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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法制调控是中国古代财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秦汉帝国的币制改革、物价调控机制和债务处理方式，因传世文献缺载，以往货币法制史研究大多是静态的材料梳理，未能充分揭示其内在运行逻辑。对新刊布简牍的解读，有助于厘清相关历史概念的歧误，加深对秦汉行钱平价制度与债务归属地关系的理解。 由三币制转向二币制 关于秦汉币制，学界以往认为，秦铸造半两钱始于商鞅死后二年（前336）秦惠文王“初行钱”，至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开启二币制、多币制。嗣后，汉承秦制。此种认识源于《史记》《汉书》对币制记载的不同。《史记·平准书》记载：“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三）［二］等，黄金以溢为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中华书局点校本把文中“（三）”改为“［二］”。《汉书·食货志下》则明言“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为名，上币；铜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现在看来，司马迁所处时代去秦未远，虽未言“中币”何谓，但其所说“币为三等”当有所据，后人不宜依据《汉书》而遽改，出土文献亦可证实秦汉币制由三币制转向二币制的过程。 睡虎地秦简《金布律》简66-68：“布袤八尺，福（幅）广二尺五寸。布恶，其广袤不如式者，不行。钱十一当一布。其出入钱以当金、布，以律。贾市居列者及官府之吏，毋敢择行钱、布；择行钱、布者，列伍长弗告，吏循之不谨，皆有罪。”岳麓秦简（四）《金布律》简118“出户赋者，自泰庶长以下，十月户出刍一石十五斤；五月户出十六钱，其欲出布者，许之”。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钱律》简197-198“钱径十分寸八以上，虽缺铄，文章颇可智（知），而非殊折及铅钱也，皆为行钱。金不青赤者，为行金。敢择不取行钱、金者，罚金四两”。上举简文中的“行钱”，吴荣曾《秦汉时的行钱》（《中国钱币》2003年3期）不认可唐朝颜师古“见行之钱”注，认为是“质次的铜钱”。笔者认为，“行钱”为法律术语，即法定流通的铜钱，“行”为“周行”之意，强调国家对货币监管的法律权威性，旨在对市场流通货币进行规范管理。同样，“行布”“行金”亦可如是观。通过对已刊布秦汉简牍进行排查，秦简多见“金、钱、布”三种币制，汉简中未发现“布”的记载。考虑到《汉书》所说“币为二等”及“布”币的品质、储藏因素，笔者推断，秦汉币制曾存在由三币制向二币制转化的过程。 纪重铜钱是秦汉主要流通法定货币，为限制人们对其轻重善恶的择取，秦汉政府对违反“行钱”法律的处罚不同。汉代以“罚金”或“罚徭”，如前揭“敢择不取行钱……罚金四两”，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天平衡杆铭文有“敢择轻重衡及弗用，劾论罚繇。里家十日”的记载；至于秦代如何处置，以前我们并不知道，新公布的湖南益阳兔子山简提供了“弃市”的答案。兔子山J9③·2“十月己酉，劾曰：女子尊择不取行钱，问辞如劾，鞫审·己未，益阳守起、丞章、史完论刑□尊市，即弃死市盈十日，令徒徙弃冢间”。查考秦历朔闰表，“十月己酉”当为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岁首之月，由此可见秦法之严酷。对于平民“盗铸钱”，秦汉法律的规定则一致，皆以“弃市”论处。 应对货币市场化和社会化 鉴于战国秦汉商品经济的发展，当时的物价问题一向受到学界关注，如“居赀赎债”“甲盾比价”等问题的研究，拓展了我们对秦汉国家财政收支、借贷关系、公物管理及市场交易等经济制度的认识。