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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年来，中国史学工作者自觉将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在创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理论体系，揭示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道路，探索中国历史上的重大问题，阐释中国历史发展规律，服务党和国家事业上取得了突出成就。当然，也留下了很多深刻教训。当前，史学工作者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史学研究为人民服务的根本方向，将史学研究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相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关键词：新中国七十年 马克思主义史学 唯物史观 史学理论 作者介绍：卜宪群，1962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2019年10月1日，我们将迎来新中国七十周年华诞。七十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创造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光辉历史，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从未有过的灿烂前景。这一切，不仅彻底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受压迫、受剥削的悲惨命运，也在中华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上写下了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历史发展道路与史学发展道路虽然不能完全等同，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二者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七十年来，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事业，为史学研究理论提供了科学的思想引领，为史学研究领域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为史学研究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创造了越来越好的环境，这是七十年中国史学取得丰硕成果的根本所在。同时，史学研究也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正确认识中国历史发展道路和规律，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我们简要回顾这七十年史学发展的历程，目的是总结经验和教训，探寻史学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征程中，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更好地发挥史学的功能。 一、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的史学研究 （一）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及其标志 新中国成立之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史学的结合已经走过了相当长的历程。如果从1919年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发表算起，已经有三十年的历史。即便以1924年李大钊《史学要论》一书的出版为标志，也已有二十五年的历史。在这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近三十年时间里，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政治环境、社会环境、学术环境都十分艰难复杂的岁月里不断成长壮大。以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侯外庐、胡绳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仅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出版了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论著，在传播与阐述唯物史观上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与中国革命、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提供了学理上的支持。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并与史学研究的结合和十月革命、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其理论指导思想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也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当时纷繁复杂的各种思想、思潮涌入后，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的主观选择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中国史学的结合从此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战斗力。 新中国成立前马克思主义史学尽管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国民党反动派的排斥与迫害，都不可能容许马克思主义史学占据主流地位。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翻开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新的一页。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主流，其标志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确立，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占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马列主义论著更多、更系统地被翻译介绍到国内，[1]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史学领域得到更加广泛而深入的运用。第二，全国一大批史学教学、科研机构成立，刊物创立。如1951年中国史学会成立，1953年中央成立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1954年中央决定在中国科学院下设历史研究一、二、三所，创办《历史研究》杂志。20世纪50年代，各地还有一批史学刊物相继创立，如《史学月刊》（《新史学通讯》）、《安徽史学》（《安徽史学通讯》）、《史学集刊》《文史哲》《历史教学》，以及《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文汇报》上的相关栏目等，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及其成果发表提供了重要平台。诸多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兼具扎实史学功底的学者，也在50年代初的院系调整中被充实到高校历史系或科研机构中。第三，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更多史学家的自觉意识，即便过去一些以实证史学方法为主的老一辈史学家，在新中国建立后也表达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真诚愿望。史学界掀起的马克思主义学习热潮，使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成为史学界大多数学者的共识。[2]上述这些成就，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在较短的时间里得以初步构建。 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当然与新中国的建立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也是20世纪前半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艰辛探索的内在逻辑发展使然，但究其根本，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科学性被史学家所认同和接受的结果。 （二）“五朵金花”的讨论与评价 新中国成立初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的最重要成果，是广大史学工作者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探讨中国历史自身发展过程中的重大问题。“五朵金花”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所谓“五朵金花”是指中国历史分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和汉民族形成问题。由于这五个问题的讨论在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史学研究中占据着突出地位，故被称为“五朵金花”。关于这些问题讨论的具体内容我不再罗列，[3]这里仅就如何看待“五朵金花”的历史地位问题谈一点看法。第一，它关注了中国历史中的长时段和重大节点问题。如历史分期所讨论的殷周之际、春秋战国之际、秦汉之际、汉魏之际、隋唐之际、宋元之际、明清之际、鸦片战争之际，都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的重大节点，牵涉到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上的一系列重大变化。历史分期讨论中的史学工作者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为理论基础，依据诸多不同的划分标准与历史资料，以及对资料的不同理解与解释，对中国历史发展的阶段性提出了不同看法。需要看到的是，历史分期的讨论并非仅仅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国近代史的开端等概念问题，而是广泛涉及周秦至明清、近代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阶级关系、民族关系等许多问题。尽管在这些问题上没有形成完全统一的认识，却大大深化了人们对中国历史的认识，推动了人们从宏观上、理论上把握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与变革。第二，它运用了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对历史进行解读和研究。在“五朵金花”讨论中，学者们广泛运用考古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民族学的理论方法和成果剖析历史，并引导讨论向纵深发展。如历史分期讨论中，就使用了甲骨文、金文和其他许多考古资料。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中，牵涉到了所有权、使用权、地租、雇佣关系、商品经济、行会、市民社会等经济学上的理论和概念。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中，史学工作者不仅对“民族”一词的概念与民族理论进行了深入讨论，而且向历史上的中国疆域、历史上的民族融合、民族同化、民族政策、民族矛盾与斗争等问题扩展深化。第三，它尤为注重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注重社会经济史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突出特征。如关于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的讨论，不仅探讨了国有、私有、领主、地主制等理论问题，而且对各历史时期相关土地制度的历史资料进行了深入挖掘。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推动了区域经济史、产业史的资料发掘和研究，极大扩展深化了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范围，特别是明清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第四，它促进了从精英史研究向民众史研究的结构性转化。唯物史观重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主体作用。如农民战争问题的讨论极大地激发了史学工作者收集整理基层民众史料的热情，并运用这些史料对农民战争这一中国历史上的重要现象进行了空前讨论。尽管这些讨论中的某些认识、话语今天很难再成为热点，但对认识中国历史发展中的某些规律性问题，对推动政治史、经济史、宗教史、思想史、社会史、文化史研究仍有重要意义。 “五朵金花”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繁荣发展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为深入认识中国历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发挥出积极引领作用，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也为此后中国历史学的学科建设提供了不少新的生长点。广大史学工作者在讨论中所表现出的政治性、思想性与严谨的学术性高度统一精神，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史学遗产，其历史地位不容抹杀。正因为此，“文革”以后的相当长时间里，这些问题仍然受到史学工作者的高度关注。当然，在讨论中的确存在着某些理论教条化和“左”的倾向，也存在着政治因素过多影响干预学术讨论的问题，留下了值得反思的历史教训。自20世纪80年代初至21世纪，关于“五朵金花”的评价又成为史学界的一个热点，其中有冷静的思索，也有过激的偏见，学者对此已有很好的总结评判，[4]这里不再赘述。 （三）若干历史理论问题的辩论 新中国建立后史学界关注的重大问题并不只是“五朵金花”，还有与此相关的或其他的重大历史理论问题得到深入探索。一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以新中国成立前关于“中国社会长期停滞”问题的论战为基础，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继续对这一问题保持了高度热情。但与新中国成立前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和当时中国现实命运紧紧相关不同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的讨论更突出的是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出发，紧密结合中国历史实际，深挖历史材料，从政治制度、经济规律、民族关系、阶级压迫、思想学说等多方面分析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5]二是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主要是与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实践有关不同，新中国成立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讨论，主要是与历史分期（但不等同于历史分期）和中国古代社会的特征有关。