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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稜在投降之后，因为军事需要跟随南伐，并被授予假荆州刺史的职务。但此职显然是一种临时的安排，南伐结束后，严稜就“还为上客”，直到拓跋焘即位之后，才重新被起用为中山太守，与前述淳于诞、李苗的事例颇有相似之处。在上文所述的薛安都等人的案例中亦是如此： 皇兴初，(毕众敬)就拜散骑常侍、宁南将军、兖州刺史，赐爵东平公，与中书侍郎李璨对为刺史(《魏书·毕众敬传》，第1360页)。 (长孙)观军入城，诏以(房)法寿为平远将军，与韩骐驎对为冀州刺史，督上租粮。以法寿从父弟灵民为清河太守，思顺为济南太守，灵悦为平原太守，伯怜为广川太守，叔玉为高阳太守，叔玉兄伯玉为河间太守，伯玉从父弟思安为乐陵太守，思安弟幼安为高密太守，以安初附(《魏书·房法寿传》，第970页)。 毕众敬、房法寿等人在降魏之后被留任为刺史，以安反侧，但安排李璨、韩骐驎与之对为刺史，无疑有防止其复叛的考虑。 为何会出现此种客的身份与官员身份互相交织的复杂情况，这一现象的产生或源于北魏与降人之间的微妙关系。北魏对于降人既有利用的需要，又有所防备，往往在降人初附之时假以官职，为北魏的军事行动提供便利。但北魏对于这些处于南北之间的降人并不完全信任，待到形势稳定之后，便取消先前临时假借的官职，把这些降人及其部众调离边境，使其脱离原来的乡土，以客的身份居于平城，其居住的地方是专门安置他们的客邸(蔡宗宪：《南北朝的客馆及其地理位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1期，第78页)。《魏书·崔道固传》记载：“初，(崔)道固之在客邸，与薛安都、毕众敬邻馆，时以朝集相见，本既同由武达，颇结僚旧。”可知北魏的客邸具有一定的规模，并被划分为多个不同的客馆，供降人居住。将这些降人统一安置在一个地方，可能也有方便监视的原因。 更值得关注的是“客”这一身份的中介性，对降人而言，客的身份或许会被保留相当长的时间，如崔僧佑在客数载，方被赐爵层城侯，薛真度至太和初才被赐爵河北侯，加安远将军(《魏书·崔僧佑传》，第631页；《魏书·薛真度传》，第1355页)。甚至有终身未获官爵者，如《郭定兴墓志》：“曾祖珍，南来客，聪睿识机，声和馆邸。”[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91～92页]一般墓志都会详列志主及其先世官爵，此处仅云郭珍为“南来客”，可推知其未曾获授官爵。 一般而言，北魏将客纳入北魏职官系统的过程分为两个步骤，先是赐爵，然后再除授官职。而北魏对于客(主要是上客)的赐爵与任官则形成了一套具有一定规律可循的惯例，笔者将史籍中记载较为丰富的案例加以爬梳，制成下表，以便进一步讨论。 从下表来看，客在进入北魏的职官系统过程中，上客与次客、下客有明显不同，应注意区分。当然史籍之中对于次客、下客的记载很少，或是因为上客的地位较高，易于被载入史册。史书中可以确认为次客和下客的只有四人，他们的待遇要低于上客，除了崔道固之外，其他三人没有获得赐爵。崔道固尽管只是下客，但是其在南朝的地位较高，尤其是在平齐民中具有相当的影响力，所以北魏让其担任平齐郡的太守。原为次客的房崇吉却只担任了平齐郡属下归安县的县令，地位反在其下。房崇吉与崔道固素来不睦(《魏书·房崇吉传》，第975页)，所以对于崔道固依据上客的标准赐爵或许只是一个特例，目的在于提升崔道固的政治地位，以便能够控制平齐郡的局势。北魏同时授予崔道固宁朔将军的军号，此将军号恰巧与崔道固在南朝所领的军号相同(《魏书·崔道固传》，第629～630页)，或许也是为了方便他统领平齐民。 上客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其成为北魏的官员，一般需要经过两道程序，先是赐爵，之后再是任职。尽管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如上文所述的几个案例，客在投降后会被授予临时性的重要职务，但仍然只是暂时的措施，薛安都与毕众敬最终还是朝于京师，被安置于客邸。