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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学术界对中国的关注始于清朝。在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收藏的最早中文文献中有博德利爵士（Sir Thomas Bodley，1545-1613）的手迹，其时间为 1604 年。a不过，尽管中英贸易不断发展，但“英国汉学”却进展缓慢。虽然汉语教育起步较迟，发展缓慢，但英国还是在鸦片战争之后成为中国与西方交往的领路人。英国在华的实质存在意味着清史研究以及英国汉学的进展与英帝国的经历以及通商口岸和租借地的发展密不可分。随着帝国的衰落，区域研究的兴起以及清朝逐步成为一个单独的研究领域，英国也开始为清史研究做出卓越贡献。除了主流的清史研究外，在英帝国研究领域内，还有一个著名的学派研究中国的地位、通商口岸和香港。 在回顾英国的清史研究之前，我必须说明在中国史学研究中，并不存在一个鲜明的“英国” 学派，或许只有一些略显怪癖的英国学术传统罢了。从20世纪早期退休后前往欧洲的美国学者，到近来在本国接受教育到其他地方工作的英国学者都表明英文学术界的中国研究一直都是跨越国界的。早期“中国通”多为冒险家，他们穿越中国内地，并将穿越时面临的困难视作荣耀。如今，这种早期“中国通”逍遥自在的特性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相互联系并跨越国界的学术界。故此，虽然英国的史学研究趋势大体上同英文学术界的研究趋势一致，但本文并不是对某一连贯思想流派发展轨迹的追溯，而是对一系列个人成果进行介绍。 本文所述英国的清史研究将考察英国学术在三个时期的发展：第一阶段，从东印度贸易公司（East India Trading Company）抵达中国到二战开始；第二阶段，二战到 1970 年代；最后，自 1970 年代至今，清史研究逐步走向专业化。显而易见的是，一篇短文要涵括这么长时间段的研究，肯定是挂一漏万。  a 何大伟：《为中国国家图书馆准备的博德利图书馆汉籍典藏调查报告》（David Helliwell, Survey of the Chinese Special Collections in the Bodleian Library, prepared for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14th July 2015. http://www.bodley.ox.ac.uk/users/ djh/serica/forNLC/SericaSurvey.pdf）。 一、早期东印度贸易公司和传教士学者 尽管博德利图书馆很早就有中国文献，但东印度公司在动员雇员学习中国语言上却行动迟缓。18 世纪晚期，公司为了方便商业交易，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教授中文，但精通中文者依然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因此，英国对中国的了解主要依赖欧洲大陆学界。a马戛尔尼使团（1792- 1794）曾在那不勒斯招聘翻译，正是这个使团促成了小斯当东（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 1781—1859）的中文教育。其时，小斯当东年方 11 岁，作为马戛尔尼的侍从一同出访。他极具语言天赋，在使团抵达中国时，他的中文已经好到足够同中国官员交谈。他还收到了乾隆皇帝给他的礼物。b作为早期真正汉学家中的一员，小斯当东或许称得上是英国第一代清史学者的典范。小斯当东投入中国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出于偶然。由于他后来在东印度公司广州商行的经历可谓失败，他对中国的兴趣极为务实。他对中国的研究可分为两部分，一是将《大清律例》的部分内容翻译成英文，二是集中研究英国对华贸易和各种使华人员的记述。c小斯当东在 19 世纪早期返回不列颠之后，成为皇家亚洲协会（Royal Asiatic Society）的创始会员。另外，他还编辑了门多萨（Juan Gonzalez de Mendoza）的《中华大帝国史》的英文本。d 随着 1842 年鸦片战争的结束以及通商口岸的建立，西方人开始到中国沿海通商城市定居，旅行者们也开始进入中国内地，英国与中国的交往从此进入一个新阶段。两国交往的内容也更加充实。由此，前往中国的途径以及有关中国的书籍与信息都急速扩张。然而，这一时期有关中国的作品在探究、理解英国人所遭遇到的中国的同时，又力图对其作者在新兴英国驻华  a 有关早期东印度公司语言类学生以及他们的背景，可参阅苏珊·里德·斯蒂夫勒：《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的汉语学 生》(Susan Reed Stifler, “The Language Student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s Canton Factory”,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69[1938])，第 46-82 页（可参见刘美华和杨慧玲的中译文，载《国际汉学》2016 年第 1 期，第 105-126 页—译者）。 b 关于小斯当东对自己人生的叙述，请参阅斯当东：《小斯当东回忆录》（George Thomas Staunton, Memoirs of the Chief Incidents of the Public Life of 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 Bart. London: L. Booth, 1856）（可参见屈文生的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年—译者）。 c 参阅蒂姆·巴雷特：《不思进取，不可思议：汉学书籍和英国学者往事综述》（Timothy Hugh Barrett, Singular Listlessness: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Books and British Scholars，London: Wellsweep, 1989)（译文可参见熊文华著：《英国汉学史》，学苑出版社，2007 年，第 177-189 页—译者）；斯当东译：《大清律例》（George Thomas Staunton,Ta Tsing Leu Lee: Being the Fundamental Laws, and a Selection from the Supplementary Statutes, of the Penal Code of China; Originally Printed and Published in Pekin, in Various Successive Editions, under the Sanction, and by the Authority, of the Several Emperors of the Ta Tsing, or Present Dynasty, London：Cadell and Davies, 1810 ）；图里琛著，斯当东译：《异域录》（George Thomas Staunton and Tulišen, Narrative of the Chinese Embassy to the Khan of the Tourgouth Tartars, in the Years 1712, 13, 14, & 15, Arlington, VA: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1976[1821]）；斯当东：《对华商务观察报告》（George Thomas Staunton, Observations on Our Chinese Commerce; Including Remarks on the Proposed Reduction of the Tea Duties, Our New Settlement at Hong Kong, and the Opium Trade, Lond, 1850）。