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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国家起源与文明演进正在成为历史学和考古学共同关心的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中国早期文明、早期国家的起源及时空特征，因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早期中华文明不同于早期中国 国家既是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也是文明诸要素如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乃至行政、管理等要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这些要素的聚合，使政治国家内的阶级、阶层分化与社会整合在动态中不断演进。所以，国家与文明的产生和发展并不是同步的，“早期中国”与“早期中华文明”亦是如此。从目前学术界的观念看，“早期中国”主要指最早在中原地区建立的夏、商等王朝国家。这与司马迁等传统史家的认识，即华夏文明以中原的三皇五帝及夏、商等王朝国家为核心有着高度一致性。 但是，近代以来大量考古材料、古文书的现世，使我们逐渐恢复、了解过去因文献或历史记忆缺失所失却的历史记忆及客观历史，它使我们可以从更广阔的视野看待历史文献及记忆的缺失问题。尽管“早期中国”与“早期中华文明”在许多方面有着密切联系，但在内涵、外延上都有重要区别。“早期中国”是一个政治国家与王朝的概念，它与最早出现在西周初期青铜器“何尊”铭文中的“中国”二字有关，也与春秋时期文献如《尚书》《诗经》等书中的“中国”概念有关。所以，不论是在古代文献或是金文中，早期“中国”都是与中原王朝国家和都城（京师）相关的概念。 “中华文明”本身是一个特指概念，它代表我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从历史到现今的文明演进状况。它的内涵除了古代中原地区最早的三代王朝国家外，还包括现今中国国家领土范围内的广大地域。中国地域辽阔、地形复杂，地理与生态环境的复杂性、多样性构成了古代不同的多民族、多区域文化。早期中原文明及王朝国家，在这种不同区域文化的交融互渗中发展，并在华夏文明中起着核心作用。这种不同文化因素的交流互渗所形成的差异性与一体性，构成现今“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格局，也形成早期中原政治国家在文明发展中的内生因素。 “早期中华文明”的探讨是以大量历史与考古资料为依据的。从考古材料看，早在旧石器时期，我国许多区域都有古人类居住、生息、繁衍。新石器时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以及四川盆地与云贵高原等地，都出现了方式各异、发展程度或高或低的文化形式和社会组织形态。对大量史前遗址的发掘表明，各区域文化并不是某一核心地区文化单线衍生或扩散的产物，而是在不同地区自发形成、发展的，并在文明发展序列中有高低不同的程度差异及阶段性特点。 早期中华文明具有共同特征 尽管史前中国广袤大地上各区域文明发展样式不同、特征鲜明，但仍具有许多共同特征。 首先，自生性与融合性。各区域文化并非由某个特定区域文化形态孳生出来，大都是在各个区系中独立发展、成长，有着自己区域生态环境的鲜明烙印。由于古代中国的内陆性及江河流域的互通性等特点，各区域文明在成长过程中，通过不同文化的交流、互融，不断获得新的文化因素。例如，由燕辽文化区经北方、西北至西南地区，形成通常被后人视为荒蛮、人稀的西北部半月形地带，因其自身区系文化及其与欧亚草原频繁文化交流所融入的文明要素，对早期中华文明发展有着重大意义，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固着性与内聚性。各区域文化大都以原始定居农业为主要生产、生活方式，兼及采集、渔猎、畜牧等。同时其生产力均处于木石器工具的极低生产水平上，剩余产品稀少。它产生了两个结果：其一，这种农业聚落社会对土地的依赖，产生了相对固定的社会组织形式，以及由于维护土地界域与聚落安全而产生了内聚性与凝固性。史前大量具有战争防御性质的环壕聚落及其向心式、内聚式布局即是显著表现。其二，它使氏族、部落的血缘制度日益强化，与之相适应，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宗教祭祀礼仪长盛不衰，久而久之形成由原始宗教向“礼”的过渡。 再次，流动的文化重心。由于区域文化发展的不均衡性，在距今6000—4500年的中国大地上，尽管有着“满天星”似的区域文化发展格局，但仍存在先后崛起或相对稳定、各领风骚的文化重心。例如北方的红山文化，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长江中下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等。这些区域文化重心犹如“满天星”夜空中最亮的星宿，形成史前中国群星闪烁而又耀眼的文化景象。这些史前区域文化重心此起彼伏，使史前中国文化重心变动不居。 最后，大规模的组织、动员能力。这些区域文化重心大都有着较强的社会动员与组织能力，程度不等地出现了颇具规模的聚落群或古城，以及大型建筑、祭坛等。这些活动不仅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而且需要精确规划和专门分工。这表明，这些早期区域文化重心除了具备对周围聚落人口的动员与组织能力外，还有着较为清晰的社会等级分层，以及一定知识水平的专业人群，如专门的祭司群体等。在专门的社会分工、社会管理以及城邑和精美祭祀礼器等物质力量的后面，隐藏的正是文明初现的端倪。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