学者对如何认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马克思、恩格斯是如何使用以及有没有放弃这一概念，亚细亚生产方式与马克思、恩格斯原始社会史的发现之间的关系，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古代东方社会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这一讨论大大丰富了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认识，也提出了中国古代历史研究上的若干重大问题。[6]三是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问题。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都不是马克思主义最早提出来的，但马克思主义批判吸收了其中的合理因素，使之成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分析历史问题的基本理论，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研究方法。因此，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一旦与具体历史研究实践相结合，就必然或多或少地遇到这个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唯物史观中的阶级观点得到空前强化和史学研究中出现的偏离历史主义倾向，导致了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争论。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不仅郭沫若、翦伯赞、范文澜、黎澍、吴晗、侯外庐、白寿彝、吴泽、刘大年、郭晓棠、漆侠等一大批史学家，对当时历史研究中出现的“宁左勿右”的非历史主义倾向进行了深刻反思甚至自我检讨，而且引发了当时还属于中青年的一大批史学工作者围绕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究竟是何种关系的大争论。这场争论虽然没有形成定于一尊的看法，但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认识，为中国史学界后来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20世纪后半期至21世纪的许多著名史学家，如宁可、林甘泉、田昌五、李文海、陈旭麓、何芳川等都参与了当时的讨论。[7]需要说明的是，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争论还与历史人物评价，农民战争史研究，历史遗产如何继承，古为今用、厚今薄古，史论关系等理论问题的讨论紧密相连，这里不再展开。 （四）学科建设成就与史学研究的收获 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前的中国史学成就不仅限于“五朵金花”以及相关历史理论热点问题的讨论或争论，在学科建设与史学研究的其他方面同样取得了很大成绩。 中国古代史研究上，学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通史、断代史和专门史研究上取得了一批成果。范文澜主编，自延安时期开始编写的《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二、三编出版。该书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为统领阐述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是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的委托项目。教材集一时之人选，贯彻唯物史观，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历史的演进，是一部观点鲜明、资料翔实、文字凝练、结构严谨、简明扼要的中国通史。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自1958年开始编写，前后上百位学者参加。《中国史稿》重视社会形态学说，重视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重视政治史在历史过程中的影响，重视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国历史的过程，重视思想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关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鲜明特征。此外还有尚钺的《中国历史纲要》和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修订本）。侯外庐主编的多卷本《中国思想通史》也在1960年全部出版。这是一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观察研究中国思想史演变的巨著，该书将思想史研究与社会史研究相结合，重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间的辩证关系，重视历史上唯物思想的挖掘和人民群众思想的阐述，具有不朽的学术价值。 在断代史、专门史与专集、论文、史料整理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或以实证史学见长的学者，在这一时期都取得众多成果。这些论著和史料整理不仅在当时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即使在今天看来很多也是经典之作，拥有广泛的影响。因此，有人说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史学研究只有“五朵金花”是站不住脚的偏见。 中国近代史是一门与现实联系密切的学科。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学派分野与叙述体系已开始形成，政治立场和学派主张已较明显。新中国建立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成为近代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厚今薄古”的倡导和社会发展的需求，都使中国近代史研究受到空前重视。1950年5月1日，经中央同意，在中国科学院下设近代史研究所，范文澜任所长。如同学者所言，新中国建立后至1965年的近代史学科尽管遭遇政治运动不断，学术潮流多变，“但学术建树仍令人瞩目，主要是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体系，开展了系统规范的资料整理工作，若干专题研究成绩突出”[8]。1954年，胡绳发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一文，就历史分期存在的问题，以及应当以什么标准进行历史分期提出了意见。胡绳主张中国近代史从时段上是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三次革命运动高潮为主线，即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又细分为七个时期或阶段。胡绳文章发表后引起热烈讨论，如孙守任《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的商搉》、金冲及《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戴逸《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范文澜《略谈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刘耀《试论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等文章，此外还有荣孟源、章开沅、李新等学者的文章，对此纷纷发表意见，对胡绳的观点或赞同或商榷，涉及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中国近代史的下限以及近代史分期的标准等问题。[9]通过这次分期问题的讨论，以胡绳意见为主体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基本确立。 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成绩不限于历史分期问题，归纳起来还有如下几方面：一是资料编纂。由诸多机构或个人编纂的近代史资料得以出版，涵盖了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重大事件、个人资料等各方面；二是近代通史的出版。如林增平《中国近代史》和戴逸《中国近代史稿》（第1卷）等；三是围绕鸦片战争史、帝国主义侵华史、太平天国史、中法战争史、中日战争史、洋务运动史、戊戌变法史、义和团运动史、辛亥革命史，以及近代经济史、文化史和思想史，出版发表了一大批专著和论文。以革命史和党史为重点的中国现代史研究学科体系也在此期间开始构建。 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世界史研究无论在教学教材体系，还是研究队伍和研究成果上都很薄弱。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华岗等史学工作者都在呼吁要重视世界史研究，特别是批判和改变“欧美中心”主义历史观，加强亚非拉地区的历史研究。世界史研究工作者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借鉴苏联史学成果，筚路蓝缕，开启了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新征程。其成就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翻译世界史主要是苏联史学界的成果和编纂世界史史料。如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古代世界史大纲》《近代史教程》、谢缅诺夫著《中世纪史》、叶菲莫夫著《近代世界史》等，以及中国人民大学世界通史教研室编《世界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耿淡如、黄瑞章译注《世界中世纪史原始资料选辑》，周一良、吴于廑《世界通史资料选辑》，王敦书译《李维〈罗马史〉选》，王绳祖、蒋孟引译《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选》，杨人楩主编、日知选译《古代埃及与古代两河流域》，尚钺主编《奴隶社会历史译文集》《封建社会历史译文集》，《历史研究》编辑部编译《罗马奴隶占有制崩溃问题译文集》等。二是出版了一批世界通史和断代史论著。如郭圣铭《世界古代史简编》、齐思和《世界中世纪史讲义》、沈炼之《简明世界近代史》、蒋孟引《第一次世界大战》、周一良与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等。突破以欧美为中心的亚非拉区域史、国别史、专题史研究也在此间逐步开展，取得了一批成果。三是相关研究与教学机构的建立。1950年成立的中国史学会下设亚洲史组。1959年，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下设世界历史研究组，1962年扩建为世界历史研究室，1964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世界历史研究所，对全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开展综合性研究。同时，一些主要高校也相继成立了世界通史、区域史教学与研究的研究室或研究所。[10]这些都为新中国世界史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 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考古学虽然有了近三十年的历史，但主要局限在旧石器时代考古，且主要由外国学者把控和推动。新中国建立后，考古工作受到重视。1950年8月，中国科学院设立考古研究所，随后北京大学、西北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设立了考古专业。1960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建立。这些都为新中国的考古学，特别是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学科建设打下了良好基础。归纳起来说，这一时期中国考古学的成绩主要反映在如下诸方面：一是考古学领域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尹达《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书，把考古学视作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的重要基础，是尝试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来探讨社会经济形态的代表。二是旧石器时代考古取得许多重要进展。云南开远小龙潭古猿牙齿化石、云南元谋人门齿化石、陕西蓝田猿人头盖骨化石和下颌骨化石的发现，为探讨中国境内远古人类的起源提供了重要材料。丁村、西侯度、匼河、小南海、许家窑、金牛山、大荔等遗址的发现，极大地扩展了中国旧石器遗址分布的范围，为探讨中国旧石器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与理论体系创造了条件。贾兰坡等学者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三是新石器时代考古收获与理论探索成绩斐然。至1979年，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超过六七千处，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但也遍布全国各地。丰富多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将建立中国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的任务摆在了学者面前。夏鼐《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一文，阐释了考古学上“文化”一词的特殊含义，以及考古学文化定名的方法与科学态度，为中国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构建提供了理论指导。[11] 70年代，在碳十四测年技术应用于考古学并取得成绩的前提下，安志敏、夏鼐撰文，[12]初步建立起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存的文化序列和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四是夏商周考古工作的系统展开。玉村二里头文化、郑州二里冈和洛达庙等文化遗址、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为夏文化和先商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安阳殷墟遗址及武官村大墓的科学发掘，为研究商代社会性质提供了宝贵资料。西安丰镐遗址及宝鸡周原遗址的发掘，为西周历史研究提供了新认识。