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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文明的共生体，中国本身在内部地理与环境方面存在着差异，并因此形成了区域性的边疆生态与边疆政治格局，在此基础上构成了历史中国的边疆底色。 基于中国历史上游牧-农耕文明与力量之间彼此互动共生的大背景，因此对历史上中国边疆的研究较多地着力于北部与西北边疆，而对于西南边疆及其相关政治治理的研究则稍显薄弱。段金生所著《南京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的治理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即力图在更为宏观与结构性的视角下，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对于中国西南边疆的治理政策与思路重新加以定位，并为此做出了自己的尝试。 正如沃勒斯坦所指出的，边疆关系本质上是一种权力的配置关系，中心与边陲的对立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空间上的分工，而这种空间上的分工实际上有助于我们进行角色与发展上的归类，从而将中心与边陲共同纳入到整体性的国家或国家共同体当中。这种论断启发了我们对于民国时期边疆问题的分析视角与分析思路，从而将之从传统的侧重于山川、地形、风土与人情的边裔研究逐步转到隐含着近代民族国家话语的边疆政策与治理问题研究上来。本书即是在这种思路导引下的具体实践。 围绕着南京国民政府的西南边疆治理，本书分章节从政治视野、与滇粤派系关系、与西藏地方关系等加以展开论述，从而形成了一个对于民国时期西南边疆的整体图景。这种图景不仅是当时中国边疆状况的体现，而且也是当时中国政治及其内部紧张的表象。目前对于民国时期西南边疆问题的相关研究在论述领域与视野层面往往有所缺失，忽略了西南边疆在南京国民政府政治视野中地位变化历程的深入探析。实际上，鉴于民国以来丰沛的史料以及这一时段在中国近代国家形成史方面的标志性意义，这方面的探索空间仍然十分广阔。作者在书中指出，南京国民政府虽然认识到了边疆的重要性，但由于其政治视野的中心是为了重塑统一的中央政治权威，并完善一党专政的政治架构，因此，考察南京国民政府政治视野中对于西南边疆重要性的体认过程，不仅能够从中探寻西南边疆在国家结构与治理中的地位，而且还可以从中梳理出南京国民政府政治实践中的中心—边陲结构与思路。 在具体的中心—边陲结构域治理关系中，与云南、广西两省地方实力派的关系以及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是其中最关键的内容，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种关系的走向。作者通过文献考索，对南京国民政府与滇、粤地方实力派与西方地方的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究，并指出，南京国民政府治理云南、广西的具体政治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正体现在其与云南、广西地方实力派的互动关系当中。而在我们平常所认为的民国时期中央对西藏地方控制力量薄弱方面，作者提出了他的新看法，认为南京国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大体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为了维护对西藏的主权，国民政府在对藏事务方面采取了诸多相应举措，力图重塑中央政府的权威。 在边疆治理的政治关系之外，农业、实业和教育由于其与日常民生息息相关，因此对南京国民政府的边疆治理与政策执行有着更为直接的影响。本书以四章（第4、5、6、7章）的篇幅分别加以阐发，占全书近一半篇幅。这种安排，正说明南京国民政府的边疆治理并不仅仅只是边疆政治行动，而是结合着农业、实业和教育的边疆综合治理。边疆问题不仅是政治问题，它也是一个国家问题，因此，有必要走出单纯从政治史视角研究西南边疆的路径，从更为多元和互动的视角来认识和理解西南边疆及其治理。 当然，在具体的边疆治理过程中，南京国民政府与西南边疆各省间的关系并不只是中央对地方的单向关系，在当时国民党内部各派系争斗和其他外围因素影响下，西南边疆各省也存在对中央政府的反向关系以及自身某种程度上的地方性行为，双方之间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彼此制衡与妥协的关系。正如作者在书中所指出的，“总体而言，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西南边疆各省，限于地理、经济、交通、通讯等各种条件之制约，大都只能在本省范围内活动或维持统治地位，较少能在省外形成影响，其与中央政府的政治、经济联系较为单一，没有在纵深领域或多元化地与中央政府形成密切联系。这样，在中央政治权威相对较弱的时期，客观上容易形成地方割据势力。广西的新桂系则因地缘等的因素，形成了超越于广西政治空间的较大影响与势力，体现了区域政治发展非均衡色彩。”（本书第329页）而随着抗日战争的持续与深入，国民政府统治重心逐渐向西南地区转移，对西南边疆的治理也逐渐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不仅伴随着中央政治力量的进入，而且还在教育、实业等层面灌注进近代民族国家的知识范式与产业结构。从某种意义上说，后面的这种影响可能是更为深远的。 在福柯看来，知识总是累积的，也常常是反思的。作为一个充满生命力的国家有机体，中国的历史发展是一个内部彼此间互动与融合的过程，南京国民政府尽管在大陆的统治时间只有区区22年，但这一时期在对中国边疆地区的认识与整合方面依然值得我们重新认识、重新反思。正如清代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在很大程度构成了清朝的边疆政策一样，南京国民政府对于西南边疆的政策实施与治理也构成了民国边疆政策的重要环节，而这种环节正是我们在探究北方与西北边疆过程中往往有意无意忽略的。正是作者的努力，使我们得以返观民国西南的边疆图景，进而为我们重构民国时期边疆研究与边疆治理的整体宏景提供了基础与可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