与同时期很多英国权力机构（British establishment）里的人不同，小斯当东一直反对对华鸦片贸易，因为他完全承认鸦片贸易违反中国法律这一事实。这或许是小斯当东引人注目之处。不过，出于一种逻辑扭曲的“公平”以及对国家的忠诚，他确实支持鸦片战争。请参阅此期的国会演讲。斯当东：《关于乔治·斯当东于 1843 年 4 月 4 日在下议院就阿什利勋爵对鸦片贸易的态度所作演讲的更正报告》（George Thomas Staunton, ‘Corrected report of the speech of Sir George Staunton, on Lord Ashley’s motion on the opium trade,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April 4, 1843: with introductory remarks and an appendix’, Hume Tracts, 1843, http://www.jstor.org/stable/60212203）。 d 小斯当东决定重译门多萨 1585 年的著作，这既反映出欧洲早期在华旅居者和汉学家的作品所具有的价值，也反映出当 时他们是沿着特定路径评估中国社会。门多萨著，斯当东译：《中华大帝国史》(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 trans. George Thomas Staunton, The History of the Great and Mighty Kingdom of China and the Situation Thereof, London: Hakluyt Society, 1853)（可参见孙家堃的中译本，北京联合公司，2013 年—译者）。 机构中的角色进行包装和辩护，并特别在意英国政府政策和国内听众。最有可能将他们在华经历写成文字的是英国驻香港殖民机构雇员、领事官员、通商口岸的翻译以及其他地方的商人和传教士。 一个恰当的例子是，英国人在华创办报纸，并在报社担任记者和通讯员。《北华捷报》（The North China Herald）即由英国拍卖商亨利·奚安门（Henry Shearman，1813—1856）于 1850 年在上海创建。同其姊妹刊—《字林西报》（1864 年创刊）一样，《北华捷报》既发布英国领事通告，也提供英文版的中国新闻和政府公告。它极少对时事采取整体、统一的立场，也并非站在英国立场上来传播中国新闻。然而，该杂志信息丰富—从文化散文、驻扎中国各地记者的来信到流言和商界人物—为研究晚清外国人与中国的接触提供了丰富而独特的资料。a 19 世纪晚期，在大众传播兴起的同时，英国主要大学设置了首批中文教职（professors of Chinese）。然而，这批学者将大量精力投入到中国的古典研究—他们认为中国的过去值得学术探讨，与之相反，当时的中国则被认为是堕落的。b在整个 19 世纪，中国学的岗位主要由传教士们占据。在这些人当中，许多都是结束传教生涯返回英国后占据学界位置的。传教生涯导致他们的早期研究集中在如下三个方面：语言、宗教以及相关的中国古典研究。这些议题均和传教事业密切相关，并具有明显的工具性目的：充分了解中国，以便将中国人转化为基督徒。毋庸置疑的是，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虽然谈不上是清史学家，却是这些人当中的佼佼者。他坚信，为了传教，必须准确翻译中国古典文献。理雅各为此奉献了大半生。1875 年，他被任命为牛津大学中文教授（Chair of Chinese）。时至今日，他对中国古典文献的翻译依然被学者视作参考；同时，他将孔子视作中国传统以及政府文化的“心脏”，这为英国汉学的争论定下了基调。c 同理雅各相似，但在他之前比他更直接了解中国的是一位卫理公会传教士—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1861—1935）。后来他成为牛津大学中文教授（Professor of Chinese）。他的《中国三宗教》同样是开创性的，这是因为“中国三宗教”作为一个学术概念，为确立中国真的存在三种主要宗教的这一观念作出了贡献。d理雅各和苏慧廉选择研究中国的动机都是为了理解那个时代的中国。他们的这种选择，尤其是他们对儒家经典的重视，为数代英语世界的汉学家提供了前进的道路，同时也为中国传统文字学（小学）在西方主要的大学的成长指明了道路。他们死后将个人收藏品捐献给教育机构的图书馆。图书馆由此创设了一类新  a 1850 至 1951 年的《北华捷报》均可在 Brill 网站浏览。网址：http://nch.primarysourcesonline.nl/nch/。关于英国人在中国，中国与大英帝国的关系以及通商口岸的遗产，可参阅毕可思（Robert Bickers）的著作。他的近著《瓜分中国》为此提供了非常好的介绍。罗伯特·毕可思：《瓜分中国：外国列强在清朝，1832-1914》（Robert A. Bickers, The Scramble for China: Foreign Devils in the Qing Empire, 1832-1914, London: Allen Lane, 2011）。 b 蒂姆·巴雷特对英国大多数早期汉学家的努力不屑一顾，特别是同当时欧洲大陆的学者对比的话。详情可参见蒂姆·巴雷特：《不思进取，不可思议：汉学书籍和英国学者往事综述》（Timothy Hugh Barrett, Singular Listlessness: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Books and British Scholars, London: Wellsweep, 1989），第 66-84 页；英国主要大学中文系成长的个案研究，可参阅英国汉学协会：《英国汉学研究指南》（British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 A Guide to Chinese Studies in Britain, London: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 1991）。 