由此，三代考古学文化区系的类型体系构建也在此期间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 当然，新中国建立后的考古学，特别是前十七年的考古学成就无论是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研究成绩上远不止此。如秦汉至明清的考古在都市城邑、陵寝墓葬、农业手工业遗迹遗物、宗教考古与中外文化交流考古等领域也都取得重要成绩。[13]不再一一展开。 （五）“文革”中的史学 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决议》还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里（1957—1966），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意识形态上出现了严重的“左”的偏差。1957年以来意识形态上“左”的偏差与“文化大革命”发生有“导火线”的关系，在史学领域完全可以印证。“反右倾”运动中对雷海宗、向达、荣孟源的批判，1958年在高校和研究机构中掀起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运动中，对一大批史学家的无端指责，1960年在批判“修正主义”运动中，给尚钺扣上修正主义的帽子，1963年在阶级斗争观点日益突出后对刘节的批判，1964年对周谷城阶级合作论的政治批判等，都是学术研究政治化、史学研究从属政治斗争的典型表现，不仅严重挫伤了史学工作者的积极性，也助长了史学研究和教学中的错误倾向，如“打破王朝体系”“以论带史”口号的提出等。但是如《决议》所说“这些错误当时还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还属于“偏差”的范围。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是从史学领域发端的。1965年到1966年对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讨论的批判，将赞成历史主义观点的学者视为具有“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特别是戚本禹等一些人的文章直接点名道姓攻击翦伯赞同志。1965年姚文元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中，给吴晗扣上了反对阶级分析的罪名。1966年初对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的诬陷，致使邓拓含冤离世。一大批史学工作者在这些批判、诬陷中受到牵连和迫害。十年浩劫中，除了若干考古和史料整理工作尚命悬一线外，其他正常的史学教学、研究和出版工作完全停顿，史学研究成果乏善可陈。而“四人帮”所炮制的“影射史学”“批儒评法”等以篡党夺权为目的的“史学”话题，随意捏造和歪曲历史，致使史学完全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令人扼腕。 （六）三十年史学研究的评价 以改革开放前后为界，新中国史学大致可以划分为前三十年和后四十年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又可划分为新中国建立后十七年和“文化大革命”十年两个阶段。这里分别就前一个时期的两个阶段谈一点看法。 新中国建立后十七年的史学评价是改革开放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大家感兴趣的一个话题。有些学者认为十七年的史学是“教条史学”“战时史学”“完全政治化的史学”，是以农民战争史替代整个中国史，是以“部分学术色彩的命题而本质上不是学术命题”的方式来表达“非学术诉求”，因而所讨论的不过是一些“假问题”，甚至将十七年史学与“文革”史学划分在同一历史时期。[14]但更多的学者认为十七年的史学与“文革”时期的史学不能相提并论。十七年史学虽然存在着许多问题，但仍然取得了很大成绩，如果在十七年史学上失语，并不利于我们今天的史学创新和与国际接轨。[15]特别是林甘泉从马列经典著作出发，辨析了五种生产方式与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虽然没有直接过多涉及十七年史学评价，但实际从理论高度肯定了历史分期问题讨论的积极意义，同时指出只有史学工作者端正学风，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才可能克服概念化、公式化的毛病。[16] 从前面四个方面的简要回顾和总结可以看到，十七年的史学尽管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理解、学术研究过度政治化的偏差，但总体上取得了很大成绩。首先，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提出并广泛讨论了一批重大历史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以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吕振羽等为代表的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继续不懈探索，运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广泛深入探讨了包括“五朵金花”在内的中国历史中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问题，从历史理论和史学实践上大大深化了人们对中国历史的理解。这场讨论中的大多数问题都具有深厚的学术生命力，是解释中国历史绕不开的话题。其历史意义也将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得到更加充分的认识。今天，即使对这场讨论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也大都并不彻底否定其中的学术价值。其次，奠定了新中国历史学的基础。新中国的建立为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创造了旧中国难以比拟的环境。科研机构和高校历史系的纷纷成立，学术刊物的创办，中国史学会的建立，使史学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学术交流有了稳固的基础和平台。新中国的考古学、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以及通史、断代史、专门史、历史文献学等学科的基础，毋庸置疑都奠定在这个时期。最后，广大史学工作者以饱满的热情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上、在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实证研究以及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上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史学奠定了坚实的研究基础。这些都是难以否定的历史事实。 正确评价十七年史学还应当注意如下几个问题：第一，要把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与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的确存在着教条主义倾向，郭沫若、翦伯赞等同志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已经看到了这些问题的存在并力图纠正，由于客观政治因素干扰而被扼杀，但绝不能因此而完全否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做的一切工作。第二，要把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历史与现实、学术与政治的关切与“左”的政治思潮影响区别开来。史学与现实、与政治的关系是一个古老的话题。马克思主义史学从不是脱离现实、脱离政治的科学，而是有自身鲜明的阶级性和意识形态属性，与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念和追求目标有着高度的统一性，是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一门科学。由于“左”的思潮影响，十七年史学中出现了我们不愿看到的一幕，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但这绝不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关注现实、关注政治自身的错误。有责任、有担当的史学工作者，总会把自己的研究与国家命运、人民利益紧紧结合在一起。第三，要把十七年史学与“文革”史学区分开来。如前所述，新中国十七年的史学成就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基础，但十七年史学的自身发展与“文革”史学之间并没有必然内在的逻辑关系。“文革”的错误发动以及“四人帮”利用史学作为其篡党夺权的工具而使史学蒙羞的这笔账，只能记在“四人帮”的身上。 二、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史学研究 史学命运与国家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开启了改革开放新征程。经过拨乱反正，史学界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左”倾错误影响，摆脱教条主义束缚，思想空前解放，迎来了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春天。党和国家对史学研究高度重视，史学工作者勤奋努力，史学在学科建设、学术成果、人才培养和对外交流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史学步入了繁荣昌盛的新阶段。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史学既焕发出新的活力、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也经受着新的考验。以下从四个方面对四十年来史学研究做一简要回顾与总结。 （一）时代变迁与史学的新发展 史学与时代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拨乱反正后，史学百废待兴，史学工作者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工作中，希望把失去的岁月夺回来。但史学客观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也不容回避。首先，人才培养的断层和学科建设的停滞，致使史学研究后继乏人。其次，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简单化、教条化、公式化理解，以及对史学功能的片面性认识，制约、束缚着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探索，致使史学研究方法单一、对象单调、话语陈旧、信息闭塞。再次，“四人帮”对历史学摧残所造成的社会对史学功能的错误认知、社会转型与史学自身不相适应等因素，致使史学发展面临重重困难。改革开放初期的史学研究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艰难起步的。经过四十年的大踏步发展，这些状况已得到根本的改变。 1. 史学研究的政治与社会环境根本改变。改革开放后，对马克思主义简单化、教条化、公式化的理解，把史学简单视为政治工具的做法被彻底否定。1980年4月8日，胡乔木同志在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上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应成为历史研究工作的向导……历史科学满足政治需要的正确理解应该是，历史向社会也向政治提供新的科学研究的成果，而社会和政治，则利用这种成果作为自己活动的向导。”[17]胡乔木的讲话代表了史学工作者的心声，正确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与史学、史学与政治的关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历史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发挥其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进程中的应有作用，是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对史学的殷切期望。邓小平同志说：“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18]江泽民同志说：“一名领导干部不善于从历史中吸取营养，不可能成为高明的领导者；一个政党不善于从总结历史中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规律，不可能成为顺应历史潮流的自觉的政党；一个民族不善于从历史中继承和发展本民族和世界其他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9]胡锦涛同志说：“浩瀚而宝贵的历史知识既是人类总结昨天的记录，又是人类把握今天、创造明天的向导……不仅要学习中国历史、还要学习世界历史，不仅要有深远的历史眼光、而且要有宽广的世界眼光。”[20]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对历史研究高度重视，对史学工作者寄予厚望。他多次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指出“我们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更需要重视、研究、借鉴历史。这对我们丰富头脑、开阔眼界、提高修养、增强本领具有重要意义”[21]。他强调“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希望史学工作者“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22]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关怀下，史学研究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到全社会的重视，新时代史学工作者的历史使命更为崇高和艰巨。 2. 人才培养与组织机构建设成绩卓著。改革开放之初，20世纪初以来学贯中西的史学大家有的还健在，“文革”前受过系统训练的一批高校历史系毕业生虽然受到“文革”的很大干扰，但其中仍有很多同志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具有良好的史学素养，很快在史学研究上发挥出引领作用。党和国家对教育与科研的重视，使史学人才培养和史学研究队伍建设很快走上了制度化的道路。1977年恢复了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1978年研究生招生得以恢复，1981年正式确立了新中国自己的学位制度，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历史学人才队伍的培养。一大批历史研究机构和高校史学教学机构的设立，使学科建设有了稳固阵地。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11”工程大学、“985”工程大学、“2011协同创新”计划、“双一流”高校建设，以及考古学、中国史、世界史三个一级学科设置等，有力促进了史学的建设发展。2019年1月3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直接关怀下，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总书记亲自发来贺信，对中国历史研究院和全国史学工作者寄予殷切希望，中国史学发展迎来了新时代。 3. 研究方向与重大项目有了系统规划。