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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仇鹿鸣，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北魏作为拓跋鲜卑入主中原后建立的王朝，其国家发育过程中胡汉两种制度、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构成了现代史家探讨的重心(新近概括性的回顾可以参考徐冲：《近三四十年北魏史研究的新动向》，《上海书评》2017年3月7日。以中文世界的研究而言，田余庆《拓跋史探》及何德章的一系列较有影响的论文，大体都可以在这一脉络下加以理解)。另一方面，由于国史纂修及《魏书》成书过程中对于代国及北魏前期不雅驯的政治制度多有整比删落之处(刘知几《史通》中便已指出了这一现象：“收、弘撰魏周二书，必汇彼夷音，变成华语。”刘知几撰，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卷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51页。关于北魏国史纂修的曲折过程，可参读陈识仁：《北魏修史略论》，收入黄清连编：《结网编》，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版，第233～274页。关于《魏书》修纂的政治背景，可参读佐川英治：《东魏北齐革命と〈魏书〉の编纂》，《东洋史研究》第64卷第1期，第37～64页)，使得北魏前期历史的面貌显得晦暗不明，近年来学者尤其注意发掘隐藏在寻常史书文字背后的鲜卑旧制(新近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可举出罗新：《黑毡上的北魏皇帝》，北京：海豚出版社2014年版)。散落在《魏书》各处关于“客制”的记载，虽然在整个北魏史上并不构成关节所在，但恰好是一个用常见描述汉制的话语掩盖了制度背后胡汉杂糅复杂性的案例，值得拈出做进一步的讨论。 关于“客制”的记载虽然琐碎且较为分散，但在《魏书》中出现的频次并不低，之前已引起学者的注意，积累了不少讨论[最早注意到这一问题的是日本学者佐久间吉也《北魏の客礼について》(东京教育大学东洋史研究室编：《东洋史学论集》，东京：清水书院1953年版，第61～73页)一文。该文收集相关资料，指出客分上、次、下三等，给予不同等级的官爵及赏赐。蔡幸娟《北魏时期南北朝降人待遇——客礼——研究》(《成大历史学报》第15期，第351～408页)在此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细化，并将其扩展到对整个“降人”群体及其待遇的研究。近来安介生《略论北魏时期的“上客”、“第一客”与招怀政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1期，第18～26页)对此续有讨论，可惜未注意到之前的两文。另，康乐《从西郊到南郊——国家祭典与北魏政治》(台北：稻禾出版社1995年版，第76～87页)一书中也有简要涉及]，若检索墓志材料，也能得到印证。先行研究主要聚焦于北魏如何利用这一套制度，比照降人的情况，给予不同等级的待遇，尤其在北魏安置平齐民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学者多将“客制”目为在南北对峙的状况下，北魏招徕降人的一种手段，即在传统怀柔远人、安辑降附的脉络下展开论述，并分析其效用。之前学者之所以瞩目于此，或是缘于利用“客制”安置平齐民，是相关记载中最为集中又相对翔实的。以下首先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一事件中客制的运作以及运作中展现出来的特征做进一步的申论。 北魏天安元年(466年)，南朝刘宋内部发生了明帝刘彧与刘子勋争夺帝位的内乱，在刘子勋兵败被杀后，原本在内战中支持刘子勋一方的宋徐州刺史薛安都、兖州刺史毕众敬、汝南太守常珍奇等率众降魏。北魏借机派遣大将慕容白曜平定青齐。在此后的两年中，宋魏双方在此区域进行了激烈的争夺，一大批原本处于宋魏边境的青齐豪族，如房法寿、刘休宾、崔道固等人或主动投效，或力屈而降。北魏将这批地方豪强及其部曲义附迁至平城附近，设立侨郡安置，形成了著名的“平齐民”(唐长孺：《北魏的青齐土民》，见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2～122页)。对于平齐民中的大姓民望，北魏将其纳入客的不同等级中，给予不同的待遇。