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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终日在紫荆山中种田烧炭的萧朝贵，是不该走入历史的视野，留下他精彩的瞬间的。但洪秀全、上帝会、太平天国，改变了萧朝贵的命运；萧朝贵也改变了他们。本书引用可靠的资料论证了在太平天国早期历史上存在一个“萧朝贵时代”，太平天国得以迎来定鼎金陵的辉煌。而与此同时，肇端于萧朝贵时期的太平天国权力斗争和权力结构的异动也埋下了“天国”陨落的伏笔。本书附列的六篇研究习作，是作者近年来对萧朝贵和太平天国早期史研究的后续推进。  作者刘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研究员 出版时间：2019年5月 目录 序一 茅家琦 序二 路遥 导论 第一章 萧朝贵时代 第一节 基督降临粤西 第二节 萧朝贵与杨秀清 第二章 “天兄”的缄默 第一节 “洪宣娇” 第二节 水窦村之战 第三章 长沙鏖兵 第一节 《曾水源等禀》 第二节 萧朝贵之死 第三节 太平军的战略战术 第四章 狂飙与神话 第一节 萧朝贵的“神化” 第二节 萧朝贵的形象 第五章 太平天国的权力结构 第一节 上帝会初创时期（1847～1848） 第二节 萧朝贵时代（1848～1851） 第三节 杨秀清时代（1851～1856） 第四节 后期太平天国（1857～1864） 第五节 “僭主政治” 结语 参考文献 附录一 萧朝贵年表 附录二 萧朝贵资料选编 附录三 相关研究 从密议、密函到明诏：天京事变爆发的复杂酝酿 太平天国与地方势力的较量 乱世枭雄李昭寿新论 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编纂研究 王庆成先生与太平天国档案文献研究 关于深化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思考 后记 序一 茅家琦 《萧朝贵与太平天国早期史》的作者刘晨，是一位青年历史学家。在太平天国历史研究整体萧条的年代，他不受流俗影响，坚持“太史”研究，这种学术精神，我是十分感动的。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著作——《萧朝贵与太平天国早期史》，是刘晨倾多年之功完成的一部精品。在这部著作正式出版之前，他将书稿寄给我，嘱我写一篇序言。我愉快地接受了他的请求。 读完稿本，我深深地感到作者用力甚勤，十分快慰。而且，在太平天国研究领域，这是一本很有新意的著作。新意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重新确定萧朝贵的历史地位。 关于太平天国及太平天国人物的评价，受到过毁誉截然迥异的历史评判。在阶级斗争史观主导中国史学界的年代，褒扬者奉若神明；而在近年来，有的学者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将其全盘黑化或否定。这本身就是一个需要再思考的问题。我认为，现在应该尝试摆脱定性批判的束缚而去运用学术理性重新审视太平天国的相关问题，这会更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这段历史的认识和省思。 刘晨所著的《萧朝贵与太平天国早期史》就是这样一部焕发学术激情同时伸张学术理性的著作。比如，作者在研究萧朝贵的“法术”后指出：“正如我们不能否定太平天国起事动机的正义性，我们也不能否定萧朝贵的‘法术’在太平天国起义酝酿阶段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作者在一次纪念金田起义的学术会议上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不应以洪秀全私生活的奢靡作为将其丑化的主要依据，要以历史的公正和同情重新审视历史人物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扮演的角色”。对太平天国的历史定位，他认为，“只要数百万太平军民投身起义浪潮的动机具有正义性，太平天国就不能被全盘黑化”。这些都是符合近代历史的实际的，我深表赞同。 太平天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影响深远，研究中国近代历史就绕不过太平天国，而萧朝贵在早期太平天国的历史舞台上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研究太平天国就必须重视萧朝贵。作者以神权宗教和政权俗世相结合的视角重新研究太平天国及太平天国的重要人物西王萧朝贵，贯穿新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结合理性的学术评判，还原本应该属于萧朝贵的历史，并由此加深对太平天国起义前后的地方社会、太平天国早期历史的认识，这无疑对重新评价太平天国和重新审视太平天国的兴亡轨迹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这也证明，老题新做同样可以呈现枯藤开花的学术气象。 传统上，对太平天国早期人物所起的历史作用的评价，主要是沿袭李秀成的观点。对杨秀清，李秀成在自述原稿中说，东王杨秀清“在家种山烧炭为业，并不知机。自拜上帝之后，件件可悉，不知天意如何化作此人。