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的中国历史学规划会议在成都召开。这是改革开放后史学界的一次盛会。会议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教训，对若干历史专业研究中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并重点讨论了中国历史学规划草案，落实了中国历史学的八年规划（1978—1985）。[23]这次会议对改革开放后的史学建设具有重要意义。1980年中国史学会恢复活动，历史学（包括考古学）各专业学会、各地区史学会也纷纷成立，至今仍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后，《中国历史大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部分的编纂、历史资料的整理，以及诸多重点史学研究方向的确立，都与这次会议的规划有关。1983年，中央新成立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在长沙召开全国历史科学规划会议，首次将规划项目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以中国史为例，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戴逸、王戎笙主编的《清代通史》和《清代人物传》，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的《宋明理学史》，张政烺、周绍良负责的《敦煌文书整理研究》（汉文部分），唐长孺负责的《吐鲁番文书整理研究》和《1972—1974年出土居延汉简整理与研究》，林甘泉主编的《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以及《中国经济通史》等都在此时纳入规划或启动。这两次规划会议对新时期史学的指导思想、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研究方向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1991年6月，中央决定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下设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现改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负责制定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采取设置课题指南投标等多种方式资助史学课题研究，在引领和推进史学研究上产生了重大作用，具有很高的学术声誉。 改革开放四十年，国家还重点投入组织实施了一批史学（含考古学）项目，扶持“绝学”、冷门学科等。如大家耳熟能详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清史》纂修工程、《中华大典·历史典》编纂工程、《儒藏》工程、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抗战研究专项工程等。特别是在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精神鼓舞下，以及中办、国办《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下发后，涵盖在“绝学”和冷门学科中的诸多史学学科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史学学科建设更加丰富全面。 4. 开放的信息交流渠道逐渐形成。改革开放后的史学在理论方法、研究领域、交流空间上都不再是封闭式的。中国港台地区及国外史学研究信息被大量翻译、介绍进来。例如1979年创刊的《中国史研究动态》几乎每期都有相关的内容，《中国史研究》更成为海内外中国史学者理论与实践探讨的精神家园。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越来越多的学者走出国门，也有更多海外学者进入我国开展学术交流。众多重要的史学名著被翻译到中国，如《剑桥中国史》系列、《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哈佛中国史》系列、《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法国西域敦煌学名著译丛》《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世界汉学论丛》《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早期中国研究丛书》等都是代表。学术交流的广泛有力推进了学术发展，中外学者在很多历史问题的研究上拥有了更多相同相似的主题与话语。 （二）研究领域的深化与学科体系构建的完善 四十年来，中国史学呈现出繁荣昌盛、生机勃勃的局面，集中反映在研究领域的深化拓展与学科体系构建的进一步完善。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边疆史地、考古学研究上都取得了瞩目的成绩。这里我们择其主要方面做一简要回顾。 1. 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史在通史、断代史、专门史研究上都取得丰硕成果，并具体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史等各个领域。 （1）通史与断代史编纂琳琅满目。“文革”前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基础上编纂的《中国通史》，范老去世后，由蔡美彪主持完成十卷本《中国通史》（后续补两卷至清代灭亡）。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在郭老去世后由尹达主持，七卷本《中国史稿》全部出齐。白寿彝主编的十二卷《中国通史》是20世纪末中国史学的扛鼎之作，吸收古今史书编纂体裁优长，不仅在写作方式上开拓创新，也提出了诸多创见。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纂的五卷本《中国通史》，面向社会大众，以一百个专题的形式叙述了中国境内自远古人类起源，到清朝结束的历史，获得良好的社会反响。曹大为、商传、王和、赵世瑜总主编的《中国大通史》，是最新出版的一套自史前至民国的通史，在编纂理念和编纂方式上体现出自己的特色。上述通史就其内容说不全是古代史，但无疑是以古代史为主的。与通史并列的断代史编纂在这一时期也取得重要成果。如杨宽的《西周史》《战国史》，宋镇豪主编的十一卷本《商代史》，林剑鸣的《秦史稿》和《秦汉史》，王仲荦的《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韩国磐的《隋唐五代史纲》修订本，陈振的《宋史》，李锡厚、白滨的《辽金西夏史》，吴天墀的《西夏史稿》，周良霄、顾菊英的《元史》，韩儒林主编的《元朝史》，南炳文、汤纲的《明史》，顾诚的《南明史》，王戎笙、李洵的《清代全史》，李治亭主编的《清史》等。尽管上述通史或断代史的编纂还有缺憾和不足，但有不少都是学科奠基性的，至今尚不可替代。 （2）政治史研究向纵深发展。政治史是史学研究的核心领域之一，是解读历史发展变迁的重要方面。改革开放后，政治史研究突破了以前的狭隘范围，在理论方法和研究对象上都向纵深发展。白钢主编的十卷本《中国政治制度通史》，摆脱了职官史的局限，全面梳理了先秦至民国政治制度的发展历程。各时期政治制度的各个层面，如国体与政体、皇权、机构、职官、仕进、考课与监察、法制、军事、礼制、外交、阶级与阶层、政治人物评价、文书行政、政治运作形式、基层政治等，都有极大推进，大都有一部或数部专著出版，断代政治史和专题性的通史也有丰硕成果。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作为一种理论与方法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政治史研究不再是静态描述，而是将政治史与制度史、社会史、文化史有机结合起来，“活”的制度史研究受到重视。历代中原王朝政治史是重点，但少数民族政权政治史也受到关注。中外政治制度的比较研究在日知、刘家和、马克垚等推动下，围绕古代城邦制度、专制主义、封建制度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与政治史紧密相关的法制史研究取得骄人成绩。张晋藩总主编的十卷本《中国法制通史》，展现了20世纪中国法制史的研究水准，刘海年、杨一凡总主编的十四卷《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及《续编》，是中国法律典籍整理的重要成果。各断代法制史、法律思想史及众多法律文献整理也取得丰硕成果。[24]军事史研究不再单纯作为政治史的一部分，军事制度、军事后勤、军事思想、军事人物、军事文献等都有了深入研究和整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众多古文书、古文献的发现，地方政府档案的整理出版，为政治史、法制史、军事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3）经济史研究迎来高潮。四十年来，经济史研究受到高度重视。一是一批研究机构建立和刊物创立。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原经济史组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室，1980年历史研究所成立经济史研究组，近代史研究所成立经济史研究室，一批高校和科研机构也先后成立经济史研究所或教研室。和经济史研究相关的刊物、学会相继创办。1981年，《中国农史》创刊；1982年，《中国社会经济史》创刊；1986年，《中国经济史研究》创刊；1985年，中国商业史学会成立；1986年，中国经济史学会成立。这些都直接推动了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与繁荣。二是一批中国古代经济史资料整理出版。如王永兴的《隋唐五代经济史料汇编校注》，郭厚安的《明实录经济资料选编》，谢国桢的《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傅筑夫、王毓瑚等的《中国经济史资料·秦汉三国编》《先秦编》，历史研究所的《明清徽州经济资料丛编》（一、二辑）等，以及一大批行业、区域经济史料和传世文献、新出文献中的经济史料整理刊布。[25]三是由于时代的变化、视角的转化和吸收新的经济学理论与模式，经济史的研究对象和方法都有了新的变化。传统经济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继续得到关注，但研究重心的转移也十分明显。对中国古代经济的整体性、规律性问题认识，以及从历史与现实关联的角度探讨古代社会经济的特点趋势加强。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特点，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长期延续，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生产力发展水平，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传统经济的现代化，城镇与市场，前近代经济结构与发展水平，“三农”问题等受到广泛关注。经济史研究中的思想史、财政史、城市史、商业史、货币史、人口史、工业史、贸易史等专门史，区域经济史，少数民族经济史，以及与经济史紧密相连的环境史等都有了开创性的研究。四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社会经济形态、经济通史、断代经济史、专门经济史和区域经济史研究上均取得了丰硕成果。如胡如雷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分析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撰写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傅筑夫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经济研究所、河北大学、郑州大学协作完成的《中国经济通史》，林甘泉主编的《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第一卷，胡寄窗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等都是代表。[26] （4）社会史研究异军突起。改革开放之前，社会史研究还很难说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其研究领域比较狭窄，而且主要附属于社会经济史或政治史之中。改革开放后，人们逐渐认识到社会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及其广阔前景，对社会史的关注空前高涨。四十年来，中国社会史学会的成立，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与近代史所社会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等机构的成立，以及《中国社会历史评论》《历史人类学》的创刊，为社会史研究构建了良好的平台。尽管对社会史的学科定位以及概念理解还有不同意见，但其研究成绩是公认的。[27]社会组织与结构、宗族与家族、家庭与人口、婚姻形态、社会生活、社会问题、社会势力、风俗信仰、民间宗教、地域或区域社会、日常生活、社会文化、市民社会、社会流动与社会控制等研究，以及民间文献整理等方面都有代表性的论著与成果出版。与社会史相关的疾疫史、医疗史、灾害史、性别史、乡村史，以及田野调查和口述史等都受到广泛重视。[28]以“国家与社会”为分析框架的理论模式，开始渗透史学研究领域，影响有逐步扩大趋势。其所预设的历史解释模式和研究范式，在新的问题意识形成、话语体系建构上均有突破，直接推动了中国历史长时段重大问题的研究，以及基层社会、社会结构变迁等具体问题的探讨，其含义已不是狭义的社会史所能涵盖的。 （5）思想史、文化史研究成就斐然。改革开放后，思想史研究脱离了教条主义束缚，在理论方法、研究内容、资料整理上都取得了重要成就。简帛资料的出土，极大丰富了先秦文献和思想史的研究，中国古代思想探源取得诸多突破性进展。儒家思想的历史地位有了新的评价，当然它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认识还不一致，关于“国学”“新儒学”的兴起与争论就反映了这一点。思想史的研究领域明显拓宽，关注的问题增多，研究方法与研究视角呈现多元化趋势。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和《中国佛教史》，卿希泰的《中国道教思想史纲》，李泽厚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刘泽华主编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匡亚明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等都是代表。思想史中的专题性研究、人物、思潮、流派研究走向纵深和细化。与思想史相关联的自先秦至明清的学术史研究也取得很多新成果，如李学勤的《周易经传溯源》，卢钟锋的《中国传统学术史》，陈祖武的《中国学案史》《乾嘉学派研究》等。[29] 文化史研究是极富时代意义的一门学科，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开始起步，但新中国成立后一度沉寂。改革开放后，伴随史学研究的复苏、对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反思，以及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文化选择思考等因素影响下，文化史研究很快成为热点。1978年和1979年，复旦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分别设立了文化史研究室，1988年中国艺术研究院创办中国文化研究室，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成立文化史研究室。西北大学、清华大学、山东大学、湖南大学、湖北大学等高校也成立了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机构。