北魏在对上客赐爵的同时，往往还同时授予一个将军号。获得赐爵是上客的普遍情况，但并不是所有的客都有机会担任实际的官职，不少客在降魏之后，一直只有爵位，而没有正式的官职。从北魏对于上客的安置情况来看，具有将爵位与职位分离的倾向。尽管赐爵的同时往往也伴随有将军号的授予，但此类军号多属不领兵的散号将军。  尽管从总体上看，史籍中对于客的记载并不普遍，但仍有理由认为给予降人以客的身份是北魏曾经普遍实行的一项制度。在很多情况下史书并不记载降人为客的经历，如杨椿曾祖杨珍曾为上客，但在杨珍的仕宦经历中并没有关于为客的记载，我们只是在杨椿自述其先世经历时，才得知这一史实(《魏书·杨椿传》，第1289页。按，出土的杨氏家族墓志中也未提及此事)。袁式、刁雍随司马休之降魏，“河间王子道赐，辅国将军温楷，竟陵内史鲁轨，荆州治中韩延之、殷约，平西参军桓谧、桓璲及桓温孙道度、道子，勃海刁雍，陈郡袁式等数百人，皆将妻子诣嵩降”(《魏书·司马休之传》，第854页)，目前仅袁式、刁雍从弟刁宝惠被明确记载为上客，很难想象同时归附的其他降人没有类似的待遇。另一个例子见于《魏书·张谠传》：“及革徐兖，谠乃归顺于尉元。元亦表授冠军、东徐州刺史，遣中书侍郎高闾与谠对为刺史。后至京师，礼遇亚于薛、毕，以勋赐爵平陆侯，加平远将军。”毫无疑问，地位仅次于薛安都、毕众敬，后又赐爵平陆侯的张谠曾经也有“上客”的身份。而《魏书·薛安都传》云其“大见礼重，子侄群从并处上客，皆封侯”，据此可以推测相当多类似的情况为史书所失载。 有些记载则不够明确，如《南齐书·魏虏传》：“刘昶赂客解奉君于会刺杀(车)僧朗，虏即收奉君诛之，殡敛僧朗，送丧随灵诞等南归，厚加赠赙。”(《南齐书·魏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989页)解奉君客的身份当有两种可能，一是依附于刘昶的门客，若如此，刘昶还要通过贿赂来收买他就显得十分奇怪。而且作为刘昶的门客恐怕也没有资格参与南北交聘的朝会，所以解奉君只可能是南方的降人被授予了客的身份。而同一史事在《魏书》《北史》中正将其身份记载为“降人解奉君”(《魏书·岛夷萧道成传》，第2164页；《北史·高祖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97页)，从中亦可以窥见，授予降人客的身份是相当普遍的一件事，史书常常不需要明确标示，我们只有比对南北方的记载才能知晓当时的实情。墓志中也有类似的情况： 祖荆州，才地孤雄，震玉誉于江左，来宾大魏，为白驹之客。始践北都，遥授侍中、使持节征南大将军、开仪同三司、十州诸军事，封琅琊王，后迁司徒公(《司马昇墓志》，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16页)。 曾祖大肥，相时而动，来宾有魏。朝嘉乃烈，亲而贵之，尚陇西长公主，拜驸马都尉，锡爵荧阳公，寻授使持节、安南将军、冀州刺史。薨，赠老生王(《赫连子悦妻闾炫墓志》，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421页。另《闾子灿墓志》云：“太祖弗……因拥户四万来宾。”见叶炜、刘秀峰编：《墨香阁藏北朝墓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97页)。 祖豆勿于，知机其神，来宾魏室，频牧雄州，大开书社(《赫连子悦墓志》，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461页)。 仅从文字而言，三方墓志中的“来宾”很难确定是虚饰之词还是确有所指，但《魏书·闾大肥传》明确记载“与其弟并为上宾”，恰可与墓志所载互相印证。司马昇之祖系北奔的东晋宗室，赫连子悦之祖是赫连勃勃之孙，他们投魏时都应领有部众，同样很有可能曾拥有“客”的身份。 作为一种在北魏时期曾被普遍赋予各方降附首领的中介性的身份，“客”这一汉式的名称掩盖了其背后的草原传统，这一制度本身或难免有非驴非马之讥。但正缘于此，才显示出北魏杂糅胡汉的政治特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