c 相关研究如下：理雅各和沃尔瑟姆：《书经：理雅各〈尚书〉译本的现代版》(James Legge and Clae Waltham, Shu Ching: the Book of History: A Modernized Edition of the Translations of James Legge, London: Allen & Unwin, 1972); 理雅各 :《孔子生平及其学说》（James Legge, The Life and Teachings of Confucius [containing the Confucian Analects, the Great Learning and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with Explanatory Notes, by J. Legge., Chinese. Classic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Vol.1, London, N. Trübner & Co,1867)。关于理雅各的生平以及功绩有许多研究。吉瑞德新近的著作将这些研究置于维多利亚时期的语境下—这一语境试图“翻译”并理解中国，特别是在宗教领域。吉瑞德：《朝觐东方：理雅各评传》（N. J. Girardot, The Victorian Translation of China: James Legge’s Oriental Pilgrimage, Berkeley;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可参见段怀清、周俐玲的中译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年—译者）。 d 苏慧廉：《中国三大宗教：牛津讲座合辑》（William Edward Soothill, The Three Religions of China: Lectures Delivered at Oxford, 3rd ed.,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9）。 的馆藏。这些藏品影响巨大：在牛津大学所藏中文善本中，汉语传教士的中文出版品依然是查阅量最高的。a 新起学者中的另一群体主要是英国驻殖民地官员，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外交官。他们主 要在香港和中国海关从事行政工作。1863 年，在外国人管理中国海关后，赫德（Robert Hart， 1835—1911) 首次任总税务司。虽然赫德本人不是学者，但是他是那个时代—甚至任何时代—最有影响力的在华英国人之一。b他担任总税务司长达 45 年，为中国海关建立了良好的制度。到 19 世纪末，赫德管理的海关雇佣了大约 3500 名中国职员以及 700 多名外国人，为清政府提供了四分之一的财政收入。c此外，海关为清朝灯塔系统、邮递系统、贸易数据的收集以及各种地图的绘制等方面的发展起到了先锋作用，并且逐渐参与到反走私行动当中。除了海关档案外，赫德的通信以及杂志也是重要的原始史料。这些史料可以重构他的生平：从一个刚入门的翻译成长为受清廷信任的顾问。d 在殖民地官员中，马士（Hosea Ballou Morse，1855—1934) 是在观察中国制度后，对中国制度史进行了严谨探究的第一人。马士是美国人，退休后在英国居住。作为与赫德同时代的人，他曾于 1874 至 1908 年间在中国海关工作。他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开创性地使用了东印度公司的档案。e就大英帝国及其制度的历史撰写而言，马士或许是英国学界中的领跑者。他领跑的学术存续至今。马士这样的学者在治学中力图扩展视野—而非局限于中国史或清史。 对赫德遗产阐述的演变，展示了英国史学界内部变化的趋势：早期学界对他生平的叙述， 将其构建为帝国制度下的一个正面形象，后来者则逐步对这一形象进行重估。毕可思（Robert Bickers）指出，梅乐和 (Frederick Maze，1871—1959) 因为担心中国民族主义史学家可能会把总税务司描绘成纯粹的帝国主义工具，所以他有意利用赫德为总税务司塑造一个良好形象。f后来魏魏尔（Stanley Fowler Wright，1873—1953）的研究完全依赖英文材料，虽然不那么关注英国  a 何大伟：《博德利图书馆所藏两类 19 世纪新教传教士出版物》（David Helliwell, Two Collections of Nineteenth-century Protestant Missionary Publications in the Bodleian Library, Chinese Culture, Vol.31 No.4 [1990]），第 21-38 页。 b 英国人到底如何开始管理中国海关的完整图像可以洞察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外国人干涉清廷政务运行的方式。由于地方叛乱，上海知县匆忙离开。为了确保履行条约规定的义务以及在华通商特权，英法美三国代表代表清廷征收应缴关税。 c 方德万：《赫德与中国海关税务司》（Hans Van de Ven, “Robert Hart and 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40 No.3[2006]），第 546 页。 d 赫德著，凯瑟琳·F·布鲁纳、费正清和司马富编：《赫德日记—赫德与中国早期现代化》（Robert Hart, Robert Hart and China’s Early Modernization: His Journals, 1863-1866, ed. Katherine Frost Bruner, John King Fairbank, and Richard J. Smith, 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155,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London, 1991）（可参见陈绛的中译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5 年—译者）；赫德著，费正清等编：《总税务司在北京 : 中国海关总税务司 赫德致金登干书简（1868-1907）》（Robert Hart, The I. G. in Peking: Letters of Robert Hart,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1868- 1907, ed. John King Fairbank et al,.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e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Hosea Ballou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3 vols, London: Longmans, Green & Co., 1910-1918）（可参见张汇文等的合译本，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年—译者）；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 1635-1834 年》（Hosea Ballou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 1834,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6）（可参见区宗华的中译本，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 年—译者）；马士：《中朝制度考》 （Hosea Ballou Morse, The Trade and Administrat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 revised edition, London: Longmans, Green & Co., 1913）。 