一批以研究文化史为主题的刊物、论著的出版，有力促进了文化史学科建设与学术繁荣。萧克任编委会主任的《中国文化通志》，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的《中国文化史》，郑师渠主编的《中华文化通史》，张岱年、方克立主编的《中国文化概论》，周一良的《中外文化交流史》，袁行霈主编的《中国地域文化通览》等均为代表。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华书局等出版机构出版的文化史丛书，推出了一批有分量的专著。文化专题史、断代文化史、民族文化史、区域文化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成绩斐然。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研究向深入发展。文化史研究的发展带动了史学新的学科增长点建设。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编纂的《形象史学》，就是一个有益尝试。当然，文化史研究也存在着鱼龙混杂、对象不明的现象。 （6）其他学科。除上述外，中国古代史还有很多重要学科取得可喜进展。民族史在民族理论、民族起源、民族政权、民族人物、民族关系、民族社会、民族思想文化、民族史学等领域的研究取得丰硕成果，推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共识的形成。民族文献整理和民族考古新发现是新时期民族史研究的亮点。中外关系史研究在新时期显著增强。新的文献和考古资料的发现，加强了学科基础建设。我国古代与域外的陆路、海路交通，与中亚、西亚、东南亚、东北亚、南亚的经济文化交流研究十分活跃。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一带一路”的倡议，推动了从“丝绸之路”向“一带一路”为中心的中外关系史研究。史学史研究在史学文本、断代史学、史学家、史学思想、史学批评、史学与社会、少数民族史学、中外史学比较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30]历史地理研究在新时期的突出成就反映在学科基础建设和研究领域的深化开拓上。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国家历史地图集编纂委员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第1册），史念海的《河山集》（2、3集），侯仁之的《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等都具有重要学科意义。传统沿革地理仍然成果众多，但人文地理、城市地理、人口地理、自然地理、军事地理、交通地理、医学地理、科技地理，以及地理信息系统等新的分支广泛拓展。[31]改革开放后，历史文献学的学科体系也日益完善。文献学理论、版本目录学、校勘学、辨伪学、辑佚学、藏书学都取得很大成绩。与历史文献学有密切关系的甲骨学、简帛学、敦煌学、徽学等古文书学研究取得了重要成就。徽学成为国际性学科，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状况得以根本改变。 2. 中国近代史。改革开放后，近代史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大为拓展，出现了繁荣活跃的局面。 （1）诸多重大问题的讨论。近代史分期是近代史学科建设的重要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后关于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的基础上，李侃、陈旭麓、张海鹏等发表文章，提出应当按照社会性质来划分历史时期的看法，主张把近代史的下限划在1949年。[32]这一看法渐成主流，对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近代史研究的视角也更为宽阔，对近代史的基本线索、近代社会性质、近代化进程等重大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学者对胡绳用阶级斗争的表现来做划分时期的标志和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进行了讨论，展开了所谓“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之争。如李时岳的《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以及与胡滨合写的《论洋务运动》等文认为，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标志着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基本脉络”。而“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是近代中国前进的几段重要历程”。他们还认为：“中国近代处于过渡时代。从独立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独立）并向殖民地演化，这是个向下沉沦的过程；从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并向资本主义演化，这是个向上发展的过程。”因此，近代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深渊”的提法是不能成立的。[33]李时岳等人的观点，引起了胡绳、苏双碧、荣孟源、张海鹏、苑书义、章开沅、戚其章等一大批学者的热烈讨论，也引起了两个“范式”主从关系的长期争论。尽管争论没有达成一致，但丰富了人们对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认识。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一直没有太多异议。新时期有学者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也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两半”论把中国近代社会的半殖民地过程与半封建过程视为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是不当的。辛亥革命之前的中国仍是封建社会，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是半封建或半资本主义社会（也有文章认为是资本主义社会），辛亥革命之前和之后，无论如何都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两半’论延误了我们反封建历史任务的完成”。[34]这个看法当然会引起争论。如汪敬虞认为：“近代中国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变，这是历史的沉沦，不是时代的进步。半殖民地半封建，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用半殖民地半资本主义的提法取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提法，以之为中国的近代社会定性，那既没有如实反映近代中国的历史现实，也不能正确指明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35]也有学者认为：“究竟如何看待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问题，可以从学理上去分析，也可以从历史实践上去分析。但是任何学理的分析，都只能基于历史实践。”[36]这个看法我们认为是很中肯的。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也是新时期讨论的重大问题，成果众多。但是在这场讨论中出现的只认同改良而否认革命的意义，竭力美化近代以来一些阻碍历史进步的人物，甚至反对将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视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等看法，恐怕就不仅仅是学术意义上的争论了。 （2）学科体系的完善。新时期近代史的学科体系进一步完善，对近代史的认识也更加完整。不单是研究革命者，统治阶级历史，如晚清、北洋、民国统治者及其活动也成为重要研究对象。近代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学科属性日渐成熟，出版发表了一批论著，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和近代史研究所台湾史研究室的成立，推动了台湾史研究，台湾史的学科框架和学术体系已经建立。口述史、影像史获得学界认可，为近代史的资料收集与学科建设做出了贡献。 （3）丰厚的研究成果。新时期近代史研究成果丰厚。一是通史编纂加强。如张海鹏主编的《中国近代通史》、李侃等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等。二是晚清政治史研究深化。研究视角更广阔，讨论的问题更深入。尽管有不少意见分歧，但也取得很多共识。例如少数学者将鸦片战争视为中国传统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条约通商体系之间的一场战争，但主流观点还是认为其性质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37]太平天国史在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政权性质、政体性质，以及太平天国的宗教、军事、典章制度、人物评价等问题研究上都有深入讨论。虽然意见分歧还比较多，但太平天国是一场农民战争、农民革命性质的认识仍是主流。此外，还包括洋务运动的积极意义受到更多肯定等。三是民国史研究蔚为大观。李新主编的多卷本《中华民国史》《中华民国史人物传》《中华民国史大事记》，是民国史研究的代表作。辛亥革命的性质、意义与作用认识得到加深。南京临时政府的政治研究更为系统。北洋军阀研究较过去更全面，对其形成的历史原因、阶级属性、历史作用认识更丰富，个案研究增多。突破单纯的“革命史”框架后，南京国民政府的研究视野更开阔，对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其最终在大陆失败的原因认识与评价更丰富。四是革命史研究的学术性增强。李新、陈铁健主编的多卷本《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持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中共建党和国民革命史研究、苏维埃革命史研究、抗战及解放战争史研究，不仅许多具体史实问题研究得到深化，而且理论认识与宏观问题的讨论也更深入。世纪之交围绕胡绳提出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大讨论也是代表。五是近代中外关系史在帝国主义侵华史、外交史，以及近代中外关系专题史研究上都取得重要进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写的《日本侵华七十年》《沙俄侵华史》，石源华著《中华民国外交史》是其代表。近代中国不平等条约、租界、港澳史等专题史研究或从无到有或大大推进。六是近代思想史在理论研究、通史研究、资料整理、近代思想家和思想进程、思潮、学术思想等领域成果丰硕且有新的拓展。七是近代经济史研究围绕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商会史、现代化、区域经济、前近代生产总值等问题，都有很多拓荒式的研究。八是近代社会史在社会结构与社会群体、城市与近代城市化进程、乡村与区域社会、社会问题与社会治理、民众生活、性别史研究以及社会史研究范式上都有重要突破。九是近代文化史在文化转型，市民社会与公共空间，近代新词语，符号、仪式与节日纪念，历史记忆等问题研究上取得了丰硕成果。 3. 世界史。改革开放以来的现实需要有力促进了世界史研究的繁荣发展。世界史研究在组织机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学术成果上都取得可观成绩。一是学科建设卓有成绩。1978年后，世界史的相关学会、研究和教学机构纷纷建立。对外开放促进了世界史的学术交流，世界史的人才培养途径更广阔。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世界历史》，及其后各研究机构、高校相关刊物、集刊的创办，为世界史研究成果刊布创造了条件。西方世界史研究的重要理论与学术成果翻译众多，如“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年鉴学派”著作、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论著、剑桥世界史系列等，极大开阔了世界史研究者们的视野，为世界史的学科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二是在通史、区域史、国别史、专门史研究上成果较多。吴于廑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世界历史”条中关于整体的世界史一系列观点得到广泛认同，在通史与分期史撰写中得到体现。如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世界史》，东北师范大学编写的《世界上古史纲》，刘家和主编的《世界上古史》，郭圣铭著的《世界文明史纲要（古代部分）》，朱寰主编的《世界上古中古史》，齐世荣主编的《人类文明的演进》，周一良等新编世界史系列，马克垚主编的《世界文明史》，武寅总主编的《世界历史》等都是代表。亚洲史、欧洲史、非洲史、拉丁美洲史研究，国别史研究，世界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研究，都成绩斐然，发表出版了大量的论著。[38] 4． 边疆史地研究。边疆史地是和国家边疆安全与稳定有重大关系的一门学科。边疆史地研究虽然有较长的历史，但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时期，边疆史地研究包含在广义的历史学范畴之内，还处于相对停滞的局面。改革开放后，在现实需要和相关学科发展的推动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重新起步。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边疆史地研究中心（2014年更名为“中国边疆研究所”），这是新中国第一个以中国边疆为研究对象的专业机构。1991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创刊。几十年来，中国边疆研究所出版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丛书”“边疆史地丛书”“中国边疆史地文库”“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资料丛书”等，为推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39]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成果丰硕，学者在对中国边疆研究的理论思考，历史上的中国疆域研究，中国封建王朝边疆政策、民族统治政策研究，近代中国边患与边界问题研究，近代中国边疆研究的思潮、群体、学者和著作研究等方面都取得重要成就。[40]进入20世纪90年代及21世纪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更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一是“中国边疆学”学科构建问题开始提出，在学科定位、学术体系上的讨论，学科机构建立与人才培养的深度和广度上都取得较大成绩，建立中国边疆学的共识越来越多。[41]二是在北部边疆、东北边疆研究上成绩突出。如吕一燃的《中国北部边疆史研究》、孟广耀的《北部边疆民族史研究》、赵云田主编的《北疆通史》、林荣贵主编的《中国古代疆域史》、佟冬主编的《中国东北史》、程妮娜主编的《东北史》、张博泉的《中华一体的历史轨迹》等。三是海疆史的构建。