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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汉族核心与网络中国：多元一体理论的中华民族史观 自现代民族理论引入中国以来，我国学界发展出多种民族理论。以维护各民族的平等与团结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在其中占有重要位置。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新中国民族史学界发展出中国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互相紧密联系、共创中华的“民族关系史观”。这一史观强调，中国各民族在历史上既有和平与交流，也有对立与战争，但民族关系的主流是各民族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团结越来越巩固，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了现代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认同基础⑨。这一理论避免了大汉族主义的偏颇和同化论的局限，既全面反映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也抓住了这一进程的主要趋势，尊重历史，符合现实，为现代中国的国家认同提供了坚实的客观历史基础，因而是较汉族中心论更为优长的中华民族理论。然而民族之间的联系是普遍的，中国各民族并不仅仅是彼此之间联系密切，他们和今天境外的民族也同样联系密切，为什么中国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会最终走向政治的一体呢？这个发展过程的动力机制是什么？其具体过程应该如何理解和阐释？这些问题仍然需要有更为系统的理论解答，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就是一份出色的答案。 在多元一体理论中，费孝通不仅引入了其30年代理论中缺乏的全民性的“中华民族”概念，而且把汉族当作中华民族凝聚的核心，认为由于汉族“发挥了凝聚作用”才“把多元结合成一体”（P.13），这虽然为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凝聚提供了一个动力机制，从而解答了前述问题，但这是不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汉族中心论呢？毕生主张民族平等的费孝通，“对过去以汉族为中心的观点写成的中国的历史一直有反感”，一直想“跳出这个观点来写中国历史”，即“从民族的角度有系统地讲”中国通史（P.12），他自然不会接受以汉族为中心的中华民族凝聚叙事。那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费氏“汉族核心”的说法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要对多元一体理论的民族概念有所了解。费孝通认为民族“是代代相传，具有亲切认同感的群体，同一民族的人们具有强烈的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一体感”（P.4），因此“民族认同意识为民族这个人们共同体的主要特征”（P.15），而民族意识“即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P.13）。虽然费孝通的这个民族概念与顾颉刚的民族概念在表面上非常相似，但实质根本不同。由于费孝通并没有把民族的心理统一建立在文化统一的基础之上，所以他的民族概念就完全摆脱了血缘与文化的束缚，这样就不必否认中华民族内部多民族的存在，而且既然血缘和文化并非民族的必然因素，则血缘、文化不同的各民族也就可以在具有各自民族认同的同时共同拥有一个更高层次的民族认同，即中华民族认同，从而消解了中华民族与各民族之间的概念矛盾，此即所谓“民族认同意识的多层次论”（P.13）。然而如果文化的统一并非民族心理统一之基础，那么这种心理的统一又是如何达成的呢？ 对此，费孝通有一段经典的概括：“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P.3）中华民族是一个20世纪初以来才形成的概念，在此之前，中国境内的各族人群并没有形成一个共同的族类意识，按照多元一体理论的民族定义，当然不能说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但经过不断凝聚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国各民族逐渐形成密不可分的历史命运共同体，也在近百年来共同和西方列强对抗的过程中产生了以“中华民族”为族类标识的“我群”的自觉，最终“形成了一个休戚与共的自觉的民族实体”（P.35-36）。