f 梅乐和从未出版他的作品。毕可思对梅乐和作品的政治背景和写作环境做了充分说明，并明显带有咒骂梅氏的企图。对梅乐和更加正面的评价，可参阅布鲁诺关于中国共和时代海关事务的专著。罗伯特·毕可思：《瓜分中国：外国列强在清朝，1832-1914》（Robert Bickers, The Scramble for China: Foreign Devils in the Qing Empire, 1832-1914, London: Allen Lane, 2011），第 375-394 页；布鲁诺：《英帝国在华利益之基石：近代中国海关（1854-1949 年）》（Donna Brunero, Britain’s Imperial Cornerstone in China: the Chines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1854-1949, London: Routledge, 2006）（可参见黄胜强等的中译本，中国海关出版社，2012 年—译者）。 遗产，依然强调赫德作为管理者的真诚、高效与公正。a与之相反，在 2003 年举办的研讨会却重新评价了赫德的遗产。有文章指出他的个人野心，他在义和团运动等事件中的关键作用，以及他在政治上的狡诈。b 这一时期其他有影响力的学者有翟理斯（Herbert Giles，1845—1935)。他以发明威妥玛一翟理斯式罗马拼音以及对中国教育的贡献而闻名。大致言之，他对当时中国的研究只是一个副业。 1912 年，他出版了《中国与满人》一书。该书对清朝做了井井有条的介绍，并解释了清朝的灭亡。尽管此书可概括为实用指南而非历经时日的学术分析，但是翟氏的这一著作反映了早期汉学的风格。作为一个新生领域，汉学受到当时中、英两国语境的深刻影响：满洲征服缘于明朝的虚弱，而满洲的衰落则是因为精英的保守以及应对外来压力的失措。c 庄延龄（Edward Harper Parker，1849—1926）的人生轨迹是早期英国汉学家中的又一代表。 他在入门从事茶叶贸易之后开始学习中文，刚来到中国时在蒙古地区担任实习翻译，后来在多处英国驻华领事馆任职。1895 年，他在领事馆任职期满后退休，随后进入学术界。1901 年，他在曼切斯特的欧文学院（Owen College）出任中文系主任。显而易见，庄氏不仅能流利地讲满语，还会一些中文地方方言。他写了好几篇论文研究满洲起源。另外，他还擅长翻译并分析中文学界对最近事件的研究—在他鸦片战争的研究中，有一卷参考了魏源的《圣武记》中的相关资料；他在其他作品中引用了《东华录》。d 庄氏的学问在同龄人中确实出类拔萃。由于他公开在《中国评论》（China Review）上激烈批判翟理斯，以致他后来被学界遗忘。庄氏天生话中带刺，公开批判翟理斯，二人由此反目成仇。翟理斯随即撤回了庄氏对他的字典所写的介绍并在以后的版本中不再承认他的贡献。e英国学界注重等级意识的特征使得庄氏的声誉进一步跌落。只受过一年的正规中文教育，贸易出身，娶中国妻子，在曼切斯特任职，这一切均使得庄延龄很容易被学界同行视作平庸之辈。更糟糕的是，英国汉学界以中国古典为导向，而庄氏的研究则集中在当代。这意味着他着力关注的那些问题，在严肃的学者看来不值一提。 同时，以怪癖著称的埃德蒙·巴克斯爵士（Sir Edmund Backhouse，1873—1944）未能从《景善日记》造假的丑闻中解脱。他与濮兰德（J.P. Bland，1863—1945）合著的《慈禧统治下的中国》多  a 魏尔特的评价主要依据赫德的行政天赋。魏尔特：《赫德与中国海关》（Stanley Fowler Wright, Hart and the Chinese Customs, Belfast: Published for the Queen’s University by W Mullan, 1950）。（可参见陆琢成等人的中译本，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 年—译者） b 霍洛维茨：《政治、权力和中国海关：同治中兴和赫德的冒升》（Richard S. Horowitz, “Politics, Power and the ChineseMaritime Customs: The Qing Restoration and the Ascent of Robert Hart,”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40 No.3[2006]）, 第549-581 页；玛丽·蒂芬：《中国岁月—赫德爵士和他的红颜知己》（Mary Tiffen, Friends of Sir Robert Hart: Three Generations of Carrall Women in China, Crewkerne: Tiffania, 2012）（可参见戴宁和潘一宁的中译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年—译者 )；布雷德：《赫德和中国统计改革》(Andrea Eberhard-Bréard, “Robert Hart and China’s Statistical Revolution,”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40 No.3[2006]），第 605-629 页；理查德：《赫德在中国—他的爱尔兰血统的意义》（Richard O’Leary, “Robert Hart in China: The Significance of His Irish Roots,”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40 No.3[2006]），第 583-604 页。 c 翟理斯：《中国和满人》（Herbert Allen Giles, China and the Manchus., Cambridge. Manuals of Science. and Literature. Vol.49,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12）。 d 庄严龄：《满洲先祖简述》（Edward Harper Parker, A Simplified Account of the Progenitors of the Manchus. 1893. http://www.jstor.org/stable/60236104.）；庄严龄：《关于鸦片战争的汉文记载：魏源〈圣武记〉卷十〈道光洋艘征抚记〉译文》（Edward Harper Parker, Chinese Account of the Opium War, Pagoda Library. 1, Shanghai, 1888）；庄严龄：《中国的历史、外交和商业》（Edward Harper Parker, China, Her History, Diplomacy and Commerce, London: J Murray, 1901）。 e 林德威：《庄严龄的语言观》（David Prager Branner, “The Linguistic Ideas of Edward Harper Parker,”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119 No.1[1999]），第 12-34 页。 