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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世界历史”？吴于廑在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所撰总论中写道：“世界历史是历史学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内容为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和阐述。世界历史学科的主要任务是以世界全局的观点，综合考察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运用相关学科如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的成果，研究和阐明人类历史的演变，揭示演变的规律和趋向。” 《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代表了中国学界对世界历史的学科定位，不过颇有意味的是，这部书的定名是“外国历史”，而非“世界历史”。如果按吴于廑的论述，“外国历史”和“世界历史”非为一事，“外国历史”是世界各国的国别史，与中国历史相对应，而“世界历史”则是超乎其上的一门独立学科。然而，在中国学界，通行的“世界历史”概念，与“外国历史”概念，并无明显分别。吴于廑也说：“在中国，约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主要由于历史专业的分工，人们习惯于把中国史和世界史对举，几乎把世界历史作为外国历史的代称。”虽然这样的“世界历史”概念确有其问题所在，没有中国史的世界史和没有世界史的中国史，都是不完整的历史。但是，考虑到这个概念的通行性，本文的论述范围，还是以现行的“世界历史”即“外国历史”概念为基础，大要论述其在1949年以后的发展历程。 一、中国特色世界史学科体系的形成 与悠久的中国史研究传统及其自成体系相比，中国的世界史学科起步晚、发展慢、底子薄。可以说，世界史在20世纪中国“新史学”中的地位基本还属于偏门，还没有成为独立学科，著述亦多半为转译转论。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世界史研究才得到较大发展，形成独立的学科门类，这其中包括唯物史观指导地位的确立、研究机构的设立和研究的组织实施、大学教育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研究成果的发表等等。 1.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地位的确立 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国的学术发展开创了新的历史时期，其中具有统领性意义的，当为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建立了对历史的全新诠释体系，诸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阶级分析与阶级斗争、人民群众与帝王将相等。这些基本的历史关系、历史分析的概念和方法，开始成为史学工作者研究的出发点。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世界史学科指导地位的确立，有着与中国史学科的不同特点。首先，世界史难与卓有成就的中国史研究相比肩，但也正因为如此，世界史学科较少那些需要抵制与批判的“旧”传统积淀。其次，世界史研究者的成长多半始于1949年以后，他们自始接受的就是唯物史观的熏陶，与传统积淀深厚的中国史研究老辈学者相比，世界史研究者对唯物史观的接受更为直接、更易入心。再次，因为当时的特殊环境，流行的世界史著作基本来自于苏联，这些史著都是唯物史观指导下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对如何运用唯物史观指导研究起到了现身说法的作用。因此，唯物史观对世界史研究指导作用的确立，应该说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过程。 就实践层面而言，唯物史观的影响更多是通过苏联史著的引进和传播体现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苏联科学院主编的10卷本《世界通史》。这部书“旨在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书籍中阐明人类从远古至现代所走路程的第一部综合性著作”，强调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的历史研究，“是把人类历史当作合乎规律的、被内在矛盾所推进的社会发展过程来加以研究的”。书中的分析框架及其看法，对起步时期的世界史研究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迄今还不能说已经消失”。 与翻译出版苏联史著、强调以唯物史观作为世界史研究指导成为一体两面的，是对那些我们认为在唯心史观指导下的西方史学的分析批判。这些批判有些推动了世界史研究的发展进步，如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批判，但也有些反映出简单化、片面化的倾向，如怎样理解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作用。对于这些当时历史背景下的批判言论，后人也不必过于苛求。历史发展不是直线的，而是曲折的，历史研究同样如此。 2.世界史研究机构的设立和研究的组织实施 新中国的成立，为世界史研究打开了广阔的发展前景。首先，中国共产党从来都重视历史论述的重要性，重视学习历史、研究历史、在人民群众中普及正确的历史知识，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世界史学科的建立更显其必要性。其次，新中国成立后，实行的是从中央到地方的集中领导体制以及计划经济体制，从上而下推动世界史学科的设立成为国家行为，并使其从必要成为可能。世界史学科最初的建立和发展，在相当程度上是受惠于这样的体制的。 世界史研究专门机构的设立，始自世界历史研究所的建立。1959年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设立了世界史研究组，1962年改称世界史研究室。