客等级的划分，主要参照其在战争中归附的先后，兼及原先在南朝的官爵(见《魏书·刘文晔传》所载刘文晔与孝文帝的论辩，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966～967页)。如薛安都等人主动归魏，被列为上客，赏赐丰厚。对房法寿、房崇吉、刘休宾、崔道固等人的安排为“以法寿为上客，崇吉为次客，崔刘为下客。法寿供给，亚于安都等”(《魏书·房法寿传》，第970页)，所依据的便是这些人对于北魏的态度。房法寿系主动归降，房崇吉虽在升城竭力抵抗，但是后来袭取盘阳归魏，也算是将功赎罪，故列为次客，而崔道固、刘休宾则是抵抗到最后，力屈而降，所以以下客处之。房法寿虽为上客，但供给亚于薛安都，或是因其在南朝的地位远低于薛安都的缘故(康乐：《从西郊到南郊——国家祭典与北魏政治》，第77页)。 以上所述之前的学者多少已有涉及，但这一套在平定青齐的善后过程中被拓跋鲜卑熟练运用的客制，是否如它的名称一样渊源于汉族传统中的“客卿”或是“宾礼”呢(按，或缘于此之前的学者多用“客礼”来描述这一制度，但笔者使用“客制”，意在说明“客”的等级及其待遇虽不是一种成文制度，但依据一系列有规律可循的安排形成了有效运作的制度惯例)，史籍中似乎愿意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检索史籍，我们不难发现“客”这一名词在代国时期就已出现，拓跋什翼健曾待燕凤以客礼(《魏书·燕凤传》，第609页)，十六国时期其他政权的君主也有相类似的举措，如慕容廆待黄泓以客礼，姚襄待杨亮以客礼(《晋书·艺术黄泓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492页；《晋书·姚襄载记》，第2964页)。这些被待以客礼的士人，他们的身份看上去与战国时代的客卿相若，或许可以将“客礼”理解为在胡汉矛盾尖锐的背景下，少数民族统治者招徕汉族士人为其效力所采取的怀柔策略。当时由于政治动荡，不少汉族士人并不愿意出仕少数民族政权，如燕凤仕代便是迫于拓跋什翼健的胁迫。以客的身份仕于少数民族政权，或使汉族士人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夷夏之辨的道德负担。若君臣相契，则可在这一政权中担任实际的官职，如燕凤后拜代王左长史。不然，也可如杨亮南奔桓温，另投明主。这种“客”身份的存在或为互不信任的胡汉双方都提供了缓冲的余地。 但十六国时期代国以“客礼”招徕汉人士人的先例是否构成了北魏“客制”的直接渊源，恐怕有不小的疑问。其中需要注意的关节是北魏初年，客制施用的对象包括了归附鲜卑的代北部落，这一点尽管之前的学者已有提及，但限于史料较少，未作详细的讨论(佐久间吉也：《北魏の客礼について》，东京教育大学东洋史研究室编：《东洋史学论集》，第65～66页；安介生：《略论北魏时期的“上客”、“第一客”与招怀政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1期，第19页)。目前可以举出的典型案例有三则： 闾大肥，蠕蠕人也。太祖时，与其弟大埿倍颐率宗族归国。太祖善之，尚华阴公主，赐爵其思子。与其弟并为上宾，入八议(《魏书·闾大肥传》，第728页)。 宇文福，河南洛阳人。其先南单于之远属，世为拥部大人。祖活拨，仕慕容垂，为唐郡内史、辽东公。太祖之平慕容宝，活拨入国，为第一客(《魏书·宇文福传》，第1000页)。 薛野  ，代人也。父达头，自姚苌时率部落归国(《魏书·薛野 传》，第995页)。与燕凤这样的客卿不同，以上三例都是以部落形式整体归附于魏，或可推测其在入魏之初依然保留了原有的部落形式与隶属关系，如常与上客混用的第一客这样的名称恐怕并不渊源于汉制，不难让人联想到第一领民酋长(按，北魏前期的官名表面上大量使用了汉式名称，但多有《魏书》编纂时改写的痕迹，非其原貌，这点在文成帝南巡碑发现后，为学者广泛注意。即使使用汉式官名，其实际的执掌亦未必与汉制同一。新近的综合性讨论可参读黄桢：《北魏前期的官制结构：侍臣、内职与外臣》，《民族研究》2016年第3期，第83～99页)。一直至薛安都等人降魏时，第一客仍与上客混用，如薛道异、毕众爱皆云为第一客，甚至可以大胆推测第一客才是这一制度最初的名称，上客、次客、下客或经后人整比。如果循着这一思路，可以注意到同时期及之后被待以“客礼”的汉人也具有类似的共同点。 唐和，字稚起，晋昌冥安人也。父繇，以凉土丧乱，民无所归，推陇西李暠于敦煌，以宁一州。李氏为沮渠蒙逊所灭，和与兄契携外甥李宝避难伊吾，招集民众二千余家，臣于蠕蠕。蠕蠕以契为伊吾王。经二十年，和与契遣使来降，为蠕蠕所逼，遂拥部落至于高昌……正平元年，和诣阙，世祖优宠之，待以上客(《魏书·唐和传》，第962页)。 唐和出身晋昌唐氏，西凉灭亡后，率领族人部曲辗转伊吾、高昌等地，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习见的流民避乱迁徙案例。