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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意深化文化交流合作的重点项目,由四川省文物局组织策划的以古蜀文明及四川汉代精品文物为主题的“三星堆:神与人的世界——四川古代文明展”目前正在罗马市图拉真市场及帝国广场博物馆开展,其展品多数来自三星堆、金沙、商业街船棺和马家大墓等古蜀文明代表遗址。如此众多的重量级展品集中展现古蜀文明精彩纷呈的社会生活和神秘莫测的精神世界。毫无疑问,展览紧密联系并促进着“一带一路”的中意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如同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作为古蜀国都城的三星堆遗址从古代穿梭到现代、从地下回到地面并非朝夕之功,而是数代考古学家将近一个世纪以来不断探索的结果。自1929年以来,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为主的多家文博单位持续在遗址内开展全面、系统的考古工作,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寻物(1929年至新中国成立前) 二十世纪初兴起的“疑古”思潮几乎瓦解了之前的中国古史体系,重建中国古史体系成为中国史学界的当务之急,考古学成为实现这一宏大目标的重要方法。“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在那个时局动荡的年代,来自国内外的考古学家奔波于田间地头找寻各个时期的文物。1929年,燕道诚无意间发现的玉石器是三星堆遗址有记载以来首次出土的古代遗物。这一发现引起了当时在华西大学博物馆任职的美国人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的注意,他于1934年赴玉石器出土地点开展了首次考古发掘。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工作也被迫中止。 第二阶段:证史(1956年至2005年)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在大兴基础建设的同时,中国考古学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受苏联马克思主义考古学的影响,中国考古学的主要目标定位为构建中国物质文化史。三星堆遗址在此期间也开展了大量工作。1956年、1958年,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学教研组相继对三星堆遗址开展考古调查,初步明确遗址的性质和年代。1963年在冯汉骥先生的倡导下,两家单位联合在月亮湾地点开展正式考古发掘,并将所获遗存命名为月亮湾文化。 随着苏秉琦先生“区系类型学说”的提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相关单位自1980年起在砖厂取土严重的三星堆地点连续开展了6次发掘,将遗址定名为“三星堆遗址”,提出“三星堆文化”的命名,并初步建立遗址分期年代体系。 在此期间,三星堆遗址也陆续有三星堆祭祀坑、仓包包祭祀坑、仁胜墓地和青关山大型建筑等意外惊喜,这些发现大大丰富了遗址的内涵,提升了遗址的重要性。而1988年至1999年相继确认的三星堆城墙、东城墙、西城墙、南城墙和月亮湾城墙,则进一步印证了其古蜀国都城的性质。 第三阶段:见人(2011年至今) 随着聚落考古、科技考古等在中国的开展,加之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开始纳入国家“五年工作计划”中,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从2011年开始为了解聚落结构及其变迁而系统地对三星堆遗址开展考古工作,最终目的在于“见”当时“人”。 2012年至2015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青关山台地持续开展大规模发掘并发现三座大型红烧土建筑,确认了青关山台地作为三星堆城址大型建筑集中分布区的性质。2013年、2014年、2015年相继确认的真武宫城墙、青关山城墙以及西城墙拐角段是遗址西北部月亮湾小城的构成部分。2013年、2014年发掘的仓包包城墙、马屁股城墙和李家院子城墙则属于仓包包小城。此外,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还分别于2015年、2016年以及2017年对之前确认的东城墙、西城墙和月亮湾城墙的南段重新进行解剖,从而最终确认三星堆城址外城的格局以及营建过程。 