1964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设立世界历史研究所（1977年改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从而成为中国第一家以“世界历史”命名的、专事世界史研究的机构，并由此而确立了其在世界史学界独一无二的中心地位。 除世界史所外，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相关外国问题研究所、各省市的社会科学院、各级党政部门和军队系统的相关研究机构，尤其是各大学历史系，也都有研究世界史的人员。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为世界史学科发展带来了极大推动力。1979年，在北京召开了首次全国世界史学科规划会议。此后，以世界史所为代表的各研究机构，都在改革开放的年代迎来了自身的大发展，科研成果不断涌现，人才队伍不断成长。 1978年以后的世界史研究，与之前相比，在组织形式方面最明显的变化是，学会的兴起、学术会议的举办和研究课题制的实施。世界史研究学术团体从无到有，数量众多，他们通过组织多种形式的学术活动，进行学术交流，推动学术发展。世界史学术会议的举办由过去的凤毛麟角而成为当下之日常，为研究者提供了发表见解、互相讨论的平台，使不少中青年学者脱颖而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世界史研究课题制开始设立，大大激发了研究者的研究热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成为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推手，世界史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学科大项之一。以2018年为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世界历史学科立项重大项目12项、年度重点项目8项、年度一般项目52项、青年项目40项、西部项目8项、后期资助21项。除此之外，各省市、各部委、各级研究单位和学校，也有数量不等的课题设立。可以说，长期困扰世界史学科发展的经费不足问题，已经有了大幅度缓解，当下的世界史研究者，无论是学术交流还是搜求史料，经费都不再是主要的困难。 3.高校世界史教育的发展与人才培养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的历史教育有了大发展。在中学，世界史是必修课程之一，使学生建立起基本的世界史常识，了解世界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全国各综合性高校都建立了历史系，各高校历史系大多建立了与中国史相对应的世界史教研室，进行系统的世界史教学与研究工作。 1949年以后世界史学科教育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在其初始阶段，有两件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是1950年代的中苏教育合作交流。苏联专家来华讲学，开设世界史课程，他们的讲授虽然受苏式教条的影响，但大多严谨认真，课程设置规范，要求严格，对培养中国的学生也就是后来的世界史教师和研究者，起到了推动作用。二是中国学生的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留学潮。1950年代，中国政府有计划地选派留学生到以苏联为中心的各社会主义国家留学，这批留学生在国外接受了多年系统的专门化历史教育，掌握了至少一门外语，成为起步阶段世界史研究的中坚力量。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世界史教育得到了更大发展，形成了从大学本科到博士的全方位的世界史教育体系，高校也成为世界史研究的重镇。原先世界史教学和研究比较强的学校，如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多半保持了这样的地位。也有过去世界史教学和研究并不位居前列的学校，如华东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发展迅速，形成为新的中心。以教育部定期举行的学科评估为例，2017年的第四轮全国高校学科评估，世界史学科A＋级为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A-级为首都师范大学、南开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的世界史学科被列入同年公布的“双一流”（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世界史教育的大发展，为世界史研究奠定了人才之基。 4.世界史成果的发表 1949年以后，世界史论著的出版，经历了由少到多、由窄到宽的过程。1950至1960年代，世界史论著出版数量不多，涉及领域较窄，“文革”时期，世界史论著的出版跌落低谷，数量很少。1978年以后，世界史论著的出版迅速回升，数量众多，而且涉及世界史研究的各个领域，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好局面（具体见下节）。 论著出版之外，世界史研究成果发表的主要阵地是专业期刊。1954年，中国第一本专业历史研究期刊《历史研究》创刊，不过其上发表的世界史论文数量明显少于中国史。1978年，由世界历史研究所主办的专业期刊《世界历史》创刊，成为世界史研究论文发表的主要阵地。此外，大学学报和各省市社科院或社科联主办的学术期刊，也都发表一定数量的世界史论文。近些年来，东北师范大学的Journal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和《古代文明》、天津师范大学的《经济社会史评论》、上海师范大学的《世界历史评论》，成为新出的世界史研究专业期刊。据不完全统计，1978—2008年，发表世界史论文24 000余篇，出版著作2300余部。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网络传播的重要性日渐增长。