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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出文献对史学研究的推动作用，一百多年来得到了充分证明。从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史料四大发现，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马王堆帛书、郭店简、上博简、清华简等多次重要发现，无论在内容还是方法上，都极大地促进了早期中国史各领域的研究。作为先秦时期的重要文献，《国语》研究也由此在深度和广度上得到拓展。 多次发现《国语》相关文献 与《国语》相关的出土文献，最早见诸西晋时期。《晋书》卷51《束晳传》云：“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这批战国竹书中除《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重要典籍之外，还有“《国语》三篇，言楚、晋事”。进入20世纪以后，与《国语》相关的新材料又有几次发现，大略可分三类。 一是《国语》及注文本。此类文献中最明确的是发现于敦煌的写本《国语》及注残卷一页，由日本友人于1997年捐赠给敦煌研究院。另外，在湖南慈利县石板村墓地发现的战国竹简中，有着与《国语·吴语》类似的内容，所见史事包括黄池之盟和吴越争霸等，整理者认为这一发现证明了《国语》在楚地的流传，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国语》抄本。 二是与《国语》内容互见、可以参证的文献。阜阳汉简中有被整理者称为《春秋事语》的内容，其中见于《国语》和《左传》的内容各有两章，写法和马王堆《春秋事语》类似，整理者认为可能是《国语》的选本。2008年公布的上博简《吴命》篇记载了春秋后期吴楚争雄的历史事件，可与《国语·吴语》相互参考。2017年公布的清华简《越公其事》篇记载了句践灭吴的过程，李守奎指出其内容与《国语》之《吴语》和《越语》密切相关，残缺处之文义大都可据《国语》相关内容补出。 三是与《国语》风格近似的“语”类文献。马王堆汉墓帛书《春秋事语》记录了春秋时期的史事和言论，其中事迹多见于《左传》，言论则与《左传》不同。在清华简、上博简、安大简中，也有不少记言叙事的古史逸篇，如清华简《郑武夫人规孺子》《郑文公问太伯》记载两周之际及春秋初年的郑国史事，有不见于传世文献者，也有可与《左传》《国语》等诸书互相补充的内容。 从西晋时期的汲冢书，到20世纪初轰动世界的敦煌文书等史料的四大发现，再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多次重大发现，均有与《国语》相关的新材料，其对《国语》研究的推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国语》及注整理与研究 汲冢竹书本《国语》是传世本之外第一次发现的《国语》文本。由《晋书》所载可知，当时学者所言《国语》三篇，是对竹书相关内容与传世本《国语》晋、楚相关文字比对之后所作的结论。因此，在历代相关史籍中，均将其视为《国语》的一种本子。清代学者姚振宗、秦荣光还将其以“《汲冢国语》三篇”或“《国语》三篇”之名，分别补入《汉书·艺文志》和《晋书·艺文志》。明代学者胡应麟提出疑问，认为“《国语》三篇，言楚、晋（事），恐非左氏《国语》也”。至于其理由，胡应麟认为“于《纪年》，见诸国之史不特《梼杌》《春秋》；即此亦见《国语》不独丘明矣”。推其逻辑，盖以为相关记载不独见于《国语》，与诸国史事不独见于列国《春秋》相类。胡氏之说虽看似合理，但能看到竹书原貌的晋代学者之论断显然更加可信。 自汉代以来，为《国语》作注者虽不乏其人，但正如宋庠《国语补音叙录》所云：“自郑众、贾逵、王肃、虞翻、唐固、韦昭之徒，并治其章句，申之注释，为六经流亚，非复诸子之伦。自余名儒硕生好是学者不可胜纪。历世离乱，经籍亡逸，今此书唯韦氏所解传于世，诸家章句遂无存者。然观韦氏所叙，以郑众、贾逵、虞翻、唐固为主而增损之，故其注备而有体，可谓一家之名学。”除韦昭注之外，汉唐之间的其他《国语》注本均已不存。因此，20世纪40年代发现的敦煌写本《国语》及注残卷，便具有其独特价值。此残卷虽仅存《周语下》正文及注的少量内容，对其作者也有不同猜测，但为学界提供了一种从未见过的《国语》注本，使我们得以一窥汉唐间古注的原貌。慈利简《吴语》、上博简《吴命》和清华简《越公其事》等篇，也可以与今本《国语》相比勘，解决二者文本研究中的若干疑难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