依据《景善日记》。a巴克斯爵士与此时的中国紧密相连。休·特雷弗 - 罗珀（Hugh Trevor-Roper， 1914—2003）将他当作一个狂热的同性恋而加以轻视，则简化了此人极为复杂的人生经历。不过，哪怕是日记造假所需要的技艺也表明，巴克斯爵士具有渊博的知识。尽管《慈禧统治下的中国》在史料上遭到学界质疑，但此书是英国最早的有关中国的通俗历史著作之一。它极大地强化了英国人心中慈禧是堕落的独裁者的观念。此外，巴克斯爵士与濮兰德合著的《北京宫廷编年史和回忆录》依据宫廷档案，其可靠性从未遭到质疑。b巴克斯为追求学术理想，在 1913 至 1922 年间向博德利图书馆捐赠了 650 多部图书，是该馆中文文献个人捐献者中捐赠最多的一位。虽然这批图书大部分来历不明，但内容丰富，既有非常珍稀的善本，也有大量的满文资料。 只有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方可理解上述学者。他们对英国清史研究的成长有着开创性影响。传教士、外交官、商人和殖民者都沉浸于通商口岸的世界—延伸开来即整个英帝国的世界。这些人塑造了英国对中国的态度。他们通过通商口岸透视中国，并在这一体系里解释、沟通他们的立场。正是在此语境下，巴克斯等人有关中国的对话才变得可以理喻。清朝的灭亡损害了通商口岸人们的利益，因为英国人将其同脑海中义和团式的排外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他们的著作反映了这一立场。他们对英国的中文藏书以及博物馆馆藏影响深远：派往中国的英国人将新奇品寄回母国；1842 年鸦片战争的战利品当中的某些文件如今保存在大不列颠博物馆；传教士退休后将他们的私人图书馆捐献给伦敦亚非学院、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 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的帝国语境下，英国在华文官职位的声望和竞争力均不能同在印度的相比。同时，通商口岸的文化坚定地守护着“英国”文化和特权。在帝国氛围中，语言技艺的价值依然被低估—这常常阻碍真正的学术探索。更糟糕的是，直至 20 世纪初，英国文化中对中国的负面刻板印象依然广泛存在。c1909 年的雷伊报告（Reay Report）正确并严厉地批判了英国大学的中文教育：尽管教职（chairs）数量在缓慢增长，英国依然未能培养出受过充分训练的汉学家。该报告严厉地批评了英国中文教育的失败。翟理斯本人在报告的访谈中十分尖锐地强调中国研究乏善可陈。当他被问到是否愿意雇佣母语为汉语的助手时，翟氏回答“我确实应该有一位，不过  a 《慈禧统治下的中国》是当时的畅销书，属于首批能够风靡普罗大众的中国史书籍。该书的魅力在很大程度上基于《景善日记》—生动描述义和团运动的第一手资料。景善是一名高官，但较为平庸。他身后没有留下多少遗迹，但他确实有机会直达宫禁，所以他的日记看起来似乎有据—足以蒙蔽当时一些显赫的史学家。直到 1936 年，该日记才被确证是伪造。濮兰德和贝克豪：《慈禧统治下的大清帝国》（J. O. P. Bland and Edmund Backhouse, 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 Being the History of the Life and Times of Tzŭ Hsi, London: W Heinemann, 1912）（可参见牛秋实和杨中领的中译本，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年—译者）；骆惠敏：《景善日记：关于其伪造的线索》（Lo Huimin, “The Ching-Shan Diary: A Clue toIts Forgery,” East Asian History, Vol.01[1991]），第 98-124 页。 b 1899 年至 1944 年间，巴克斯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北京度过的。围绕他的争论主要同他在北京的回忆录有关。这些回忆录有许多情色描写。这极有可能是巴克斯在开始写作时，已经无法区分现实与臆想所造成的。因此，他在回忆录中称他与慈禧太后有一段婚外情—这几乎不可能发生。然而，巴克斯的确打进了满洲高官的圈子。编辑巴克斯回忆录最近版本的德力（Derek Sandhaus）在回忆录《导论》中认为，朝廷习俗以及妓院礼仪的详细知识至少表明巴克斯回忆录中的部分内容可以在现实中找到。此外，他早期的学术真的很不一般，而且他还是一名极有天赋的语言学家。休·特雷弗 - 罗珀：《北京的隐士：巴克斯爵士的隐蔽生活》（Hugh Trevor-Roper, Hermit of Peking: The Hidden Life of Sir Edmund Backhouse, London: Papermac, 1986）（可参见胡滨和吴乃华的中译本，齐鲁书社，1986 年—译者）；巴克斯（又译作白克好思）和布兰德：《清室外纪》（Edmund Backhouse and J.O.P. Bland, Annals &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Peking, from the 16th to the 20th Century, London: W Heinemann 1914）（可参见陈冷汰等人的中译本，中华书局，1915 年—译者）；巴恪思：《太后与我》（Edmund Backhouse, Decadence Mandchoue: The China Memoirs of Sir Edmund Trelawny Backhouse, ed. Derek Sandhaus, HongKong: Earnshaw Books, 2011）（可参见王笑歌的中译本，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 年—译者）。 c 对这些刻板印象重要性的清楚叙述以及萨克斯·罗默（Sax Rohmer）傅满洲系列小说的作用，请参阅厄米拉·塞斯格里： 《现代性的（黄色）危险：傅满洲博士与英国人的种族偏见》（Urmila Seshagiri, “Modernity’s (Yellow) Perils: Dr. Fu-Manchu and English Race Paranoia,” Cultural Critique, Vol.62[2006])，第 162-194 页。 剑桥大学恐怕不会让这么做。”a尽管报告提出不少批评，但直到 1920 年，报告提出的建议也没有得到很好地执行。中文教授（Chair）依然从回国退休的外交官或是传教士等特定群体中招揽。 二、地缘政治与学界：二战的影响与共产主义的登台 二战以及随后的共产党获得政权在学界引发巨大冲击。亚洲战火揭示出语言人才的严重缺乏，尤其是日语人才。汉语人才也同样很匮乏。在冷战以及美国麦卡锡主义兴起的背景下，历史学家有责任解释为什么共产主义会上台，而同时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却禁止研究者使用档案或是进行田野调查。 尽管战后一些大学设置了本科教育—其中最显著的是亚非学院（SOAS），但那时的杰出学者不管是出于偶然还是为政府服务的目的，依然倾向从事东亚研究。此后英国连续数代汉学家很多都在战时语言培训项目里接受汉学的入门教育。霍克思（David Hawkes，1923—2009) 即是其中一员。