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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史研究尚处“淘金”阶段 全球史在兴起之际并未号称是其他史学方法的替代品，而仅仅是作为它们在空间上的拓展，这一点有助于它在理论上站住脚。对全球史最常见的批判有四种，一是对二手史料（英语文献）的过度依赖。作者呼吁一种扎根于区域研究、建立在卓越专业知识基础上的“升级版”全球史。二是全球史研究中宏观概念的使用，容易把不同的甚至不可协调的情况进行概念上的统一，进而忽视它们的独特性。三是全球史视角容易滑入险境，即把当下的全球化进程建构成一种谱系：日益紧凑的网络化似乎是自然的发展。四是全球史家倾向于把全球性互联简单归为与欧洲的关系。这是一种基于狭隘欧洲中心主义理解下的世界，是对世界的抽空。 针对以上批判，作者认为全球史研究的边界需要界定，并指出了尚处于“淘金”阶段的全球史研究中较为典型的几个问题，如对“欧洲中心论”矫枉过正（即以其他形式的中心论取而代之），过于注重外部因素，对寻找“联系”证据的热衷，对“移动”的崇拜，对文化史维度的忽视。 全球史研究方法受到许多其他理论启发，譬如世界体系理论、后殖民研究、网络分析和多元现代性。后殖民研究能帮助洞察过境交往和跨文化交流的动因，克服了把欧洲历史作内源性解释的狭隘视野，认为全球整合的进程不是在一个权力真空中完成的，而是在结构性殖民权力不均中完成的。“网络”的概念在全球史的实践中特别适用，至少被隐喻性地使用：把跨境互动的历史当作网络结构来理解——既适用于物资的流通，也适用于人群的流动，以及世界范围内的资本投资。在使用“网络”概念的同时，需要注意三点： “网络”不是自我生成的，而是人为创建的，当它与基于民族国家边界的社会相矛盾时，网络的分析不能脱离民族国家；网络内部的等级制度依然存在；网络不是在真空中运行的，有不平等权力结构的嵌入。以色列社会学家艾森斯塔特提出的“多元现代性”理论，避免了现代化与西方化的等同。值得警惕的是，艾森斯塔特的理论通过宗教来定义文化内核，将文化内核视为超越时间、静态的东西，并将它们逐个作为封闭的个体处理，文化间彼此交融和影响的漫长历史由此被隐没。 讨论现代性需脱离目的论 如何才能写一部没有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并且其叙事逻辑不以使用西方术语为前提？大部分全球史理论均致力于打破欧洲中心主义叙事，但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让权力结构所起的作用隐而不现。学者批判西欧中心论的两个重要概念是“大分流”和“早期现代性”。作者总结了西欧和亚洲何以发生分流的三种传统解释，重点介绍了美国加州学派的颠覆性观点：19世纪之前欧洲没有绝对的霸权，欧洲的兴起是一种历史的偶然。对早期现代性的讨论，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论述是有关中国的。作者举了两个例子，分别是本杰明·艾尔曼对清代考证学派从哲学到语文学范式转换的研究，以及中国学者提出的以天理为核心的儒家政治内涵与“早期现代性”诸要素之间的张力。作者呼吁，有关早期现代性的讨论必须要脱离目的论——现代历史被理解为平行、自生文明的分布，否则全球化会被建构成一种罔顾权力和帝国主义的历史，因为所有社会早已有了现代的萌芽。 作者在书中还详细介绍了全球史的六大研究对象：全球商品、海洋史、移民史、帝国史、民族史、环境史和种族史。他认为经济史、国际关系史和文化史，都是从全球史中获益的。社会史中的一些经典主题，如种姓制度、中产阶级等概念，对于全球史来说尚有挑战。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