其实不知。天王顶而信用，一国之事，概交与他，军令严整，赏罚分明”。对冯云山，李秀成在自述原稿中说：“南王冯云山在家读书，其人才干明白，前六人之中（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正、石达开、秦日纲），谋立创国者出南王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对萧朝贵，李秀成在自述原稿中说：“西王萧朝贵是武宣县卢陆筒（峝）人氏，在家种田种山为业。天王妹子嫁其为妻，故其重用，勇敢刚强，冲锋第一。”可见，在金田起义前后，萧朝贵的地位远低于洪秀全、冯云山和杨秀清。 本书著者引用可靠的资料确证：在金田起义前后，太平天国历史上存在一个“萧朝贵时代”。“在‘萧朝贵时代’，上帝会顺利完成起义建国前最为重要的准备工作——金田团营，太平天国也随之迎来了突进永安的辉煌。从这层意义上说，萧朝贵是太平天国的真正锻造者。” 本书作者研究多种资料后认为：萧朝贵地位的提高有一个发展过程。一开始，萧朝贵和杨秀清合作得很好，在这个过程中萧朝贵逐渐培植私党，大肆揽权。形势的突变在庚戌（道光三十年，1850）八月杨秀清病情加重之时。本书引用韩山文的《太平天国起义记》和洪仁玕的自述，证明杨秀清在这一年的八、九两个月病重。另据《天情道理书》记载，在杨秀清病重期间，萧朝贵开始代理“首辅”之职，掌握上帝会的教务、教权。 萧朝贵的代理“首辅”地位，一直维持到庚戌十月杨秀清复出。而这种尝试性超越的失败是在辛亥（咸丰元年，1851）十月。这时，在永安城外爆发了水窦村之战，萧朝贵身受重伤，接着，在十月二十五日天王洪秀全颁布诏旨，敕封五王。杨秀清、萧朝贵的地位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正如该书所说：“永安封王，形成东王杨秀清节制诸王、一人独大的局面。”“萧朝贵时代”也告一段落。在太平天国历史上，萧朝贵受伤前后的历史确是一个值得再思考的问题。 第二，从萧朝贵的活动中，以权力斗争和权力结构为主线，寻找太平天国衰败的端倪。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是作者用力的重点和本书的鲜明特色，值得读者考虑。 从历史上看，权力结构是权力斗争取得暂时平衡的结果，权力斗争又是权力平衡的黏合剂。 作者在书中对“萧朝贵时代”以及太平天国各个时期的权力结构做出分析。作者写道：“萧朝贵的一生同样也是太平天国历史发展变迁的缩影。他的崛起、主政、负伤、阵亡都使太平天国既有的权力格局发生变动。”他的结论则是：“终太平天国之世，洪秀全也没能建立起稳固、高效的权力结构，太平天国的权力斗争伴随始终。从早期杨秀清、萧朝贵与赐谷王家、大冲曾家等上帝会元老的角逐，到杨秀清与萧朝贵之间无法逾越地表的‘夺权’暗潮，再到洪秀全与杨秀清的对立乃至发生暴力血腥的天京惨祸，再发展为后期太平天国激烈的‘党争’（尤其是中央亲贵与地方实力派之间），甚至太平军余部的权力斗争也从未停息，如康王汪海洋杀侍王李世贤之变。可以说，太平天国贯穿始终的权力斗争是亡国的重要原因，或者说是最主要的原因，也不为过。” 第三，作者在书的最后，对如何深化太平天国历史研究问题提出了两点建议。这两点建议都是切合实际的。 一是“研究视角的转换与开拓”。 作者写道，“任何学科的发展创新，都离不开研究视角的转换与开拓”。结合近期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作者认为，“在太平天国历史研究方面，视角的转化与开拓应从四个方向进行”。这四个方向是“向下”、“向上”、“横向研究”和“向四周”。 二是“研究方法”的提高。 在这个问题上，作者就“史料的深入研讨”、“跨学科研究”和“田野调查”三个方面提出他自己的意见。这都是很有价值的、切合实际的建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历史学家应该有的那种“竭泽而渔”式的搜集和钻研史料的素养，在这本书稿中就得到了充分体现。 作者强调“跨学科研究”的重要作用，并且在书稿中提到历史研究与社会学、历史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结合，我是十分赞同的。我想还有一个学科值得提一提，那就是哲学。历史学研究与哲学结合，特别是与哲学中的人生论和认识论结合，我想会更广阔地扩大学者的学术视野。 总之，《萧朝贵与太平天国早期史》是一部很有学术价值的著作。作者还很年轻，我衷心地期待他有更多的好书问世，取得更大的成就。 2013年1月，南京 2018年5月修订 （茅家琦，1927年生，江苏镇江人，南京大学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荣誉资深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和太平天国史研究） 序二 路遥 刘晨完成的这部30余万言的《萧朝贵与太平天国早期史》，是在他的硕士学位论文《萧朝贵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前后写作、修改至今经历了有十年的时间，其中部分成果已在《清史研究》《历史档案》《安徽史学》《史林》等国内有影响的专业刊物上发表，这些成果也是他参加国家清史编纂工作的重要收获。 刘晨的著作史料丰富，论证严谨，广受好评。我曾看到有人在媒体上这样评论：“太平天国因为以前研究过多，大多数人都觉得起点过高，近年来很少有人触碰。