在建国后海疆史初创基础上，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海疆史开始了新的探索。20世纪80年代初至21世纪，中国海疆史研究在学术机构、人才培养和学术成果上稳步发展。代表性的成果有安京的《中国古代海疆史纲》、张炜、方堃主编的《中国海疆通史》、杨金森、范中义的《中国海防史》、曲金良主编的《中国海洋文化史长编》、李金明的《中国南海疆域研究》、李国强的《南中国海：历史与现状》、鞠德渊的《钓鱼岛正名：钓鱼岛列屿的历史主权及国际法渊源》、刘江永的《钓鱼岛列岛归属考——事实与法理》等。海疆史的资料整理、研究路径与方法也都有所拓宽。 5. 考古学。新时期的考古学收获丰硕，不仅推动了考古学及其分支学科的快速发展，培养了大批考古学人才，更为推动中华文明探源和中国历史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这里只能择其要者做一鸟瞰式的介绍。一是在旧石器时代考古上，人类起源研究取得重大突破。泥河湾盆地遗址、蓝田遗址的新发现，百色盆地遗址群以及长江以南多地区早期人类活动线索的发现，为人类起源“多地区进化说”以及东亚也是人类起源的重要地区提供了证据。二是新石器时代考古揭示了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国家形成的历程，中国史前文化的时空框架进一步完善。20世纪80年代初苏秉琦提出的中国史前文化“六大区系类型”划分，到新世纪得到进一步验证完善，为古史重建和中华文明探源奠定了坚实基础。“多元一体”“重瓣花朵”“相互作用圈”等模式的提出，改变了过去单一中心论的认识，证明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史前基础。长江流域、黄河流域、淮河流域有关农业遗址的发现，如江西万年仙人洞、吊桶环，湖北道县玉蟾岩、内蒙古兴隆洼、甘肃大地湾、河南贾湖等，说明中国是远古农业的起源地之一。安徽凌家滩、辽西红山、浙江良渚、山西陶寺、陕北石峁等遗址，反映了远古中国从史前向文明的跨越。改革开放后，特别是新世纪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国家的热烈讨论，及其所取得的许多重要理论与实践成果，与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是密不可分的。2001年开展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综合运用多学科攻关方法，有力推动了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三是建立起中国特色的夏商周考古学体系。1996年启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促进了三代年代学研究从单个分散遗址研究走向贯通、整合性研究，推动了三代考古学文化分期断代序列及其标尺的建立。三代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体系基本构建完成。先夏文化、先商文化、先周文化、早期秦文化和楚文化研究，突破传世文献的限制，在考古成果基础上向前大大推进。四是秦汉至明清考古在地域范围、内容上呈现新的特色。新时期在都城、城址考古的精细化，帝陵和墓葬考古的全面化，陶瓷手工业考古的多面化，边疆民族和中外文化交流考古上都取得新成绩。五是科技考古的崛起。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为代表的科技考古研究和教学机构纷纷建立，中国科技考古学会筹建，科技考古出版物众多。科技考古在碳十四年代学、数字考古、环境考古、人骨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食性分析、古DNA分析、冶金考古、玉石器研究、化学成分分析等领域，展现出广阔的前景。六是考古遗产保护与研究得到加强。新时期考古遗产保护的理论构建与文保法规建设更加丰富完善，形成了多级考古文化遗产资源保护利用的框架结构。在考古所的推动下，实验室考古快速推广。考古遗产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也较之前有很大进步。 （三）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丰富发展 四十年来中国历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成绩，是关于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不同特点的认识深化。学者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历史研究的理论指导，但不能替代具体的历史研究，也不能替代史学理论；历史理论是关于人类客观历史进程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史学理论则是关于史学自身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两者是既有联系但更有区别的不同概念。正确区分这两个概念对于史学理论学科建设，以及更好地推动历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42]今天，我们可以从广义上只使用史学理论这一概念，但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其中包含了历史理论，反之亦然。四十年来，在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上的反思与探索，既艰难曲折，又有很多进展，甚至突破性的进展。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片各所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室的建立，《史学理论》（1987—1989）《史学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理论与史学》的创办，史学概论教材的编纂，教育部将史学理论列为二级学科，各地史学理论专业硕士、博士、博士后的招生与工作站的设立，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的连续性召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材建设等，使史学理论研究与人才培养有了自己的阵地。特别是2019年1月3日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的成立，充分反映了中央对历史理论的重视，历史理论研究所必将为新时代历史理论研究作出更大贡献。以下我对四十年来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研究做一简要回顾。 1. 对史学发展道路的深刻反思。史学是“文革”的重灾区。改革开放之初，史学界很快开始深入批判“四人帮”在史学领域里的流毒。同时，也结合“真理标准”大讨论，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道路与本质属性进行反思。黎澍在《历史研究》先后发表了《中国社会科学三十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学》《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学的要求》等文章，在回顾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曲折坎坷道路的基础上，强调必须汲取历史教训，改变对马克思主义肤浅、教条、简单、绝对、公式化的理解。深刻的反思解放了思想，促进了史学工作者以更加实事求是的态度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2. 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深入探讨。在重新学习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史学工作者对诸多重大历史理论问题进行反思与讨论。在历史发展动力问题上，一些学者仍然坚持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但更多的学者认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但不是唯一动力。生产斗争、民族斗争、科技发展乃至物质利益都是历史的内容，不能用阶级斗争替代一切。而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始终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只能是生产力。在社会形态问题上，五种社会形态说受到质疑，一些学者认为与历史发展的实际不符，不是马克思而是斯大林提出的，最多只能追溯到恩格斯。还有学者提出了三形态、四形态、六形态以及一元多线说。林甘泉在《世纪之交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几个热点问题》一文中再次强调，以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动来划分历史发展阶段，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一贯主张，这也就是人们所谓的“五种生产方式”论。他论证了五种生产方式就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理论而不是斯大林制造的，但马克思、恩格斯并不认为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必须依次经历这几种社会经济形态。社会形态讨论上的另一个热点是“封建”名实问题。有学者认为，“封建”一词是指“封邦建国”，将秦汉至明清称为封建社会是一种“泛封建观”，与“封建”的本义、“西义”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封建社会“原论”相悖。但更多学者认为作为政治体制的“封建”与社会形态的“封建”二者是不同的，学者从无混淆。“封建地主制”符合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原论”。更不能因为中国封建社会和欧洲在特征上有些不一样，就不能叫做封建社会。“泛封建观”说无论在理论还是方法上都存在诸多问题。[43]在历史创造者问题上，有学者提出历史是整个人类创造的，历史是人人的历史，所有人都参与了历史的创造，只提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有片面性，没有事实和理论根据。历史创造者与人人有自己的历史不是同一概念。在争论中，更多学者仍然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当然对人民群众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地位也不能做教条式的理解，历史上剥削阶级中的杰出人物也对历史发展有贡献。新时期讨论的重大历史理论问题还有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原因、历史人物评价、文明起源理论、史论关系、民族关系、爱国主义、近代史的研究范式与核心概念等，不再一一列举。诸多历史理论问题的探讨与争鸣，推动了史学界对唯物史观更加深刻的理解。认真研读原著，全面完整理解唯物史观，发展马克思主义，并科学运用于史学研究，是大多数史学工作者的共识。 3. 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活跃与创新。思想的活跃推动了历史认识的发展与研究方法的创新。新时期，史学理论、史学方法的探讨与实践百花齐放。历史认识问题上取得重要成绩。不能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完全取代历史认识的看法，受到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重视。如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就把历史唯物主义和史学概论在课程教学内容上作出一定区别，既讲历史唯物主义，也讲史学理论。宁可在《什么是历史科学理论——历史科学理论学科建设探讨之一》及《什么是历史？——历史科学理论学科建设探讨之二》两文中，也对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科学理论的关系，特别是对历史认识的对象、特点，以及与其他认识的区分等做了开创性的探索。由此开展的关于历史认识的主体与客体、历史认识过程的特点及其检验、历史认识中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等问题的大讨论，极大深化了史学理论的认识。[44]历史认识论作为史学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不仅取得共识，而且在史学研究实践中取得重要成果，影响至今。 史学研究方法是史学研究主体史学家认识和揭示历史客体的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有自身的历史研究方法，但长期以来在实际运用中，又存在着研究方法单一，理解教条化的问题。改革开放后，史学研究方法掀起热潮。揭示历史真相的史料搜集与整理方法受到重视，唯物史观中的历史主义、阶级分析、比较研究等方法较之前有了更加深入的探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计量方法、心理方法、模糊方法、跨学科等方法异彩纷呈，历史编纂与历史表述方法也有不少有益的探讨。[45]新世纪以来，由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文献数据库的大量建设，运用大数据推动历史研究方法开启了新的尝试。 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涌入是改革开放后史学理论建设的一个重要特点。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成立，以及相关高校西方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位点、刊物的创立，推动了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前进。诸多西方史学理论名著被翻译介绍到国内，如年鉴学派、兰克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派、西方历史哲学，特别是从思辨的历史哲学到分析的历史哲学，全球史以及其他具体的史学研究方法，如精神分析、心理分析、口述史、比较史学等。西方史学中的历史认识论、主要流派与史家、社会史等方面都有很多突破性研究。杨豫的《西方史学史》、郭小凌主编的《西方史学史》，何兆武、陈启能主编的《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张广智的《现代西方史学》都是代表。进入新世纪，西方后现代主义史学、新文化史、环境史被国内学者更多关注，对史学理论研究与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对历史研究的冲击与影响不容小觑。 （四）四十年史学的成就与不足 改革开放四十年，是中华民族波澜壮阔向前发展的四十年，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方针指引下，中国史学工作者勤奋努力，开拓进取，史学园地充满生机。以下仅从几个方面谈一点体会。 一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摆脱了过去对马克思主义寻章摘句式的僵化与片面理解。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文本的深入研读，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全面理解，使唯物史观以更加丰富的内涵展现给史学工作者。尽管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讨论，以及诸多历史理论问题理解上还存在着不同分歧，但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及其与相关历史理论问题具体结合上的认识已较四十年前大大深化。