霍克思在布莱切利园（Bletchley Park）接受日语训练，并进入牛津大学在新设的荣誉项目（honours programme）学习中文和日文。霍氏擅长文学研究并以其不朽译作《红楼梦》 （英译为《石头记》，1979 年出版）著称于世。b霍克思与其同时代学者一起扩展了英国中文文学领域，将明清时代的经典（classics）以及现代作家的作品纳入研究视野，而其余学者依然限定在牛津和剑桥业已成熟的古典汉学传统轨道内。 杜希德（Denis Twitchett，1925—2006）同霍克思一样，在布莱切利园接受日语训练，但他于 1946—1947 年间在亚非学院学习现代汉语。虽然杜氏主要以唐史学家著称，但是他对扩展欧洲汉学的研究领域以及确保帝制中国晚期历史研究的声誉做出了重要贡献。c杜氏还因为与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的关系而闻名。费氏是 20 世纪西方汉学的旗帜性人物。他曾参加过二战，并和国民党一样在重庆工作。费正清的大部分职业生涯是在哈佛度过的。不过，二战前他借助罗德奖学金（Rhodes Scholarship）在牛津大学跟随苏慧廉（Soothill）学习。在英国期间，费正清由于同苏氏关系日益紧张，便在马士的指导下钻研档案。马士对费正清思想的发展以及费氏对中国的务实态度具有非同一般的影响。 尽管杜希德和费正清的生活经历有许多共同点，二人还一起主编了《剑桥中国史》，但他们对当时亚洲的不同体验导致二人选择了大不一样的研究方向。杜希德受过古典汉学的训练，坚决反对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史学研究。他目睹了 1960 年代中国的混乱，认为这只是中国辉煌历史中的例外。同时，费正清作为先驱者开创了“哈佛学派。”这一学派兴起的缘由部分是为了解释共产党上台引发的新的学术问题。费氏不再如早期汉学界那样注重语言文字学的研究取向，而是极力提倡用“当下”的视角去审视中国历史。他坚信鸦片战争之前都算是“古代中国”，跟  a 英国伦敦东方研究中心财政委员会和雷伊勋爵：《雷伊报告》（由英国财政部任命的委员会审议伦敦东方研究组织的报告：附任命此委员会的会议记录和信件的副本，以及附录：它在国王的命令下提交议会两院）（Great Britain, Treasury Committee on the Organisation of Oriental Studies in London, and Donald James Mackay Reay,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Appointed by the Lords Commissioners of His Majesty’s Treasury to Consider the Organisation of Oriental Studies in London: With Copy of Minute and Letter Appointing the Committee, and Appendices: Presented to Both Houses of Parliament by Command of HisMajesty, London: Eyre and Spottiswoode, 1909, 143）。 b 曹雪芹、高鹗著，霍克思、闵福德译：《红楼梦》（Xueqin Cao and E. Gao, The Story of the Stone: A Chinese Novel, trans. David Hawkes, John Minford, Harmondsworth: Penguin Classics, 1973）。该书的后四十回由霍克思的学生兼女婿闵福德翻译。闵福德如今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中文教授。 c 杜希德后来说，他选择中古时期作为博士论文选题的决定降低了他在剑桥大学的导师夏伦（Gustav Haloun）带来的耻辱感。受到当时英国汉学界极端古典主义趋势的影响，夏伦抱怨说唐研究“不是历史，而是新闻报道。”麦大伟：《杜希德》 （David McMullen, “Denis Twitchett,” in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Volume 166, Biographical Memoirs of Fellows, IX, ed. Ron Johnston, OUP/British Academy: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166, 2011），第 325 页。 当代中国无关，并且远离“中文系”以及古典（classical）汉学。a从本质上看，费正清主张研究对象集中在中国的学者融入到人文和社会科学的主流中去。1964 年出版的《亚洲研究杂志》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刊载了费氏研究路径（approaches）引发的争论。费氏以学科为导向的研究路径旨在训练记者或其他具有能力应对现代中国现实的人—他们利用比较方法和其他学科产生的理论来阐明他们的学术观点，并开始寻求别样的解释框架，与更加广阔的学界进行对话。然而，杜希德却依然坚持语言学取向（philological approach）是汉学研究的主干，依然大力提倡全面的基础教育。这反映出早期学校课程设置的持续影响—在历史悠久的英国大学里，中文系本科教育都遵从这种课程设置。b 尽管如此，杜希德和费正清创造性对话的结果是他们联合担任《剑桥中国史》这一巨著的总主编。《剑桥中国史》力图全面研究中国历史的所有时期、所有主题，每一章均由该领域的专家撰写。《剑桥中国史》晚清卷为后来的学者提供了一个路标：现代化被描述为中国对西方多方位挑战的回应；相应地，该卷文章主要关注中国回应西方时的各种表现（incarnations）。c 三、清史研究的专业化与新清史 尽管看起来有违直觉，英国汉学的专业化的确可以归结到一个连硕士学位都没有的美国人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身上。他出任首位利兹大学（Leeds）中文终身教授（tenure），这在英国汉学历史上具有关键性意义。迫使拉铁摩尔离开美国的缘由让人遗憾：参议员麦肯锡亲自指控他是间谍后，他无法避开同情共产主义者的指责。1963 年，由于拉铁摩尔无法在美国获得终身教职，他被延揽到利兹大学，并出任汉学系首任主任（inaugural head）。他担任这一职务直至 1970 年。退休后，依然时不时地在利兹和曼彻斯特等地演讲。 拉铁摩尔令人瞩目的地方在于其广泛的游历以及他对满洲、蒙古和中亚的终身关注。19 世纪的汉学研究主要由冒险者与另类（eccentrics）主宰—拉铁摩尔或许是最后一个此类型的学者。他强调汉语教学与文化研究相结合，同时强调“从中国内部看中国”，“从中国往外看世界”。他的这些看法改变了利兹大学的汉语教学。d拉铁摩尔对中亚的特别关注最终致使利兹大学开创了蒙古学研究。他关于满洲的思想则影响了后来新清史的满洲中心取向。他的研究不仅影响了后来诺德比·朱迪（Judith Nordby）这样的蒙古史专家，还影响了中世纪学者 Naomi Standen 的研究—Standen 将中国和蒙古置于更广阔的欧亚历史的框架中。此外，拉铁摩尔的边疆理论以及“草原—内陆模式”依然为学者提供灵感：在新清史运动以及环境史的兴起中均有学者对拉铁摩尔的思想作出回应。