但是，对物价管理与调节机制的研究稍显薄弱，如秦汉的“平价”政策。从宏观层面看，为保障财政和经济运行平稳，国家需对市场进行干预和调控。《周礼·地官·司市》已有“平市”之语，《管子·揆度》有“马、金平贾万也”标价，简牍中所言“正价、平贾”即“官方定价”，其本质是通过价格手段维护国家利益和政权稳定，客观上对保护平民利益、促进商业发展有积极意义。 秦汉国家平价制度体现在法定货币之间比价基础上。秦汉之际由战争转向和平，故秦简常见“赀甲盾”而汉简常见“罚金”的记载，由于甲盾战略物资的专营垄断和汉初铜币的混乱，秦代“赀甲盾”和西汉“罚金”皆以折算成铜钱缴纳。但关于黄金、甲盾、铜钱之间的比价问题，在岳麓秦简出土之前，学界往往根据《汉书·食货志》所载王莽时“黄金一斤值万钱”这一比价，静态地进行换算，由于缺乏同时代的资料，此问题一直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解决。岳麓书院秦简（二）简：“82/0957赀一甲直（值）钱千三百卌四，直（值）金二两一垂，一盾直（值）金二垂。赎耐，马甲四，钱七千六百八十。83/0970马甲一，金三两一垂，直（值）钱千九百廿，金一朱（铢）直（值）钱廿四，赎死，马甲十二，钱二万三千卌。”于振波《秦律中的甲盾比价及相关问题》（《史学集刊》2010年5期）依据这一记载得出1甲折合1344钱，1盾折合384钱。我们亦可依据“金一朱，直钱廿四”，推算出当时黄金一斤折合9216钱。 这种比价应为官方的标准定价，是国家应对货币市场化、社会化的结果，否则秦汉简中的“居赀赎债”和“罚金”的具体操作难以想象。那么，秦汉官方公布平价的时间是否一致？从新公布材料看，二者时间并不相同。汉初政府进行平价的时间是各郡治所在县每年十月进行“金平价”，如《二年律令·金布律》简427-428：“有罚、赎、责（债），当入金，欲以平贾（价）入钱，及当受购、偿而毋金，及当出金、钱县官而欲以除其罚、赎、责（债），及为人除者，皆许之。各以其二千石官治所县十月金平贾（价）予钱，为除。”秦代似为十一月。里耶秦简（贰）：“卅五年十一月辛卯朔朔日，都乡守择敢言之：上十一月平贾（价），谒布乡官。敢言之。/启手。十一月辛卯朔己酉，迁陵守丞绎下尉、乡官：以律令从事。以次传，别书。/就手。/十一月己酉旦，守府印行尉。（简9-1113+9-1090+9-1088）十一月辛卯，都乡守择与令史就杂取市贾（价）平。秫米石廿五钱。秶（粢）米石廿钱。毋［卖］它物者。十一月乙未旦，都乡佐启以来。/就发。（简9-1113背+9-1090背+9-1088背，简帛网2018年5月15日）”。由此简看，秦代各县乡的平价时间，视都乡十一月朔日平价而定。 移送债务人“居县”办理 明乎秦汉郡县之间或许存在“平价”时效及区域差异，为合理解释秦汉债务移债务人归属地“居县”提供了新思路。陈伟《秦汉简牍“居县”考》（《历史研究》2017年5期）揭示“居县”并非“通常被认为指当事人当时所在的县，其实是指当事人家乡之县”。这一研究有助于探讨秦汉债务移“居县”的原因。 秦汉简牍关于“居县”的记载都与经济财务关涉，特别是因徭役、戍守等人口流动而形成不同郡县之间债务纠纷的处理，官府通过“钱校卷”文书传递，一定要转移到债务人归属地所在“居县”即家乡之县进行。其中原因，除秦汉县级机构拥有司法裁决权，我们还应从债务人家乡所属“居县”债权方与“居赀赎债”于他乡所形成新的债权方之间的货币价值差异去考察。尽管有国家“平价”政策，但全国各地货币价值往往因时、因地而异，为保障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合法利益，对不在“居县”内的债务人，秦汉政府实行债务移“居县”处理。 综上，秦汉的币制、行钱平价制度呈现同中有异“汉承秦制”的特征。尽管西汉一度出现“虚币敛财”混乱的货币政策，但对债权人和债务人保护的立法原则则高度一致。相信伴随新资料的陆续刊布，秦汉国家经济运行机制会更加清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