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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面临着如何融入世界这个重大问题，与此相适应，中国近代外交也面临着如何转型的问题。当时，世界上存在三大国际体系：朝贡体系、条约体系和殖民体系。朝贡体系是自汉代以来、由中国主导的东亚国际体系；条约体系是基于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由西方主导的建立在主权国家平等基础上的国际体系；殖民体系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组成部分，是帝国主义所统治和控制的殖民地的总称。 鸦片战争以后，朝贡体系在列强冲击下风雨飘摇，一步步走向崩溃。摆在中国面前的出路只有一条：像日本一样融入条约体系，否则，就可能像印度一样，成为世界殖民体系的一部分，沦为列强的殖民地。中国最终没有沦为殖民地，同中国人民开展的救亡斗争分不开，也同中国近代外交转型有关。徐继畬对中国近代外交转型作出了独到贡献。 “发现”世界：为外交转型创造条件 对世界有一个清醒、正确的认识，是外交正常运转、外交战略取得成功的前提，也是外交转型的前提条件。但是，晚清时的中国，满朝文武对外部世界总体上不了解，也不愿意了解。英国人打上门来时，道光帝竟向左右提出诸如中英“有无旱路可通”“其至内地所经过者几国”(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46)之类令现代小学生都发笑的常识问题，就连林则徐这样史称“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也居然相信“洋兵腿肚不能屈伸，一击即倒”之类啼笑皆非的话。当时名将杨芳认为英人取胜“必有邪教善术者伏其内”，他采取的对策是“传令甲保遍收所近妇女溺器为压胜具，载以木船出御”，使“溺器口向贼来路”，（《鸦片战争》第6册第33页）以为这样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破掉侵略者的“妖术”。鸦片战争10年后，美国人来广州，清朝官吏仍将英美混为一谈。 而徐继畬是“近代中国‘发现’世界的第一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出版过一些有关西方的著述，如林则徐的《四洲志》《华事夷言》、江文泰的《红毛英吉利考略》、杨炳南的《海录》、萧令裕的《英吉利记》、梁廷枏的《海国四说》，最著名的是魏源的《海国图志》，这些都对西方有不同程度的介绍。但所有这些著述，虽角度不同，但都没有把中国作为世界一分子、都不是将对方看作是与中国对等的国度，都是继续坚持传统的华夷之辨，把西洋人依然看成低我一等、有待教化的“夷”类。就是首倡“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林则徐、魏源，也没有突破传统的华夷观念，他们都是以中华文明为唯一衡量准则，以中国为坐标来向外普及世界知识，没能准确地把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告知国人。 例如，魏源在战后十年，借扩充《海国图志》之机，乃继续以中国为中心来构想世界未来秩序。也就是说，它们所介绍的国外知识，无论怎样系统详细，都不能客观地反映中外的真实关系，因此，近代中国真正开始“发现”世界，尤其是近代西方，要从徐继畬的《瀛寰志略》算起。 徐继畬是山西五台人，19岁中举，31岁中进士，历任福建巡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同文馆事务大臣等。徐一生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这一时期正是清朝由盛转衰和图谋再兴之时，也是由提倡经世致用到推行洋务新政的转变之时，还是中国近代外交转型之际。徐1846年任福建巡抚时，深受鸦片战争战败的影响，开始思考西方为什么能把大清打得一败涂地。他于1848年完成了系统介绍世界的著作《瀛寰志略》。瀛，就是海。寰，寰宇，代指世界。志，就是记录。略，就是简要的叙述。书名意思就是世界各国情况简述。《瀛寰志略》共十卷。前两卷介绍亚洲东洋、南洋国家，比如菲律宾、印尼。第三卷介绍印度和西域各国，四到七卷介绍欧洲各国，第八卷讲非洲，最后两卷讲美洲。可以说，《瀛寰志略》是近代国人了解世界的重要著作，它为国人提供了具有近代意义的外国史地知识，为中国近代外交转型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知识准备。 中国近代外交转型不是一蹴而就完成的，围绕、伴随着近代外交转型，产生了一批代表性的论著。