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史学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迟至20世纪20年代才逐渐形成。该学科当前的要务及使命，史学界尚少有人思考。然而，这是其学科建设的重要环节，故有必要予以讨论。 “深观”史学“演进之迹” 本来，中国传统史学不大重视纵向的专史。近代，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专史撰述逐渐兴起，中国史学史学科就在这种氛围中产生。但是，开展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设想，并非从外国直接引进，乃国人得知西方有《西洋史学史》之书，受到启发而提出。所以，首发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和首撰著述者，皆为中国的历史学者。 梁启超是中国史学史学科的首创人之一，他指出：“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这个文化特色提供了史学史研究的优越条件，也决定了进行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必要性。其他国家或许可以不将本国史学史研究置于学术要务，但是，中国如果忽视这一学科，即整个历史学结构的一大缺陷。 史学史是研究历史学发生、发展与各个时期史学活动状况及其与各种社会因素相互关系的学科，它有着清理史学遗产、阐明史学演进过程、揭示史学发展规律的任务。从认识论角度而言，史学史就是对以往历史学进行总结性与写实性相结合的反思，即总括历史学的发展历程，剖析史学遗产中的优劣、得失，系统描述史学发展状况。梁启超说：“治一学而不深观其历史演进之迹，是全然蔑视时间关系，而兹学系统终未由明瞭。”历史学的“历史演进之迹”，就是要通过史学史的研究来“深观”，因此，建设一个成熟的中国史学史的学术体系，对中国历史学的整体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近几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但毋庸讳言，本专业还未获得足够的重视，其自身的学科建设还应该加强，所应担负的学术使命更需明晰。 重视学术论辩与人才培养 欲将中国史学史建设成为一个成熟、健全的学术体系，至少有以下要务需要进行。 第一，应当开展本学科内的学术论辩。中国史学史研究经过几十年的积累，留下诸多成果，也积存了诸多意见分歧。因种种因素的制约，许多分歧不仅未能得到化解，甚至根本未曾讨论而各说各话。这类弊病当然也存在于整个历史学科甚或不止于史学界。长此以往，会造成学术表面繁荣而实际滑坡的倾向。 系统的中国史学史专著与教科书，在体系上各有不同，在具体见解上也颇多冲突。虽说不同学术见解的存在是正常状况，但从逻辑上看，中国史学的发展是一个客观的历程，我们对此历程的多种认知，也许都不对，但几种相互抵牾的看法不可能都正确。符合真实状况的认识体系，应当只有一种。因此，对于中国史学史整体历程的认知，必须予以热烈、认真的论辩，相互取长补短，消除误判，以求真、求是的准则，趋向于共识的建立。 许多重要的具体学术问题，存在观点不同乃至见解冲突，但人们似乎不太关注其中的正确与讹误，缺乏充分的学术讨论，或根本就没有经过讨论，以致歧说并行，莫衷一是。这会使初学者迷茫一时，无所适从，更令史学界其他专业的学者误以为史学史研究陷于困境，游移不定，凡事难于论证。 学术论辩是学术发展和繁荣不可或缺的条件，正如马克思所说：“真理通过论战而确立，历史事实从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无论宏观研究抑或微观研究，无论历史论析还是史事考订，见解分歧都应当通过论辩来求真、求是。无论是学术论辩的参与者还是关注者，都会从论辩中增长见识、获得启迪，促使学术研究因之大进。近年来，在许多问题上学术论辩的缺席是最大偏差，非于此项大加倡导和恢复，不足以挽颓风而获活力。 第二，史学史学科需要培养更精良的专业人才。史学史专业既要审视和反思整个历史学发展历程，也必须审视大量而多样的史学活动和史学著述，这对本专业人员的知识结构、研究能力有很高的要求。首先，理论思维能力是研究史学史的重要条件，舍此不能形成精深的洞察力。其次，史学史具有史学评论的职责，而历史学中不少专业拥有较为特殊的知识和技能，如甲骨文和金文的辨识、考古学知识的掌握、某种特殊文本的阅读等。为此，作为史学产品审视者，研究者要锻炼高水平的逻辑思维能力，要具备广而深的知识结构。在学术队伍中，要有一批掌握特殊治史技能的学者，诸如甲骨学、金文、古代音韵、满文、蒙古文等领域，至少要有一些初入门径之人，非此不容易对相应专业的史学著述予以评论。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不可缺少各种人才的培养，这需要有目标地培养各有专长的研究者。在整个史学史学术队伍中，只有人才技艺基本齐备，且能协同合作，史学史的学科地位才能达到应有的高度。目前，这还是一个薄弱环节，希望业内同仁予以关注，开拓广阔的人才培养方向，也希望年轻学子踊跃学习，优化自己的知识结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