1999年，由世界历史研究所主办的“中国世界史研究网”上线，现已成为中国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世界史网站。 唯物史观为世界史研究确立了指导思想，世界史教育为研究培育了人才，世界史研究机构和高校世界史教研室的设立为研究构建了研究体系和队伍，世界史成果的发表使研究得以发声并扩大影响。所有这些相叠加，形成颇具特色的中国世界史学科体系。 二、世界史研究的主要成就及其不足 1.通史型研究的引领作用 以历史研究的通行路径，一般是先有微观个案研究，再有宏观集合研究，先有专题史、国别史研究，后有通史研究。但是，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发展路径，与此并不完全一致。世界史研究于新中国建立起步后，研究者注意到通史研究的重要性，注意到通史著作对研究的引领作用。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世界史研究，也需要通过通史类论著，为世界史构建基本的框架结构，从而有利于指导具体的个案研究。所以，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的关系不可一概而论，精细的微观研究可以为宏观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言简意赅、具有真知灼见的宏观研究，也可以为微观研究提供必要的指引，激发研究者的更多具体发挥。 1949年以后的世界通史研究，首先应该提到的，是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人民出版社，1962年）。全书分为古代（齐思和主编）、中世纪（朱寰主编）、近代（杨生茂、张芝联、程秋原主编）卷，叙述了从远古到1917年十月革命期间的世界史。参与该书编写的有数十人之多，各卷负责人则为已在学界崭露头角的世界史研究带头人（他们后来都成为世界史研究大家）。该书以社会形态演变为论述中心，自成体系，而且用了相当篇幅论述亚非拉国家的历史。该书吸纳了此前各家研究的成果，体例设置合理可行，论述逻辑连贯一致，处理史事简明扼要，写作文字简练可读。全书出版后多次再版，历数十年而不衰，既是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奠基之作，也是中国世界史研究的经典之作，还是相当长时期各大学的必选世界史教材。当然，由于时代和研究的局限，该书亦有很多不足之处，主要是虽然跳出了西式体系的束缚，但又落入了苏式体系的窠臼，而且由于个案研究不够，又是以教材写作为中心考量，对历史问题的论述较难深入，论述空白处亦不少。 1978年以后，世界通史研究更为繁荣，出版的各种规模和形式的通史著作甚多，其中较有影响的是两部著作，一为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世界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1994年），其中古代卷主编刘家和、王敦书、朱寰、马克垚，近代卷主编刘柞昌、王觉非，现代卷主编齐世荣、彭树智，二为齐世荣主编的《世界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其中古代卷主编杨共乐、彭小瑜，近代卷主编刘新成、刘北成，现代卷主编齐世荣，当代卷主编彭树智。这两套书都体现了从纵向到横向的整体世界史观，既有纵向论述，亦有横向比较，既论政治、军事、外交，也论经济、文化、社会，并适当纳入了中国史的内容，视野更为开阔，内容更为丰富，代表了中国世界通史研究的新高度，也是目前比较流行的世界通史教学用书。不过正因为需要顾及教学用书简洁简明的特性，或多或少也对其中专题研究的深度有所影响。 进入21世纪之后，由世界历史研究所主持编纂、武寅担任总主编的《世界历史》，成为世界通史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该书共8卷39册，以专题史的形式呈现，分为“理论与方法”“经济发展”“政治制度”“民族与宗教”“战争与和平”“国际关系”“思想文化”“中国与世界”8个专题，各专题之下又分为不同子题，体例有所创新，可以发挥中国学者所长，就若干专题进行深入研究，避免编年通史中那些不可不写而又研究不够之处。同时，全书纵横交织，点面结合，既重深度，亦具广度。因为以专题史为中心，全书注重分析，注重综合研究和前沿研究，注重跨学科方法，还特设“中国与世界”主题，从历史的角度，论述世界认知中的中国和中国认知中的世界。如该书“总序”所论：“本书采取专题与编年相结合的撰写体例，它的特点在于，强调以时间为纵线，点面结合；既有一定的时空涵盖面，又有重点专题上的学术深度，与教科书式的写法有别；与传统的世界通史性的著作相比，本课题的历史视野更加开阔，不回避当代社会发展中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使世界史研究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 在世界通史研究中，讨论的问题多半是具有宏观意义的重大问题，如世界史的分期、世界史的发展进程、重要历史事件的性质等。关于世界史的分期，过去一般认为，世界近代史开始于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世界现代史开始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而现在多半将世界近代史的起点定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以“地理大发现”带来的全球交融为开端，将世界现代史的起点定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世界经济、社会的变化、动荡、发展为开端。关于世界史的发展进程，过去的主流观点是以社会形态的演进为基础，当下的看法更趋多元化，有学者提出以现代化发展论或文化发展论观察世界史的演进过程。其实，有关历史分期，以相对长的过程演进，替代某个固定时间节点，更多关注的是历史的动态发展面相，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及其时间节点失去其意义。所以，1640年或1917年的历史意义，从来都为史家所关注。至于世界史的发展进程，以社会形态演进立论，确有其缘由所在。无论是现代化论或文化发展论，其所依据的立论基础，与社会形态演进论并不冲突，而且可以为社会形态演进论所包容。因此，社会形态的演进可以作为历史演进的基础面相，并由此而生发出多方面的内容。 2.