我们从众多关于新时期史学回顾的文章中不难看出，脱离封闭教条、丰富发展后的唯物史观，在历史的宏观研究、微观分析，以及学科新的增长点上，都发挥出重要引领作用。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1978年以后形成的多元化史学传统既保存了前两个传统（指实证史学传统和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本文作者注）中的许多重要内容，同时又吸收了20世纪后半期国际学术的许多新成就，是以前两个传统为基础的改进和发展，因此更与前两个传统可以互补。”[46] 1978年后是否形成了多元化的“传统”我们暂且不论，但作者认为新时期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之间存在不可分割关系的看法无疑是正确的。开放的、发展的唯物史观，是推动新时期史学发展的主动力。 二是史学与现实的关系被进一步厘清。古往今来，现实社会是许多重大历史问题研究的出发点，是许多史学问题提出的原点、史学学科建设的土壤，是史学家历史观念、研究方法产生的基础。在总结历史教训基础上，新时期史学不再简单附属于现实政治的需要，更不会因从属错误政治而歪曲历史事实。但如同所有科学直接或间接都与现实有密切联系一样，史学与现实社会的关系也受到更多学者的认同，并开展了更深入思考。史学的现实功能既表现为对迫切需要的现实问题提出科学的意见建议，也表现为严谨、高水平的史学论著的撰写和出版，或为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的史学成果的大众化。瞿林东的《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文集，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立足新时期，对古今史学的社会作用做了很好的探讨。 三是史学研究领域的拓宽与学科建设的发展。新时期史学研究领域百花争艳，学科建设更加完善。考古学中以史前考古成绩尤为突出。旧石器时代考古走向系统化、全面化，布局更完善，理论与方法不断发展；新石器时代考古重大发现不断涌现，古史重建的理论与方法层出不穷；夏商周重要遗址的考古发掘与分期断代的综合研究，已经建立起三代考古学体系。史前考古在揭示人类起源、中华文明起源的独特道路上做出了杰出贡献，为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奠定了坚实的源头基础。中国古代史除了在通史、断代史研究力量配置上继续加强外，各专门史的研究领域大为扩展并朝着贯通性方向发展。新出材料带动的甲骨学、简帛学、敦煌吐鲁番学、徽学以及综合性的古文书学等，为学科建设提供了新的支撑。中国近代史学科概念的讨论，中国近代史的线索与“范式”的探讨，极大地丰富了近代史研究的内容。近代历史发展中的更多问题得到更加客观公正科学的分析。世界史学科体系建设快速发展，不仅国别史、区域史以及世界历史发展中的若干重大问题有了新的探索，研究视野也逐渐从分散走向整体。以现代化理论还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抑或二者相统一的理论方法构建世界近现代历史理论体系的争论，丰富了对世界历史的认识。 当然，四十年史学发展中也存在很多不足，甚至比较严重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在史学领域里的边缘化现象客观存在。唯物史观在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构建中的指导作用受到削弱。一些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成果的反思与否定，确实存在着理论指导与方法上的偏差，得出的结论很难令人信服，但却有一定的影响。年轻史学工作者较少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上下功夫，能够并善于运用唯物史观者不多，史学研究中的“碎片化”倾向还比较普遍。尽管对史学研究的“碎片化”还存在不同看法，但这一现象引起不少史学工作者的关注和忧虑也是事实。盲目跟随西方话语体系，缺乏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史学研究脱离现实、回避现实而躲进象牙塔的现象也不罕见。上述现象虽是史学在客观发展过程中的认识问题，但也值得重视。至于历史虚无主义、“新清史”中的某些错误观点在史学领域里的传播与影响，则需要我们批判与警惕。 三、新时代史学研究的展望 新中国七十年波澜壮阔，风雨兼程。中国史学研究走过了一段艰难曲折，但又成绩辉煌的道路，为我们这个悠久的史学大国谱写了史学新篇章。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进程中，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史学应该也有能力承担起自身的历史使命。这里谈几点粗浅的认识。 （一）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指导史学研究 19世纪中叶左右，马克思、恩格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相结合探讨人类历史，经过艰苦细致的研究，发现了唯物史观。正如恩格斯后来所回顾的那样：“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唯一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运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人。”[47]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等论著中，对唯物史观的概念、内涵与命名不断丰富完善。[48]而“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49]。从哲学层面看，唯物史观包涵着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从史学层面看，唯物史观包涵着以唯物和辩证的方法分析观察人类历史的诸多原理。唯物史观的创立，为历史研究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使历史学成为一门科学。虽然改革开放后，人们对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的关系作了更为深入的区别，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理解也有不同意见，但承认唯物史观的科学性、是史学研究的指南，仍是史学界的主流。 众所周知，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对历史规律的探讨同样有着古老的渊源。《左传》庄公十一年鲁国大夫臧文仲就有“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的历史规律总结。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精神，更是中国古代史学家追求的崇高目标。当然，历史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相交织，天命观、五德终始观、三统观、朴素的唯物观都曾是古代解释历史发展规律的学说。但古往今来，在阐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上，唯物史观是最有说服力的。新时代我们仍然要、也必须要坚持以唯物史观指导史学研究，其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唯物史观是科学的理论。第二，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决定。我国《宪法》“总纲”明确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第二十四条指出，国家倡导“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以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唯物史观作为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是国家性质所决定的。第三，史学研究的内在规律使然。20世纪初唯物史观传入中国并与史学研究相结合已经走过了百年历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从无到有，从弱小到壮大，从异端到主流，走过了极不平凡的世纪之路。其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在推动史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上，在深化中国历史认识上，在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道路探索上所作出的贡献，是其他学派所无法比拟的。新时代，只有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我们的史学才能有强大的生命力，才能有光辉灿烂的前景。 （二）必须坚持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 唯物史观是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理论，它不能取代具体的史学研究，也不能包揽对一切国家和民族具体历史的解读。但是，唯物史观的魅力正在于它一旦与具体历史实际相结合，就能够为史学研究提供正确的方向。唯物史观与中国史学研究的关系也是如此。百年来，尽管在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上取得了巨大成绩，但不可否认，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进程中，偏离唯物史观的“左”倾现象，违背实事求是原则、脱离实际的情况仍有发生。林甘泉曾总结出建国后这方面的四个主要表现，大家可以参考，[50]这些看法都十分中肯。 处理好理论与实际的关系，对任何一个学派来说都十分重要。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的理论和实际，就是要把唯物史观理论方法通过史学研究的主体史学家，与客体即具体的历史材料相结合，得出符合本国、本民族历史发展道路的科学结论。这里要处理好三个问题，一是要认真学习唯物史观，真正从文本、原理上全面掌握唯物史观的核心要义而不是一知半解。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博大精深，“不下大气力、不下苦功夫是难以掌握真谛、融会贯通的”。二是要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是开放的科学理论体系，有着与时俱进的品格。如同《讲话》所指出的那样，“什么都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来说话，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说过的就不能说，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必须结合新的实践不断理论创新。对史学工作者来说，这个“实践”就是史学实践，就是要求史学工作者通过扎实的具体史料研究，不断揭示出科学真理。三是以正确的态度对待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既不能空谈唯物史观忽视历史材料，也不能置唯物史观于不顾，只陷入细碎的历史问题之中或唯西方史学流派是从。要继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良传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指导下，探索中国历史发展自身的特点。 （三）新时代史学研究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史学研究也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新使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历史和历史科学高度重视。总书记发表了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讲话》和《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以下简称《贺信》），为新时代中国史学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是鼓舞全国史学工作者的强大力量。新时代史学工作者应当自觉担负起使命与责任。 一是史学研究要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联系起来。《贺信》指出：“历史是一面镜子”，“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史学作为党领导下的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要任务就是要从历史的角度，研究阐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华大地上形成的必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对历史的深入研究中把握规律，汲取智慧。 二是史学研究要从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挥独特优势。《讲话》指出：“世界上伟大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都是在回答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创造出来的。”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史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深厚的载体，史学研究应当深入系统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体系、知识智慧、理性思辨及其当代价值，用“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分析它们在各历史时期的思想先导、求新变革、锐意进取中的历史作用，为回答现实重大问题提供史学支持。 三是史学研究要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讲话》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的问题。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为谁著书、为谁立说，是为少数人服务还是为绝大多数人服务，是必须搞清楚的问题。”其实，历史学就其主流来说，从来都有一个为什么人的问题。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唯物史观的最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灵魂，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根本。坚持唯物史观与坚持为人民研究历史是相统一的，它达到了古往今来其他史学流派所没有达到的高度。史学工作者必须坚持这个导向。相反，如果我们的史学脱离了人民、脱离了时代，“就不会有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生命力”。 四是史学研究要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贡献力量。2004年，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并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开启了中国特色的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和科研方法创新步伐，在史学界产生了广泛热烈的影响，十五年来取得丰硕成果。