与徐继畬《瀛寰志略》同期刊行的有关世界地理志书，特别有影响的是魏源的《海国图志》，魏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论断，但他所谓的“师夷长技”，主要停留在学习西方先进的舰炮，即表象的“器”，而未能进一步探究产生此“器”的“体”。徐则不同，他透过表象，开始深入地从政治经济的本质上探寻西方富强的原因，给人以更深刻的启迪。与《海国图志》等其他著作相比，《赢寰志略》以更冷静的态度观察世界，探究西方国家的富强之路，冷静思考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实际地位。郭汉民的《晚清社会思潮研究》认为，《赢寰志略》是这一时期中国人介绍世界状况的最优秀的开拓性著作。全书以图为纲，全面而简洁地介绍世界五大洲近八十个国家的地理、历史、经济、文化和社会风俗，就精确性而言，某些方面在《海国图志》之上。《瀛寰志略》以瀛寰为世界、以大洲为分野，把中国摆在与万国相同的、它应有的地理位置上。徐的最大贡献，是使处于蒙蔽状态的国人，通过认识世界来认识中国，看到他人之长，反思自身之短。 创新观念：为外交转型打造基础 从时间上看，魏源的《海国图志》 ，早于《瀛寰志略》，但二者却是不同之书。《海国图志》著者魏源说:“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可见，魏源的《海国图志》，目的是为了制夷，也就是反抗外国的侵略。徐继畬说：“方今圣泽覃敷，海外诸国鳞集仰流，帆墙萃集。其疆土之广狭，道里之远近，任边事者势维己于咨询。此说虽略，聊以为噶矢云尔。”由于二书写作动机不一，对内容的取舍自然不同。《瀛寰志略》在所取资料的准确性上要求更为严谨。 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推行夷务外交，夷务外交时代，中国不给外夷以平等待遇；徐继畬走向外交舞台时，中国已转型为洋务外交时代，洋务外交时代是洋人不给中国以平等待遇，所以要“外需和戎，内需自强”；近代中国外交转型的实质是中国进入主权平等的条约体系。外交转型离不开观念的创新，徐继畬创新了一系列外交观念，为打造好近代中国外交转型的思想基础作出了独到贡献。 一是从上国观念向列国观念转变，突破了传统的华夷观。魏源《海国图志》仍把美、英、法、俄等西方国家以夷相称。但徐的《瀛寰志略》不同，对上述西方国家基本上是以与中国一样平等的国家对待。《瀛寰志略》一书中，关于中国是天朝上国的传统观念已经淡化。中国由于封建保守思想作祟，长期视中国为天朝，是天下之中心，其他国家皆为夷国。《瀛寰志略》否定华夷有别的等级名分制度的观念，摒弃畿服思维，主张瀛寰思维；摒弃华夷思维，主张中西思维；摒弃排外思维，主张容外思维；摒弃朝贡思维，主张条约思维，等等，这在当时很是不易，可以说是世界观念的一个突破。徐首次提出“瀛寰”一词，标志着中国人对世界地理空间的认识从传统“畿服”理论到现代地理学的转变，很大程度上推进了中国外交近代化的进程。 二是从专制观念向民主观念转变，突破了传统的帝王观。《瀛寰志略》首先打破自己是天朝上国，外国都是蛮夷的观念，向国人打开视野，介绍西方的民主制度。如卷七《英吉利国》，介绍英国的国会制度，指出“公会所”(即议会)，分为爵房(即上院)、乡绅房(即下院)。国有大事，须由二房讨论、批准。卷九米利坚合众国，赞美国“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尤其赞总统华盛顿“气貌雄毅绝伦”，是“人杰”，华盛顿“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而《海国图志》与《瀛寰志略》不同，其内容基本不涉西方民主制度。徐所宣扬的西方民主制度，是对皇权制度的一个挑战，摇撼着中国传统文化至高无上的皇权观念。 三是从轻商观念向重商观念转变，突破了传统的农本观。中国几千年来盛行农业文明，而不是商工文明，以农为本，以商为末，重农轻商，强本弱末。徐继畬对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给予肯定，他分析了西方经济发达的原因，认为一是海外扩张，殖民掠夺；二是重视商业，以商立国。《瀛寰志略》介绍说:“欧罗巴诸国，皆善权子母，经商贾为本计，关有税而田无赋，航海贸迁，不辞险远，四海之内，遍设埔头，固因其善于操舟，亦因其国计全在于此。”《瀛寰志略》提倡工商，重视工商，是对中国长期奉行的“重本抑末”政策的大胆否定和挑战。 在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先驱中，徐继畬无疑是一位佼佼者。《瀛寰志略》一书，把当时中国人认知世界的水平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并曾深刻地影响了郭嵩焘、康有为、梁启超等知识分子，对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特别是对近代中国的外交转型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大清第一位驻外使节郭嵩焘就是带着《瀛寰志略》走马上任的，并在出国后叹曰，“徐氏所言乃确实如是”。