因此，“自在的中华民族”中的“中华民族”不是作为结果的中华民族，而是作为过程的中华民族，之所以仍称之为“中华民族”，是因为这一名称标志了中国各族人民历史凝聚过程的性质和方向。“自在的中华民族”既为“自觉的中华民族”提供了历史实体，又将中国历史上各民族都容纳到了中华民族的凝聚过程中，从而摆脱了汉族中心论在历史上指认一个具体的民族为中华民族之依托而不能充分涵纳边疆民族历史的理论缺陷。 “自在的中华民族”的凝聚过程是一个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涵化过程，它既不是一个以汉族为中心的同化和扩张的过程，也不是以各民族为中心的各自孤立发展的过程，而“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先“在各地区分别有它的凝聚中心，而各自形成了初级的统一体”（P.3-4），而后“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P.35），中华民族正是在各民族密切联系的关系网络当中，在不间断的同化、互化、共化的过程中形成的。 除了和民族关系史观一样强调各民族的普遍而密切的联系以外，多元一体理论还特别强调这一联系网中的“汉族核心”。汉族成为核心，是因为她“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而日益壮大，而且渗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着凝聚和联系作用的网络，奠定了以这个疆域内许多民族联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P.4）。可见，所谓汉族核心，是指汉族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网络当中发挥了把多元结合成一体的骨干作用（P.13）。之所以可以这么说，乃是由于尽管各民族的交流是相互的，但没有一个民族像汉族这样人口众多，分布极广，与全国所有其他民族都有至为密切的关系，不仅“凡是宜耕的平原几乎全是汉族的聚居区”，就是“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交通要道和商业据点一般”也都有汉人“通过屯垦移民和通商”长期定居。“这样汉人就大量深入到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形成一个点线结合，东密西疏的网络”，“把东亚这一片土地上的各民族串联在一起，形成了中华民族自在的民族实体”，可以说汉族所构成的“这个网络正是多元一体格局的骨架”（P.32-35），而所谓的“自在的中华民族”就是在这一网络中以汉族为核心联结在一起的各人群的整体。所以汉族核心是从民族相互交往与联系的角度来说的，而不是从以汉族为中心的文化同化的角度来说的。 汉族在各民族交流过程中成为最大的媒介，是历史形成的客观事实，无从否认，也不必否认。相反，我们应该肯定汉族这一网络核心对于中华民族形成的基础作用。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在世界各民族的普遍交流网络中，为什么中国各民族可以最终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正如费孝通指出的，广泛居住和来往于各地的汉族在全国各地与少数民族杂居，“马赛克式地穿插分布”，“在这种杂居得很密的情形下，汉族固然也有被当地民族吸收的，但主要还是汉族依靠这深入到各少数民族地区的队伍，发挥它的凝聚力，巩固了各民族的团结，形成一体”（P.32）。因此，我们可以说，正是汉族的核心网络功能起到了引导中国各民族凝聚为中华民族这一历史发展进程的总方向的作用。 当然，汉族并不是单独地构成了这一网络。其他民族不仅也构成了各民族间交流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一些民族还以各种形式加入到了以汉族为基础而构成的民族交流网络的主干道中，发挥了重要的甚至是主导性的作用。对此，费孝通指出：“许多群体都参与了这个‘凝聚核心’的发展过程，包括了汉人、蒙古人在内，有的进入了这个核心，有的附着在这个核心之上，形成不同的层次。”对于这段话，有的学者理解为汉族并非始终是中华民族凝聚的核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出现不同的占据主导地位的凝聚核心群体，也就是凝聚核心会在不同民族间变动，比如元朝的时候中华民族的凝聚核心是蒙古族，清朝的时候则是满族。我们认为，这种判断不一定合乎费孝通的本意。第一，按照我们前面的分析，凝聚核心如果理解为各民族联结的主要网络，则不论是哪个民族居于政治上的主导地位，汉族因人口多、分布广，她成为民族间联系的最广大的网络的事实并不会因之而改变；第二，费孝通上述讲话中只是说许多群体都“参与”了凝聚核心的发展过程，有的“进入了”这个核心，但并没有说有的“变成了”这个核心，“取代了”前面的核心，所以“核心”应被理解为始终未曾改变。从这个观点来看，元朝的蒙古族和清朝的满族只是在不同的时代进入了中华民族的凝聚核心，和汉族一起发挥着最为广泛地联系各民族、推动各民族凝聚的作用。