与三星堆遗址有关的研究与上述考古工作相辅相成、密不可分,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一、遗址分期编年体系 二十世纪80年代之前,由于考古工作开展有限,对遗址的分期与断代研究相对较少,仅知遗址包含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时期两个阶段的遗存。三星堆遗址发掘者根据1980年代的发掘资料,首次将遗址分为四期,其后孙华、江章华等人相继撰文对三星堆遗址进行分期。虽然不同学者的分期结论有所不同,但将遗址分为三个阶段和四期基本成为共识。 二、遗址所属考古学文化及其与其他地区的文化交流 发掘者将三星堆遗址的文化遗存命名为三星堆文化,孙华进一步细分为边堆山文化(后改为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是目前关于三星堆遗址考古学文化构成情况的主要观点。此后虽有不同观点,但仅限于三种考古学文化的命名问题。 关于三星堆遗址所属考古学文化源流的观点相对统一,即上述三种考古学文化是同一个文化系统的前后不同阶段,三者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其来源地主要有川西北山地和长江中游地区两种说法。2009年在什邡桂圆桥遗址发现的早于三星堆一期的遗存为解决这一学术问题提供了新的资料,发掘者将其命名为桂圆桥文化,并作为三星堆遗址第一期考古学文化的直接源头。 三星堆遗址一直与周边乃至更远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有着密切的交流:一期时与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等在稻作农业、陶器制作、玉(石)器形制等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二期、三期时与中原地区的夏、商文化有特征相似的陶器、铜器和玉器;四期时与关中地区在陶器形制等方面往来密切,在越南也发现有与三星堆文化相似的玉石器。 三星堆2 号祭祀坑 三、聚落结构及城墙营建过程 三星堆城址为“一大多小”的格局。“一大”即由东城墙、南城墙、西城墙以及由青关山城墙、真武宫城墙和马屁股城墙串联起来的北城墙合围而成的外城圈。“多小”指位于外城圈内的多座小城,目前已经在北部确认了月亮湾小城和仓包包小城,外城圈和两座小城共用北城墙。由于月亮湾城墙南段为补筑,马牧河南侧还有三星堆城墙,因此三星堆遗址南部可能还存在其他小城。 就目前发现而言,三星堆城址并非一次性营建而成,经历了至少三个阶段:最初于三星堆遗址第二期偏晚阶段在遗址西北部建造月亮湾小城,之后于遗址第三期偏早阶段沿着月亮湾小城北墙和西墙,即北城墙西段和西城墙北段分别向东、向南扩建,首先与三星堆城墙一起形成第二重城圈,然后在东北部加筑仓包包城墙、李家院子城墙和马屁股城墙,由此形成仓包包小城,并继续向南扩建东城墙和西城墙,与新建的南城墙合围成遗址第三重城圈。 青铜大立人像 四、祭祀坑及出土文物的年代、形制、纹饰、性质和寓意 随着三星堆祭祀坑的发现,各类精美奇特的文物不断吸引学者进行以下几个主要方面的研究:1.祭祀坑本身的年代、性质;2.铜器的形制、纹饰、铸造工艺以及在宗教、祭祀上的用途和寓意;3.玉器尤其是玉璋的形制、用途、纹饰解读;4.金器的用途、纹饰解读;5.各类器物所反映的古蜀国历史、民族情况。总结起来,两个祭祀坑的年代有殷墟一期、商末周初、西周早期乃至更晚等不同观点,性质有祭祀坑、亡国宝器坑、墓葬、不祥宝器坑等多种看法。坑内出土器物从形制上可分为两大类:其一为具有明显本地风格的器物,如铜器中的面具、头像、神树、立人像等,玉器中的大玉璧,金器中的金杖、金箔面具等;其二为中原风格但加以改造的器物,如铜器中的尊、罍,玉器中的戈、璋。这些器物均用于祭祀,但用途各异,或为祭品,或为祭器,或代表祭祀对象。 青铜神树 五、与三星堆遗址相关的历史 金沙遗址被视为三星堆遗址之后的古蜀国都城。关于都城迁徙的原因,或认为是洪水灾害,或认为是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或认为是一个民族内部人群以相对平和的方式争夺世俗权力和神权所致。由于三星堆遗址出土大量与鱼、鸟有关的遗物,如陶鸟头把勺、青铜鸟、金杖上的鱼鸟双箭图等,多数学者将其作为传说中的古蜀国王鱼凫的都城。 除此之外,三星堆遗址其他方面的研究诸如铜器成分、金器成分、象牙结构、石器矿物成分等科技考古以及遗址保护、开发等方面都取得了不错的成果。 尽管三星堆考古取得了上述众多成就,但只是三星堆遗址的冰山一角,还有更多有关古蜀文明的谜题等待世人去解答。随着党中央和国务院陆续出台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传统文化发展的相关政策,以及《意大利文化遗产活动和旅游部办公厅与中国四川省文物局合作备忘录》《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实施方案》等的落实和执行,古蜀文明研究一定会蒸蒸日上,取得更多新的成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