e  a 马里厄斯·B·詹森：《讣告：费正清（1907-1991）》（Marius B. Jansen, “Obituary: 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 The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51 No.1[February 1, 1992]），第 237-242 页。 b 杜希德：《为汉学孤独地喝彩》（Denis Twitchett, “A Lone Cheer for Sinolog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24 No.1[1964]），第 109-112 页。 c 参考费正清和杜希德：《剑桥中国史》（John King Fairbank and Denis Crispin Twitchett,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可参见杨品泉等人的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年—译者） d 参考杰德·辛普森：《创始教授欧文·拉铁摩尔》（Jade Simpson, “Founding Professor Owen Lattimore,” accessedNovember9,2015, http://www.leeds.ac.uk/arts/info/20052/east_asian_studies/2442/founding_professor_owen_lattimore）；关于拉铁摩尔生平及其作品的更多信息，可参见：罗伯特·纽曼：《欧文·拉铁摩尔与“失去”中国》（Robert P. Newman, Owen Lattimoreand the “Loss” of China, Berkeley; Oxfor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e 参考欧文·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New York: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1940）（可参见唐晓峰的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 年—译者）；欧文·拉铁摩尔：《历史中的内亚边疆》（Owen Lattimore, 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Collected Papers, 1928-1958, Lond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该书将由袁剑翻译，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译者）；欧文·拉铁摩尔：《中国的历史和革命》（OwenLattimore, History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Lund: Student litteratur, 1970）。 拉铁摩尔在利兹的教学生涯不仅预示了区域研究在英国的来临，也预示了费正清“西方冲击—中国回应”模式在晚清史研究中不再一统天下。中国在政治上再次打开国门以及 1970 年代部分档案的开放开启了社会经济史研究（广义的修正史学）的新时代。包括施坚雅（William Skinner，1925—2008）、韩书瑞（Susan Naquin）、罗友枝（Evelyn Rawski）等人在内的美国学者是这一时代的引领者。其后，保罗·柯文在 1980 年代对美国清史研究的批评将新近理论发展的洞见以及后殖民理论带入汉学研究中，从而导致学者们有一种冲动去批判发展模式（models of development）并致力于撰写“从下而上”的历史。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清史书写渐渐成为一个被广泛探究的独特领域。尽管这一时期很少有英国的清史学者崭露头角，但是伊懋可（Mark Elvin）的经济史与环境史研究却脱颖而出。伊氏对中国宏观历史问题的全面探索源自他在社会经济史方面的深厚背景：他早期曾与施坚雅合作并曾对上海的发展做过细致研究。当然，若将伊懋可归纳成纯粹的清史学者，恐怕会忽视他研究中国长时段历史的努力。伊懋可在《中国历史的模式》和《大象的退却》两书中分别就中国经济史和环境史的整体发展做了引人深思的考察。a 英美学界的沟通让一位著名清史学家的大名进一步得到彰显。这位史家就是生于 1936 年的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史景迁生于英国，本科毕业于剑桥大学，在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导师是芮玛丽（Mary Wright，1917—1970）。他后来在耶鲁任教长达 15 年之久。然而，在史景迁读博期间，正是房兆楹（Fang Chao-ying，1908—1985）对他的指导以及他对台北“故宫博物院”清代奏折的开创性利用才使得他站在时代前沿。史景迁以其生动的描写以及以人物刻画为中心的历史写作著称。他出版的作品不仅依据清宫史料深度刻画了帝王肖像，一部有影响力的西人在中国的历史，还细致重构了那些没有留下文字记载的人的生活。尽管史氏与众不同的写作风格招致各种非议，但他的叙事天赋让其作品超越学术圈而进入普罗大众。时至今日，他的作品依然在本科生的阅读书单里。b2008 年，业已退休的史景迁做了一次隐喻式的“回国探亲”：在英国广播公司（BBC）发表里斯讲座 60 周年演讲。在一系列广泛的演讲里，史氏力图根据过去的历史描述中国的现在。c 1990 年代，美国领导的新清史学派以及一种鲜明的“以满洲为中心”的清帝国史的走向也在英国引起反响。将吴劳丽（Laura Newby）描述成确凿无疑的“新清史”学者或许并不准确，因为她使用满文资料的动机以及对边缘地区的再考证同时源自傅礼初（Joseph Fletcher，1934— 1984）的泛欧亚史研究以及新清史著作。吴劳丽的知名度主要来自她对清朝与浩罕国关系的研  a 伊懋可和施坚雅：《两个世界间的中国城市》（Mark Elvin and G. William Skinner, eds., 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伊懋可：《中国官吏与千禧年信徒：关于1899-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思考》（Mark Elvin, Mandarins and Millenarians: Reflections on the Boxer Uprising of 1899-1900, Oxford: Journal of the Anthropological Society of Oxford, 1979）；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Mark Elvin,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 New Haven;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可参见梅雪芹、毛利霞等人的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年—译者）。 