有观念是“早娶媳妇早得子”“早娶媳妇早得力”，通常“沿十四五岁结婚的旧例，十一二岁便娶亲的少年也不鲜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颁布、实施的《婚姻法》将男女婚龄分别推迟到20岁和18岁。同时，国家意识形态对民众进行破除早婚习俗的相关宣传教育。截至1958年，“早婚习俗稍有收敛”。尔后，大力提倡晚婚行为，民众也随之将晚婚与“思想积极进步”“政治觉悟高”等相关联，同时也逐渐意识到早婚的诸多弊端，如影响身心健康、经济负担过重、自身权益得不到法律保障等。据《遂平县志》载，至1979年底，“3267对新婚夫妇中，符合晚婚年龄的有2878对，晚婚率达88.1%”。可见，当地初婚年龄呈现出后推之趋势。此外，1980年第二部《婚姻法》又将男女婚龄分别推至22岁和20岁，由此在一定程度上更催化了民众的晚婚趋向。 （二）婚姻形式的变化 1.间接相亲向直接相亲的转变 相亲在嵖岈山地区的婚姻礼俗体系中占据关键地位，“一女百家问，一男十家相”。传统习俗是男女双方在婚前一般人不会直接相见，通常经由媒人安排利用庙会、集市等机会观探对方。 1958年之后，随着民众婚姻自由度、开放性的逐渐提升，相亲方式也趋于直接：青年男女既可当面交谈，又可单独相处。自1958至1978年，相亲方式具体表现为：一是双方首先于媒人家或者女方家附近相见，如若中意，随后再前往男方家进一步了解其家庭状况；二是通过媒人安排，女方在其大爷、大叔、大舅、大娘、大婶、大嫂等亲属陪同下前往男方家中，双方可单独交流。1978年以后，男方也可在其大爷、大叔、大哥等亲属陪同下到女方家了解其家庭状况，而且双方拥有更多交流及独处机会。 由此可知，该时期内青年男女逐渐较为直接地参与到相亲过程中，具有更多认识、了解彼此的机会和自由选择的权力，并且家长也越来越重视子女意愿；与此同时，在相亲程序中增添了除男女双方父母以外的其他亲属角色，如大爷、大叔、大舅、大哥、大娘、大婶、大嫂等，父母对子女婚姻原有的唯一决定权便在一定程度上被动摇和削弱，男女双方则由此获取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一定空间。 2.婚礼程序的时代化与革命化 （1）婚姻登记的时代化与革命化 1958年以后，当地民众的婚姻登记过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在结婚登记前，青年男女必须先到男方所在大队开具婚姻登记介绍信。登记当日，男女双方须按照特定模式装扮——男方肩扛铁锹，女方手擓箩头⑤，一起步行到公社指定的民政部门进行登记仪式。负责登记的工作人员审核介绍信后，询问双方登记结婚是否自愿，若无意外，双方各自摁手印，待登记员盖章完毕表示通过政治许可后，双方便可领取结婚证，登记程序结束。 自1966至1976年，婚姻登记仪式更具革命化色彩。除铁锹、箩头这些象征劳动至上、集体主义的必备物品以外，男女双方在登记前还须各自携带象征领袖意志的毛主席语录。登记仪式进行过程中，二者须合唱革命歌曲，比如《社会主义好》《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等；其次，齐声背诵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以及“老三篇”等内容；最后，齐呼祈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集体化时期，大量极具时代特色的事物逐渐融进当地民众的婚姻登记程序，诸如铁锹、箩头、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革命歌曲，以及“老三篇”①等，足见国家意识形态对民间婚姻礼俗的渗透，并且反映出当时大兴农业生产、一切革命化，以及政治领袖崇拜的社会现实风貌。 （2）婚礼仪式的时代化与革命化 嵖岈山地区的传统婚礼仪式比较完备隆重，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国家意志的倡导与宣传，民间婚礼仪式趋于简约。1958年之后，传统婚礼仪式中的繁文缛节更被大幅简化和省略。其中，以1958至1961年和1966至1976年）这两段特殊时期的变动状况最为突出。在第一个历史时期（1958-1961年），依据社员身份的差异，婚礼仪式大概可分为两种情况：就普通社员而言，男女双方在完成登记仪式后，当天中午可在生产队的公共食堂就餐，并可向所在大队请一天婚假，省却了拜天地、入洞房、待客、放鞭炮等环节；父母为公社干部的男社员则拥有更多特权，在登记完毕后可邀请公社腰鼓队，于午饭前在其所就餐的食堂门口进行助兴表演。此外，干部食堂成为其专属，就餐场所与普通社员也不相同。从1966到1976年，除就餐地点转换为男方家以外，增加了夫妻双方向主屋内的毛主席画像一起鞠躬敬拜的仪式，其他程序均与上述内容类似。此外，1970年代末发生了特殊变动——相关陪同亲属的恢复参与，以及自行车这一特殊迎娶工具的初次加入：男方从儿女双全的近族亲属中，挑选其大爷、大娘、大叔、大婶、或大哥、大嫂（一般四人，双数个）承担迎娶新娘的任务——于迎娶当日骑自行车迎接新娘。同时，男方骑自行车和一位同辈兄弟在登记处静候女方到来。待登记程序结束后，所有人一起回到男方家中，简单食用午饭，结婚仪式即告完毕。1978年以后，传统婚姻礼俗中的部分内容有所恢复，如男女双方陪送结婚礼品、待客、放鞭炮、“回门”等习俗。 综上所述，自1958到1976年，在国家意识形态的强力干预与软性渗透下，当地婚姻礼俗极度简化，一切与神灵等民间信仰相关的环节均被省略，取而代之的是向政治领袖敬拜的特殊仪式。1978年之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逐步好转，为民众的情感需要与精神诉求重新提供了生存空间，传统婚姻礼俗中的部分环节开始复苏，同时，还出现了新型迎娶工具——自行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