但值得注意的是《魏书》中将其描述为“遂拥部落至于高昌”，唐和虽一度托庇于柔然，但所领部众无疑以汉人为主。此处《魏书》似乎将其率领的“民众二千余家”与“部落”相等同，透露出了一个意思的信息，即在当时拓跋鲜卑眼中，流民帅与流民之间的支配关系，与代北部落有相近之处。其他案例中，如严稜率文武五百人投降(《魏书·严稜传》，第959页)，袁式随司马文思归魏，段晖父子随吐谷浑暮璝来降，自然也非孤身来降(《魏书·司马休之传》，第854页；《魏书·袁式传》，第880页；《魏书·段承根传》，第1158页)，新见《杨众度砖铭》云其为仇池投化客，杨众度当是氐杨贵族，想来也会领有部民(殷宪：《(杨众度砖铭)简述》，见氏著：《北魏平城书迹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55～161页)。更遑论上文所论薛安都等人降魏，有大量乡里部曲追随。因此，大致可以推断北魏“客制”主要施用的对象是带有部曲的归附者，与传统意义上的“客卿”迥然有别，这一制度更多的渊源于草原游牧部落之间兼并融合的经验，最初用于吸纳草原上的归附者，后来才扩展延及南北分立时期各政权的降人。事实上，北魏虽对迁徙到平城附近的平齐民设置平齐郡加以安置，也不能在传统意义上侨州郡县的脉络下来理解，而崔道固、房崇吉等坚决抵抗，虽仅被列为次客、下客，但仍被任命为平齐郡县的太守、县令，可知保留原来的统属关系，这与北魏安置归附代北部落的方式是一致的。 在南北对峙时期，降人对于南北双方而言都是要极力争取的重要资源，对于北朝尤甚。南方降人之于北魏的意义，除了政治、军事上的考量之外，更是其获得汉文化和制度信息的重要管道，如王肃北奔，推动了北魏政治制度的变革(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1～14页)。南北方的每一次内乱与易代，也都会造就失败者投附对方的浪潮，但如何妥善地安置降人，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许多降人的地位本身就是处于可南可北之间，其归附只是出于个人或家族利益的一时选择，翻覆不定，更有不少是被迫投降的，而北魏将源出草原传统的“客制”移植于安置南来降人本是一种权变的手段。客的身份仅包含一定的给赐，如杨椿所云“我家入魏之始，即为上客，给田宅，赐奴婢马牛羊，遂成富室”(《魏书·杨播传附杨椿传》，第1289页)，仍在正式的官爵体系之外。如何将其与官爵体系相联通，最终把“客”纳入北魏的职官系统之中，是本文所欲讨论的第二个问题。以下笔者对此类带有客的身份的降人，如何进入北魏的职官体制，成为北魏的官员这一过程略加探讨。 淳于诞，字灵远。其先太山博人，后世居于蜀汉，或家安固之桓陵县……景明中，自汉中归国。既达京师，陈伐蜀之计，世宗嘉纳之。延昌末，王师大举，除骁骑将军、假冠军将军，都督别部司马，领乡导统军。诞不愿先受荣爵，乃固让实官，止参戎号。及奉辞之日，诏遣主书赵桃弓宣旨劳勉，若克成都，即以益州许之。师次晋寿，蜀人大震。属世宗晏驾，不果而还。后以客例，起家除羽林监(《魏书·淳于诞传》，第1592页)。 李苗，字子宣，梓潼涪人……苗年十五，有报雪之心，延昌中遂归阙。仍陈图蜀之计。于是大将军高肇西伐，诏假苗龙骧将军、乡导统军。师次晋寿，世宗晏驾，班师。后以客例，除员外散骑侍郎，加襄威将军(《魏书·李苗传》，第1594页)。 从上述的两个例子可以发现，从客的身份向官员的身份的转化，在北魏后期已经形成了一些制度性的惯例。以客的身份，依据惯例可以起家为羽林监、员外散骑侍郎等职，这些职务也是北朝士人常见的起家官。但是从客的身份向官员身份的转化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从上述的史料中我们可以注意到，在依据客例授职之前，淳于诞和李苗两人已经被授予了官职，淳于诞除骁骑将军、假冠军将军，都督别部司马，领乡导统军，李苗假龙骧将军、乡导统军。但是这些职务只是一种暂时的安排，为了满足承担特定的政治、军事使命的需要，淳于诞、李苗作为出身蜀地的降人，在高肇规划的伐蜀之役中，担负了向导的使命。两人的官职在伐蜀之役结束之后，很可能就被免去，恢复客的身份，再依据客例出仕。史籍中也有更早的记载可以证明这一推测： 严稜，冯翊临晋人。遇乱避地河南，刘裕以为广威将军、陈留太守，戍仓垣。泰常中，山阳公奚斤南讨，军至颍川，稜率文武五百人诣斤降，驿送稜朝太宗于冀州。嘉其诚款，拜平远将军，赐爵郃阳侯，假荆州刺史。随驾南讨，还为上客。及世祖践阼，以稜归化之功，除中山太守，有清廉之称。年九十，卒于家(《魏书·严稜传》，第959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