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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语”类文献研究 新出文献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包括《国语》在内的“语”类文献的性质与流传。考诸《国语》本身，楚国名臣申叔时曾对楚庄王谈到“语”的鉴戒作用：“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申叔时同时也谈到用“春秋”“世”“诗”“礼”“乐”“令”“故志”“训典”等来教育贵族子弟。可见，这些称谓都是某一类别的书籍，体现了当时知识分子对文献典籍分类特点与性质、功能的基本认识。作为一部以列国档案为主要资料来源、以政治借鉴为主要目的的史学著作，《国语》的记言色彩非常突出，便自然而然地与出土文献中的“语”类文献联系在一起。 出土简帛中的相关材料，为我们认识“语”类文献及其与《国语》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参考，正如关于清华简《越公其事》篇的讨论。李守奎认为，清华简《越公其事》篇与《国语》有共同的史料来源，糅合了《吴语》与《越语》中的部分史料，具有“语类史书”的语言风格。熊贤品则认为其叙事风格更近似于《韩诗外传》《说苑》。再如，裘锡圭认为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是《汉书·艺文志》春秋家中《铎氏微》一类的书；李学勤则认为其内容是从《左传》简化而来，是早期《左传》学的正宗产品；吴荣曾也认为是《春秋》学成果；赵争认为是一种颇受《左传》影响的“语”类古书；唐兰先生则认为不属《左传》系统，可能是《汉书·艺文志》中所说的《公孙固》十八章；还有学者重拾《左传》为刘歆造作的旧说，认为《春秋事语》是《左传》编纂中曾采用过的一种底本。笔者对此也曾有过讨论，提出《春秋事语》可能是《国语》选本的猜测。可以看出，学界对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性质的认识可谓众说纷纭，其原因在于尚没有确切证据证明其与《左传》《国语》等传世文献之间的直接关系。 通过对出土“语”类文献与《左传》《国语》等传世文献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对其间关系以及早期史学叙述方式的深入理解。如于凯认为包括“事语类”文献在内的涉史类简帛古书的发现，对理解早期历史书写的基本面貌、传本系统及体例特征，以及早期历史文献传播和分衍机制，具有重大意义。这一判断虽未必符合“语”类文献形成、编纂与流传的历史实际，但也值得参考。 促进“《国语》学”构建 自从《国语》成书以来，历代学者的整理与研究一直延续不绝。在学术研究日益专门化的今天，作为一门细分学科，“《国语》学”的构建只能说是刚刚开始。尽管已经有学者使用“《国语》学”这一词语，但并没有对其内涵与外延进行明确界定。 简单地说，所谓《国语》学，就是以《国语》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问。与《左传》学、《诗经》学、《论语》学、《史记》学等相比照，其内容可以包括几个方面：《国语》的成书与性质、编纂体例、版本源流；历代《国语》注释、整理与研究；《国语》的语言、文学、思想等各专题研究；《国语》的海外传播与译介；《国语》与相关文献的比较研究等。新出“语”类文献有与《国语》直接相关者，也有与《国语》性质类似者，对这些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也就成为《国语》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以上诸方面的研究，使新时期“《国语》学”的体系建构更加完整，对《国语》的流变及其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的地位与影响，也会有更清晰的把握。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语》研究史”(15BZS06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