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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末明初说 冯秀珍在《客家文化大观》中说：“我们可以界定客家民系的最终形成时间约在元末明初。”第一，客家民系在宋元之际有了生活的共同地域，部分中原人经长江流域直接进入赣闽粤区，而居于赣闽交界地区的客家先民因这里成为宋元交战之地而纷纷逃离，进入粤东、粤东北地区。至此，客家大本营基本形成，客家先民大规模的迁徙运动结束。共同地域是民系形成的前提条件，但非民系形成的标志。第二，客家方言在明朝之前形成。客家方言是客家民系区别于其他民系的最基本标志。明嘉靖年间编修的《惠州府志》和《兴宁县志》提及了客家方言。因此元末明初可被看作客家民系的基本形成时期。但《惠州府志》所记客家方言是明朝中叶的事，而不是明初，可证客家方言在明初尚未形成，因此客家民系不可能形成于明初。 明代说 有学者认为客家民系的形成是在明代中叶的15世纪至16世纪之间。杨海中在《图说河洛文化》一书中说：成书于明代中叶嘉靖年间的《惠州府志》《兴宁县志》只提到了客家方言而不谈其他，说明客家民系在明初尚未形成。因此，“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客家民系大致在社会相对安定的明代形成”。第一是时间上的积淀。从西晋末的“永嘉之乱”中原汉人南下至清初已1300多年，元代之前是客家形成的孕育期，明代是客家形成的成熟期，当然是在嘉靖以后。第二是客家人生存地域已相对固定，赣、闽、粤交界地带是客家的大本营。第三是客家“血统”基本形成。第四是作为客家人典型标志的客家方言已经形成并被公认。第五是形成了有特色的民俗。比如客家人居住的土楼、围龙屋、二次葬等，都表现了客家人与众不同的精神风貌和道德诉求。与此观点相近的是华东师范大学的王东。他在《从方言看客家民系之形成》一文中认为，“客家方言的产生，不可能早于14世纪，但也不会晚于17世纪。因此，客家方言的产生，当在15世纪至16世纪之间，即相当于明朝的中期”。既然客家方言产生于明代中叶，而这种方言又是形成客家民系不可或缺的条件，因此，客家民系形成于明代中叶这一时期才比较客观、真实。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是形成于明万历年间。万芳珍、刘纶鑫在《客家正名》一文中认为：“明万历年间，闽、赣、粤交界地的居民成批向归善（今广东惠阳县东北）、博罗（今属广东）等地移居，当地居民日益感受到了移民在经济上的竞争和潜在威胁，双方发生摩擦，冲突渐至械斗，‘客家’作为与当地人相区别的移民代称，大约就在这个时期。”这一说法认为是在万历年间，万历比嘉靖稍晚，也在明代中叶，但说客家人是在与当地土著的摩擦械斗中形成的则不妥当。按照一般的理解，客家先民与当地土著应是和平共处、互相帮助、共谋发展的关系，因此当地土著才称外来的中原汉人为“客家”。倘若双方势同水火，视若寇仇，土著还能称外来人为“客家”吗？ 明末清初说 长期从事客家学研究的刘佐泉认为，“‘客家’这个名词是17世纪才出现的，以前的地方志上没有提到这个名词”。与此观点相近的是陈支平，他说：“自明末清初以来，聚居在闽、粤、赣三省交界边区的居民，为了适应外移过程中所发生的与其他民系的矛盾冲突的需要，他们自身团结和族群凝集的意识空前高涨。他们利用当时逐渐俗成的名词，自称为‘客家’，从此以后，‘客家’这一名词才逐渐见诸各种文献记载中，客家人的群体也从这一时期开始形成。”如前所述，明代中叶纂修的《惠州府志》即已有了客家方言的记载，清人阮元《广东通志·舆地略》在论述当时长宁（今新丰）居民时，引用明代文献说：“相传建邑时人自福建来此者为客家，自江右来者为水源。”既然明代文献中已出现了“客家”，证明客家民系的形成应是在清初之前。 古越族说 持此说者不多。房学嘉在《客家源流探奥》中说：“历史上并不存在客家人中原南迁史，历史上确曾有过一批批南迁客家地区的中原流人，但与当地人相比，其数量任何时候都属少数，客家共同体在形成的过程中，其主体应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人。”又说：“客家共同体，是南迁中原人与闽粤赣三角地区的古越族遗民混化以后产生的共同体，其主体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古越族人民，而不是少数流落于这一地区的中原人。”中原人多次大规模南迁，都有史籍可稽，正是这些一批批南迁的中原流人成为了客家先民，并最终形成为客家民系，无视这一史实是不对的。南迁人的数量与整个南方人相比虽是少数，但在一些特定的区域，中原南下的汉人都是多数，他们才是形成客家民系的主体，而不是古越族。 以上六种说法中，客家民系形成于明代中叶说论据充分，论述恰当，笔者赞成此说。 （作者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