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2019年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更明确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具体任务。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的“三个体系”，是党和国家的要求，是时代赋予的使命。这份重任，史学工作者必须担当。 历史研究并不仅仅是史学工作者个人的事业，更是人民的事业、党和国家的事业。“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对历史的正确认识，代表着一个国家和民族哲学社会科学的水准，标志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认识高度，也反映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成熟度。正因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将历史思维列为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六种思维”能力之一，对历史学寄予深厚的希望。总书记的历史观“是站在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战略高度认识历史和历史科学，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深刻体会”[51]。我们是一个拥有数千年优秀史学传统的大国，是一个拥有深厚马克思主义史学基础的大国，只要全国广大史学工作者“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就一定能够“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培养一批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充分发挥知古鉴今、资政育人作用，为推动中国历史研究发展、加强中国史学研究国际交流合作作出贡献”[52]。 本文系2016年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历史全视角下的‘中国特色’问题研究”（2016MZD007）阶段性成果。 本文写作资料除所注明之外，还参考援用了考古研究所、古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史研究所、中国边疆研究所、历史理论研究所提供的成果。由于本人水平有限，对上述成果的引用理解如有不当之处，则由本人负责。未能一一注明之处亦请谅解。古代史研究所的宋学立、侯爱梅同志为本文撰写查找、核对资料做了大量工作。杨艳秋、宋学立、谢辉元、靳宝、符奎、梁仁志、苏俊林等同志提出了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表示诚挚感谢！ 原文刊于《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3期 注释 [1]参见桂遵义《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第11章第1节，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 [2]参见林甘泉《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 [3]相关综述可以参考《历史研究》编辑部编《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济南，齐鲁书社，1983年。 [4]参见张越《“五朵金花”成就不容否定》，《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1月10日；《“五朵金花”问题再审视》，《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2期。 [5]白钢：《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论战的由来与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181页。另可参考田居俭《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讨论的由来和发展》，《历史研究》编辑部编《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 [6]参见田人隆《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的回顾》，《历史研究》编辑部编《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 [7]这一问题的基本情况可参见蒋大椿编著《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研究》，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 [8]徐秀丽：《中国近代史研究70年（1949—2019年）》，《经济社会史评论》2019年第2期。 [9]这次讨论的成果最后汇集成《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于1957年出版。 [10]以上参考桂遵义《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第12章第2节；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上）第3编第3章，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11]夏鼐：《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考古》1959年第4期。 [12]安志敏：《略论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年代问题》，《考古》1972年第6期；夏鼐：《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考古》1977年第4期。 [13]参见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考古60年（1949—2009）》，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 [14]参见德朋等《展望新世纪中国史学发展趋势》，《光明日报》2001年10月2日；黄广友《改革开放以来“十七年史学”研究评估》，《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12期。 [15]参见陈其泰《建国后十七年史学“完全政治化”说的商榷》，《学术研究》2001年第12期，《正确评价新中国17年史学道路》，《史学理论研究》2013年第2期，《正确评价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地位》，《天津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罗志田《文革前“十七年”中国史学的片断反思》，《四川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张剑平《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下篇《新中国“十七年”历史学研究评价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卜宪群、杨艳秋、高希中《“五朵金花”的影响和地位不容抹杀》,《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3月31日；张越《“五朵金花”问题再审视》，《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2期。 [16]参见林甘泉《世纪之交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几个热点问题》，《林甘泉文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 [17]林永匡：《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胡乔木同志就发展我国历史科学问题作了重要讲话》，《历史教学》1980年第6期。 [18]《振兴中华民族（一九九○年四月七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8页。 [19]《高度重视学习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简明中国历史读本》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 [20]《进一步认识把握社会历史发展规律 增强推进改革发展的自觉性主动性》，《人民日报》2003年11月26日。 [21]《努力造就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求是》2019年第2期。 [22]《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人民日报》2019年1月4日。 [23]参见《中国历史学规划会议在成都举行》，《历史教学》1979年第4期；周自强《我国历史学界的一次盛会——记中国历史学规划会议》，《中国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6期。 [24]参见陈晓枫、柳正权《中国法制史研究世纪回眸》，《法学评论》2001年第2期。 [25]参见王嘉川《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古代经济史资料的整理与出版》，《河北学刊》2012年第1期。 [26]参见李根蟠《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林甘泉《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 [27]参见常建华《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18年第2期。 [28]参见郭松义《中国社会史研究五十年》，《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赵世瑜、邓庆平《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 [29]参见张海燕《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1期；卢钟锋《回顾与总结：新中国历史学五十年》，《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3期。 [30]参见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研究八十年（下）》，《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31]20世纪历史地理相关成就参见葛剑雄、华林甫《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 [32]张海鹏：《60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有关理论与方法问题的讨论》，《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6期。 [33]文章分别发表在《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人民日报》1981年3月12日。 [34]参见林有能《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再认识——广东史学界的一场争论》，《学术研究》1988年第6期；张海鹏《60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有关理论与方法问题的讨论》。 [35]《中国近代社会、近代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6年第6期。 [36]张海鹏：《60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有关理论与方法问题的讨论》。 [37]参见葛夫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鸦片战争史研究》，《史林》2016年第5期。 [38]参见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第3编；陈启能《新世纪以来中国的世界史研究的进展》，张海鹏主编《中国历史学40年（1978—2018）》，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 [39]部分内容参见马大正《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 [40]参见马大正、刘逖《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一门发展中边缘学科的演进历程》，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 [41]参见厉声、冯建勇《四十年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繁荣与发展》，张海鹏主编《中国历史学40年（1978—2018）》。 [42]参见邹兆辰《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史学史研究》2018年第3期。 [43]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编辑部编《“封建”名实问题讨论文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 [44]参见张剑平《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下篇《新时期历史认识论研究的新成果》。 [45]参见蒋大椿《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所见之历史研究方法》、《我国新时期史学方法研究的主要内容、基本特点和发展趋势》，《唯物史观与史学》，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 [46]李伯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张海鹏主编：《中国历史学40年（1978—2018）》。 [47]《反杜林论》第2版序言（1885年9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48]参见蒋大椿《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唯物史观与史学》。 [49]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1894年春夏），《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3页。 [50]《我仍然信仰唯物史观》，《林甘泉文集》。 [51]高翔：《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历史学》，《光明日报》2019年6月17日。 [52]《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人民日报》2019年1月4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