（山西《徐继舍生平文物展览》专辑第42页） 亲身实践：为外交转型提供经验 徐继畬鸦片战争后长期在福建沿海一带为官，福建乃“夷务”重地，徐被外国人称为大清最开明的官员，他自己也认为处理“夷务”得心应手。在处理大量中外交涉事务中，他从排外、知外逐步转向容外，为外交转型提供了经验。 （一）外交要处理好民夷关系。徐继畬在外交事务中始终坚持“内安民心，外察夷情，不敢有偏袒之私，不敢存苟且之念，总期民夷相安”的原则。这是徐办理外交通商事务、处理民夷关系的指导方针。道光帝曾指示各省督抚，“不可致生夷衅，亦不可稍拂民情。总期民夷两安，方为不负疆寄。”战后较长一段时期内，“民夷两安”开始时主要是“俯顺夷情”，其后逐渐转变为“固结人心”、“定民情而消夷衅”。（齐思和等编:《第二次鸦片战争》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07页）徐继畬外交实践经验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外交以固结民心为基础，不可牺牲民众利益来迁就洋人利益，外交真谛之一就是兼顾民众利益与洋人利益，把民众利益摆在洋人利益之上，才能真正实现“民夷两安”。 （二）外交要处理好和战关系。晚清时的中国面对列强环伺，如何在不损害国家核心利益的前提下避免战争，保持和局，是外交面对的一大挑战。徐继畬莅闽13年，在处理英人入福州事件的过程中，尽量妥善处理和战关系。在中西实力差距巨大的情况下，理智的选择是力保和局，尽量避免衅端。徐认为，既然实力不如人，徒打口水仗，以文人恐吓之词为挟制夷人之计，非惟无益，实恐有损。在徐的外交实践经验里，抵抗侵略是爱国，但盲目排外决不是爱国；不怕战争是爱国，但轻言战争决不是爱国；主战并不等于爱国，主和并不等于卖国，一味主战或主和都不符合国家利益；对外投降是卖国，但理性外交决不是卖国。 实际上，他也是把对外开放视为爱国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外交要处理好赢在当时与赢在长远的关系。成功的外交体现在既赢在当时，也赢在长远。被民粹主义绑架的外交，往往赢在当时，输在长远。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第二款规定：“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条约虽然有了，但五口通商依然颇费周折，五口民众不断掀起反洋人入城运动，谁同意洋人入城，谁就是卖国，福州亦不例外。所有这些都是在爱国的口号下进行的。1850年6月林则徐回到福州不久，福州发生神光寺事件，两个英国人，在福州城内神光寺租屋居住，得到了福州所辖侯官县县令兴廉盖印批准，引起林和当地士绅强烈不满，坚决主张驱逐。英人入城有《南京条约》为依据，尽管条约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但毕竟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有效条约，在条约被废止之前，侯官县县令依约盖印批准英人租住房屋，本无不妥。在此问题上，徐与乡绅并无根本分歧，林则徐和乡绅一起，主张立即驱逐“蛮夷”出城，要求调动部队，招募兵勇，演练放炮等，对英人展示强硬的姿态。徐考虑的是守约和避免给对方发动战争以借口，主张用比较策略的办法把在城内租房的两个外国人赶走。他没有采取乡绅主张的强行驱逐的办法，而是采取了遵约抚夷、以商制夷、制抚兼行的办法。用林则徐的办法，可以大快人心，赢在当时，但会留给国外不守条约的印象，无疑会损坏国家的软实力，同时如引发新的战争，一旦战败还会严重损害国家的硬实力。徐认为：“该绅士等忠愤所激，洵足令人钦重，然以目前之小事，不顾日后之隐忧，究属失计。”用大白话来说意思就是：乡绅的爱国热情令人钦敬，但以区区小事引发中英对抗，引起战争，损害国家长远利益，在长远战略上终究失策。总督刘韵珂也认为：“言事者，但只情关桑梓，不顾安危之大局。”批评乡绅们只顾眼前，不顾长远大局。（同前引书，第125页）今天的国人不难看出，徐继畲当然是对的，《南京条约》都签订了，福州也开放了，英国人住城内城外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难不成人家在城内租个房住，就意味着中国半殖民地程度又加深一步？折腾半年多后，最终还是用徐的办法成功地把两个英国人驱逐了。 不过，由于乡绅们不依不饶，反复告状，就因为两个英国人在福州城内租房居住这件今天看起来小得不能再小的芝麻小事，总督刘韵柯和巡抚徐继畬竟然都被皇帝摘掉了乌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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