但其实太平天国研究中仍有许多问题学术界尚未明了，只是这些问题确是前人未曾注意或者无力解决的问题，难度很大。比如萧朝贵和冯云山这两个太平天国的重要领导人，因死亡时间较早，逐渐淡出人们视野，长期以来不为研究者所注意，甚至基本史实都不甚明确。刘晨的著作，可以说真正称得上填补了国内萧朝贵研究的空白。当然，这绝非朝夕之功，而是他苦读求学的学术见证。可以说，越是研究成熟的领域，研究越是难以进行，一不小心即有画虎类犬的可能，故而，当今学界众人多喜欢拓新，而不愿在成熟领域耕耘。”有的学者对刘晨的研究评价说：“如此精心研读《天兄圣旨》和熟谙太平天国前期的历史，才能写出这种萧朝贵研究的学术精品来。”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夏春涛教授也认为，这本书努力发掘资料进行考释，对太平天国研究有所深化和推进。这些都是符合实际的。人民日报社主办的《文史参考》（第21期，2011年）还将他的萧朝贵研究成果列入“学问”专栏；《萧朝贵研究》还被评选为“2013年度山东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而在该批次中，全省仅有一篇历史学的论文获此殊荣。 下面谈一下我个人的几点看法。 关于太平天国的历史定位，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与早期研究中存在的一味美化太平天国的偏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年来出现极力贬低和否定太平天国的情况，比如对太平天国及其领导者洪秀全等人的“妖魔化”或“鬼化”；对太平天国的宗教，有学者撰文诬之为“邪教”。作者认为，不能否定太平天国数百万军民揭竿而起的正义性，也不能否定洪秀全等人尝试改变现状、救民救世的热忱，更不能否定太平军英勇抗击外来侵略、捍卫民族尊严的壮举；在研究太平天国的宗教后，作者指出，它的产生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积极性，不能一概视作愚昧、迷信。这些观点我基本赞同。需要补充的是，“邪教”的概念本身是政治性话语体系的产物，更不能以此套用于中国历史上，特别是中国封建历史时期的民间宗教评判上。一味贬低和黑化太平天国、义和团等农民运动的投机做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试想，太平天国果真如此不堪，为什么能如燎原之火，席卷东南半壁，问鼎天京，持续14年呢？这要充分考虑到当时的社会因素，如土客矛盾、人口矛盾、民族（满汉、回汉等）矛盾，还有贫富悬殊、社会不公正等现象。 正如作者所讲，这项研究的目的之一在于以萧朝贵人物个案为视角，“深化对太平天国兴亡的认识，为我们客观评价农民领袖和太平天国的功过是非提供一种崭新的视角，将对太平天国的再定位和失败原因的再认识升华到学理层次”。可以说，萧朝贵是一个典型案例，作者的研究旨趣也已基本达到。 关于太平天国的宗教有几个问题值得商榷。 首先是太平天国宗教的名称。作者接受了学界关于太平天国宗教的冠名为“上帝教”而非“拜上帝教”的观点。我同意太平天国并没有“自称”其宗教组织为“拜上帝会”或“拜上帝教”，但称太平天国的宗教为“拜上帝”的宗教可能要比“上帝”的宗教更加确切。因为社会人类学、宗教人类学十分重视从信仰、仪式、象征三者互联之系统去认定宗教，我认为对太平天国宗教亦应从这个视角去探析。所以，称“上帝”教，只象征其信仰的观念形态；而称之为“拜上帝”教则兼具信仰与仪式之形态。 其次，关于拜上帝教与基督教、民间宗教的关系。作者认为，“上帝教是中国民间宗教结合基督教教义变异而来，是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但其本源民间宗教的烙印更深”。作者的观点不同于以往的“民间宗教化”观点，也不同于“基督教的异端化”的观点。我认为称拜上帝教为“基督教与中国民间宗教之融混”，似乎更为妥帖。这一观点我曾在2006年7月召开的清史纂修通纪工作会议暨太平天国史专题研讨会上做过陈述。 从总体上看，该书关于“天兄”下凡始末，太平天国早期主要领导人在宗教、政治等多个层面的复杂关系，萧朝贵及其妻子洪宣娇的生平事迹，太平军长沙战役的具体经过和战略战术，萧朝贵的形象、品性、才具，太平天国宗教体系的发展脉络，萧朝贵生前身后的兴衰荣辱等问题都进行了全面、系统而且深入的研究；对萧朝贵在太平天国政治和宗教体系中的地位，萧朝贵对太平天国的历史贡献，太平天国及其主要领导人的历史评价，也进行了理性的学术评论。应该说，作者把一个思想感情多姿多彩、个性活灵活现的萧朝贵展现在了读者面前。 在书的附录中，作者对深化太平天国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问题提出了个人的看法。我想，这些观点同样适用于深化和发展像义和团运动史、辛亥革命史等其他传统学科的研究。 最后，如果从前沿梳理、史料考据、史实辨析、学理阐释和文字表述等多个方面综合衡量，我认为，作为一个青年，能写得出这样一本优秀的论著，非常值得赞赏。如果不了解刘晨而阅读此书，很难想象这是出自一位当时只有20多岁的青年学者笔下。 2013年3月于山东大学 2019年1月修订 （路遥，1927年生，福建福州人，山东大学首批终身教授，主要从事义和团史、中国民间宗教史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