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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一门需要举证的学问，坚实的论证靠的是史料，刘知几在《史通》中早就说史家须“征求异说，采摭群言”（《采撰》篇）。“若不窥别录，不讨异书，专治周孔之章句，直守迁、固之纪传，亦何能自致于此乎？”（《杂述》篇）也就是说采集材料，范围力求广泛。而另一方面更主张鉴别史料当求严格，否则“真伪不别，是非相乱”，材料多亦无用，因为有些材料如“郡国之记，谱牒之书，务欲矜其州里，夸其氏族”（《采撰》篇），有些材料如“敌国相仇，交兵结怨，载诸移檄，用可致诬”（《曲笔》篇），因此材料不能无批判地采用。广搜史料、鉴别史料，是自古迄今史学研究的不变原则。 清末民初，史学大家王国维即指出，新史料出土，会增加史学议题。当时多种史料的运用，的确一一改写或补充史学、史事的不足。毕竟时代在变，史学也跟着变化。书写工具、媒体的变化，在在改变时人对史料的观念，尤其近代回忆录、日记、口述史，乃至电子史料的推陈出新，更丰富了近代史学研究的内容。 蒋介石是民国史上的“大人物”，他在大陆政坛上活跃了二十六年，也主宰了台湾政治二十三年。要认识这个“人”，细读他的日记，可见其七情六欲、内心世界的活动，常常不见诸尺牍、官文书、档案中的民国历史，也能在日记挖掘中，有所斩获。2006年蒋介石日记（简称《蒋日记》）公开以来，虽未必能“改写民国史”或“颠覆民国史”，但对蒋介石历史地位的重估，补充民国史研究的空阙，是事实。学界所关心的是《蒋日记》的出现，是否对民国史有不同的诠释观点？对民国人物看法是有所增益，抑是有些过火了？杨奎松和林桶法教授的文章是日记开放十多年来研究状况的综合观察和反省。值得学界注意的有二：一是承认《蒋日记》的开放，的确有助于民国史及蒋介石个人研究的深入，成果亦堪称丰硕，但中外学者数百篇的论文，予人不无支离破碎，甚至鸡零狗碎之感，一本好的、具学术性的完整的“人”的《蒋传》仍需期待；二是《蒋日记》开放之后，在大陆对学界的冲击大于对社会的影响，对于社会“民国热”的影响力，物质收益又大于知识效应。在台湾，55册450万字的《蒋日记》公开，引发研究热潮，是意料中的事。综合诸家论文，不认为能颠覆过去学界对民国史的认识，反而随着民主化，日记内容的确有助于蒋介石个人的“凡人化”，学界为蒋介石能走下神龛而庆幸，政界则部分形成过火的“去蒋化”，不无走火入魔之憾。毕竟“民国”的价值，蒋介石个人的历史定位，均不该由政治（官方）来定义。视蒋介石为“凡人”，又能够干出不平凡事业的客观学术评价，应是人人期待的。 罗敏教授主编的《在日记中找寻历史》这本书，除了上述的两位学者做俯瞰式综合讨论，另有四位学者利用《蒋日记》深化讨论历史之外，还有九位教授分别从政要、军人、文人的日记及文献中讨论民国史，他们发挥自文献证史、以日记比日记勘史的功力，深化了民国史与蒋介石个人历史的研究。蒋介石由一介平民透过军界，走入政界，他一生八十九岁（1887～1975），深具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军人与文人之间徘徊的色彩，他曾希望当贤人、做圣者，毕竟做“凡人”最能长存。在那样一个过渡转型的时代，超凡入圣，非幸运也。现代的史学家对历史人物，多半希望以“凡人”相待，可以看到他的弱点，也可看到他的强项，不论就《蒋日记》的解读，或他人日记的对应与观照，这九篇文章大约可分为四类讨论：其一，蒋介石的政治生涯中的军事处境；其二，蒋介石打天下、争天下过程中的政治、军事斗争；其三，蒋介石与政敌、部属的互动；其四，从巡礼台湾到据守台湾。 这本论文集是2014年底，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系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办的有关蒋介石日记“金门讨论会”的产品。这是以《蒋日记》与民国史研究为主题系列的第四次会议，会议的初衷是想换个角度，用别人的日记来印证《蒋日记》，并进一步观察蒋在民国史上的地位。讨论的初步结果，据个人观察，大约可归纳成下列四点：第一，从一般日记的书写和内容看，尽管详略不一，不外有五种类型——备忘型、告解型、垂范型、警世型、资料型，各有千秋亦各有侧重。很多人的日记兼有各型功能，《蒋日记》因蒋位高权重，时间长，涉及面广，不能不说是研究民国史不可或缺的史料。围绕在蒋身边的文武职人员日记，与《蒋日记》比对，不失有印证史事的作用。日记的形成，各有习惯、特色，而最令人好奇的是《沈錡日记》，或是还在连载中的《阮毅成日记》，卷帙、篇幅浩繁，是如何形成的？第二，历史的主体是“人”，历史的精髓是“人性”，掌握人性的基本资料来自日记。阅读长时段的《蒋日记》，予人印象，蒋外有顽劣、暴躁、乖戾之气，内有褊狭、猜忌、刚愎、喜怒无常、难予容人之讥。但他一往无前、百折不挠之志，难有其匹。他又惯于清修自守、省克自躬、好读书思考，可能是他成功之道。近代史学的心态史、情感史研究，日记无疑提供了绝佳材料。一如李玉刚《对〈蒋日记〉观察片论》所言，“作为一党之党魁与一国之元首的蒋，即使对爱妻如宋美龄，近亲如孔、宋，昔日的拜把兄弟如黄郛、张群，宠臣如陈布雷、贺衷寒，宠将如陈诚、胡宗南、杜聿明、汤恩伯，打手如戴笠、杨虎，等等，怕也不能尽诉自己所思所想之一切”。对史家而言，日记绝对不是治史的“武功秘籍”或“万灵丹”，靠不同文献史料的佐证补足，才是让日记“活”起来的不二法门。第三，各种日记当然提供了许多历史知识的讯息，受后现代理论的影响，当今史家显然不只对事实（fact）有兴趣，更多关注的是事件发生的过程是如何被体验（experience），而这些体验（经验）又如何被讲述和记录下来的。这是史学研究文本形成过程的讨论，涉及不论“大人物”或“小人物”日记的真伪(有意无心)、可信性(夸大隐瞒)，及如何解读、使用的问题。第四，个人日记常牵涉到他人、外在事务，所谓“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故利用日记做个人、局部、地域研究外，更应利用不同资料的辅助，试图解答时代的一些大问题。《蒋日记》就牵涉到传统与现代问题（如连横合纵的结盟、明来暗去的党派斗争、曲折坎坷的宪政发展），中国与西方关系（外国顾问的聘雇、外来势力的干涉、政制模式的移植）、中央与地方离合（桂李、新盛、晋阎、奉张、滇龙、宁马）乃至国共、蒋毛关系（日记中记蒋读毛著，直到50年代仍然），此等议题仍大有展开空间。 基于此，《蒋日记》开放（2006）迄今已十数年，中外及海峡两岸诸家相关论作不下五百篇，成果可谓丰硕。如今，蒋已过世接近半世纪，有关蒋氏的私乘、公档几全公开，对这位有幸及早走下神龛，走入凡间，干了不平凡事业的“凡人”，社会各界期待要有一本较为完整、翔实、客观的学术“全传”，应该不算是奢求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