这种联合核心的组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民族取代了汉族的联系核心地位。 “自在的中华民族”正是在这种各民族普遍联系的网络中逐渐达成了心理的统一。那么这种统一的内涵和实现的过程又是怎样的呢？对这一问题，费孝通在2001年从文化角度提供了进一步的阐述：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也是对中国人认同的历史文化基础的解释。“多元”是指中国有着众多的民族、地方和民间文化小传统，“一体”是说中国又有一个为大家认同的历史文化大传统。复数的小传统反映中国文化多元的现实，但也承认人都有通性和共性，因此可以天下大道理言之，甚至承认天下有定于一的可能。单数的大传统反映统一的要求，但也意识到五方之民各有个性，因此需要达其志通其欲，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文化指的就是这样一个由单数大传统和复数小传统构成的相互依存的体系。 这里所谓“单数的大传统”绝非指某一个特定的客观文化，而仍然应该从多民族联系网络的角度来理解。正像费孝通在前揭文章中所指出的，“中国文化不是单质板块，而是个多元多层次组成的网络体系”。这里的多元，是指各种不同的文化单位；多层次，是指各种小文化单位通过交往交流交融网络而融合成的复合文化层级结构。结合费孝通的“民族认同意识的多层次论”来看，这种文化层次也不是只有两级，而是多级的；个人的文化认同也不是只有一个层次，而是多层次的。因此不论是“自在的中华民族”还是“自觉的中华民族”，就不仅是一个历史命运共同体，同时也是一个具有丰富层级结构的多层文化网络结构。在这一结构中，每一个高一级的文化层次都具有基于低层次文化的共同文化价值及更大范围的文化认同，但这不是先进－落后或高级－低级意义上的高低层次，而是文化话语与认同结构上的层次，即在保留小范围文化认同的同时汇聚成更具有共性和概括性的更大范围的文化认同。在“自在的中华民族”时期，中华各民族虽然并没有形成完全一体的中华民族意识及文化的自觉，但随着各民族在文化上的联系和结合日益密切，形成了多处局部的文化中心和较大的文化单位，其中汉文化当然是规模最大的一个文化单位。但这个最大的单位并不是那个“定于一”的“一”，而仍然是联结各民族文化并促进其不断交往交流交融的最大的文化网络通路和构架。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单数的大传统”是全民族最高层次的文化共性与认同，而它正是在汉文化作为联系核心的网络中，在由多元渐渐汇合为一体的历史文化进程中日益明确起来的。这一绵延数千年的历史进程的总结果就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整体民族自觉和文化自觉。正是在这样的一个从局部多元的自觉到整体一体的自觉的过程中，中国各族人民在紧密联系中所形成的历史文化网络结构内部的共同价值越来越多，认同的范围越来越大，统一的趋势越来越强，所以到近代自觉的中华民族形成之后，各族人民之间虽然不具备同宗共祖的亲缘想象，客观上也存在着文化差异，但各民族共建中华的多元一体性文化话语和认同意识已经形成并不断加强和丰富，从而形成了一种久远的历史同根想象及同呼吸、共命运、情同手足、休戚与共的根基性情感，最终达成了“心理的统一”，使中华民族具备了充分的民族性。因此，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既是在多元一体的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中被塑造出来的，也体现为一种多元一体的文化认同与情感结构。 综上所述，与前述汉族中心观的以一元融多元、将心理的统一建立在文化的统一的基础上的思路不同，多元一体理论采取了一种以多元为一体的包容民族与文化差异的理论架构，将中华民族的心理统一建立在各民族普遍联系的多层动态网络模式上。这一模式阐明了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基础、动力和轨迹，并描摹出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其文化结构的动态特征，从而为其最终的整体文化自觉及认同构建指明了历史路径。只有在这种有机联系的整体史观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全面地反映和正确地理解汉族与少数民族特别是边疆民族的关系，对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提供合理的阐释，为中华民族提供牢固的族性根基和超越性、根基性的精神纽带，为现代中国的国民认同提供一个客观而稳定的历史和文化基础。这样，多元一体理论就以“民族认同意识的多层次论”、“汉族核心论”和“网络中国观”为中国历史上和现实中文化的多元性与现代中国的政治一体性提供了统一的基础和机理，为中华民族赋予了更为深刻的内涵，搭建起了牢固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理论架构，完成了对民族主义的超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