b 史景迁：《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顾问》（Jonathan D. Spence, The China Helpers: Western Advisers in China, 1620-1960, London: Bodley Head, 1969）（可参见温洽溢的中译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年—译者）；史景迁：《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Jonathan D. Spence, K’ang-His, London: Jonathan Cape, 1974）（可参见吴根友的中译本，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 年—译者）；史景迁：《王氏之死 : 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Jonathan D. Spence, The Death of Woman Wang,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8）（可参见李孝恺的中译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年—译者）；史景迁：《追寻现代中国》（Jonathan D. 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London: Hutchinson, 1990）（可参见黄纯艳的中译本，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 年—译者）。 c 这一系列演讲可以在 BBC 网站上见到。“BBC-Radio4-Reith Lectures 2008: Chinese Vistas,” accessed March 14, 2016, http:// www.bbc.co.uk/radio4/reith2008/. 究。她利用察合台文、波斯文以及中文资料出版了一部非常重要的专著。a作为一部详细研究地方的著作，此书仔细考察了地方语境并力图将发生在新疆的事件融入到北京的政治环境中。故此，此书有将新清史满洲帝国的概念复杂化、问题化之嫌。吴劳丽博士是英国为数不多的满文教师，她还指导了多名博士生，其中包括后来继续专门从事清代边疆政治史的林孝庭（Hsiao-ting Lin）。b 毕可思的著作灵感主要源自英帝国史学家而非清史学家。他对英国在华殖民地的研究再次将通商口岸社会的研究整合到更为广阔的英帝国史以及殖民社会与母邦之间的关系史的研究当中。c此外，他的作品培育了年轻一代学者。这些学者除了参与“中华帝国海关业务史”这一英国国家艺术人文研究会（AHRC）项目外，还研究英国认同以及对华态度，香港与茶叶贸易等。 博思源（Felix Boecking）对国民党关税政策的研究以及杰逸（Isabella Jackson）对上海跨国殖民主义的研究均从此开始。d同时，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Birkbeck College London）蓝诗玲（Julia Lovel）对晚清史研究中的国际维度表现出类似的欣赏。她对鸦片战争的研究结合了中、英两国的不同语境，是第一部如此专注鸦片战争的史书。该书因此获得 2012 年度简·米哈尔斯基奖 （Jan Michalski Prize）。e和史景迁的早期作品一样，蓝诗玲著作的魅力能够超越学界象牙塔并吸引大众读者。 四、结论 或许这篇简短综述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研究取向的多样性以及国际联系的复杂性共同建构了学术探索。尽管近年来这一领域增长迅速，尤其是新清史模式的兴起引发了重要争论，但随着新史料变得更加易得，新研究继续注重清朝与更广阔的世界的联系，清史研究的未知领域依然很多。如同英国第一代汉学家通过过去了解他们那个时代的中国一样，历史叙述构成了今天对中国的理解并且巩固了今日历史书写的风格。因此，在中国日益变化的环境下，学界依然有必要对清代遗产及其话语进行尖锐而细致的审视。此外，英国学界不断参与中文学术圈也是基本要求。就英语世界的互连性而言，如果用英文写作的学者对中文学界的发展缺少整体认知，就会损害清史研究这一领域的整体性。最近交流项目、国际会议以及研习工作坊的不断增加，即表明这一短板正在被补上。  a 吴劳丽：《帝国与汗国：清朝与浩罕汗国的政治关系史，约 1760-1860 年》（Laura Newby, The Empire and the Khanate: APolitical History of Qing Relations with Khoqand, C. 1760-1860, Leiden: Brill, 2005)。 b 林孝庭：《中国历史想象中的朝贡体制：中国与罕萨，约 1760-1960 年》（Hsiao-Ting Lin, “The Tributary System in China’s Historical Imagination: China and Hunza, Ca. 1760-1960,”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Third Series, Vol.19 No.4[October1, 2009]），第 489-507 页。 c 毕可思：《英国人在中国：社区、文化和殖民主义，1900-1949》（Robert Bickers, Britain in China: Community, Culture andColonialism, 1900-1949,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9）。 d 例如，杰逸：《南京路上的影印统治：条约口岸上海的锡克巡捕》（Isabella Jackson, “The Raj on Nanjing Road: SikhPolicemen in Treaty-Port Shanghai,”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46 No.06 [November 2012]），第 1672-1704 页（可参阅中文版，熊月之主编：《上海史国际论丛》第 2 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 年，第 63-92 页—译者）；博思源：《破坏国民党政权：财政崩溃下的行政改革，1937-1945》（Felix Boecking, “Unmaking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State: AdministrativeReform among Fiscal Collapse, 1937–1945,”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45 No.02 [March 2011]），第 277-301 页。 e 蓝诗玲：《鸦片战争：毒品、梦想与中国的涅槃》（Julia Lovell, The Opium War: Drugs, Dreams and the Making of China,London: Picador, 2012）（可参见刘悦斌的中译本，新星出版社，2015 年—译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