国别史研究的经世意义 国别史和专题史是世界史研究的两大主轴。顾名思义，国别史以各个主权国家的历史为研究的主要对象，而专题史则可以是超越国家概念的多国乃至全球范围的主题研究，如生态环境史研究。但即便如此，以国别为限界的生态环境史研究，仍然占据着该主题研究的重要地位，因为对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处理，其实离不了政治权力也就是各国政府，于此又可凸显国家的无所不在，国别史研究的重要意义自亦毋庸多言。 世界史研究中的国别史研究，涵盖了世界各国，但无论是研究数量或质量，仍以对欧美主要国家的研究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说到底，是社会需要更迫切，对这些国家的研究更能发挥史学经世致用的功能。 （1）美国史。在世界国别史研究中，美国史研究可谓独占鳌头，占据着中心地位，为其中以研究方向论的第一大群体，可见其成就所在。 美国史研究起步于1950年代。还在1953年，老辈学人黄绍湘就撰写出版了《美国简明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但是在那个年代，中美尚未建交，且处在激烈的对抗中，正常的美国史学术研究较难进行。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随之中美在1979年初建交，为美国史研究打开了全新局面，并由此蓬勃发展，成为国别史研究的第一大热门。美国因其世界头号强国地位，引起中国上下全方位的关注，有强大的社会需求；英语是中国第一普及外语，便于处理以英语为中心的美国史资料，这些都是美国史研究的重要推动力。美国史研究领域发文和论著出版数量众多，研究主题扩大至几乎所有领域。这些研究排除了过去“左”的干扰，回复到实事求是的方法论，既论及美国历史的长处，如其科学创新精神和文化包容融合，也不回避美国历史的问题，如其霸权主义和种族主义之弊。可以说，美国史是当下国别史研究中最为全面的学科领域，并形成了一定的中国特色的阐释体系。 美国史研究成果丰硕，构成了殖民时期、独立时期、内战时期、两次大战时期、战后时期直至当下的全时段研究。通史以刘绪贻、杨生茂主编的6卷本《美国通史》（1585—2000）（人民出版社，2002年）为代表作。专史研究异彩纷呈，各擅其长，如老辈学者刘祚昌的《美国内战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杨生茂主编的《美国外交政策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中生代学者陶文钊的《中美关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新进学者李剑鸣的《文化的边疆：美国印第安人与白人文化关系史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王晓德的《美国文化与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赵学功的《当代美国外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梁茂信的《都市化时代——20世纪美国人口流动与城市社会问题》（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王立新的《踌躇的霸权：美国崛起后的身份困惑与秩序追求（1913—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张勇安的《变动社会中的政策选择：美国大麻政策研究》（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等，都是其中的可读之作。 改革开放的实行，使中国学者可以更方便地获得美国的档案文献史料，大大提升了研究可信度与科学度、中美学界的交流，也使中国学者得以更全面地了解美国史研究的前沿问题，并吸收美国学界研究的相关理论方法。但是，当我们不时被动地被别人的研究理论方法牵着走，便不易凸显本土研究的自主和创新。这是有待未来解决的问题。 （2）英国史。英国史是1949年以后较早得到发展的国别史研究，研究论题集中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宪章运动、圈地运动等领域。1978年以后，英国史研究得到更大发展，是目前国别史研究中，研究人员数量较多、论著和论文发表数量也较多的研究领域。与过往研究相比，近些年的英国史研究，更关注制度、社会、文化等主题的内容，而习见的圈地运动等论题几乎消失不见。 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蒋孟引主编的《英国史》，是比较完全意义的英国通史。其后，又有若干部英国通史著作出版，如高岱《英国通史纲要》（安徽人民出版社，2002年）、王觉非主编《近代英国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等。2016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钱乘旦主编的6卷本《英国通史》，可以说是近70年来英国通史研究的总结性成果，也反映出英国史研究传承与发展的脉络与轨迹。 因为英国史研究开展较早、基础较好，故英国专史研究亦较为深入，对中世纪英国封建社会的研究可谓其中的代表，如马克垚《英国封建社会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孟广林《英国封建王权论稿——从诺曼征服到大宪章》（人民出版社，2002年），《英国“宪政王权”论稿——从〈大宪章〉到“玫瑰战争”》（人民出版社，2017年），黄春高《分化与突破：14—16世纪英国农民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等，可谓其中的代表。郭方《英国近代国家的形成》（商务印书馆，2006年），刘新成的《英国都铎王朝议会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沈汉的《英国议会政治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英国土地制度史》（学林出版社，2005年）以及阎照祥对英国政治制度史的系列研究论著等，都是英国史研究中的可读之作。对英国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史的研究，无论是史料还是分析，都需要相当的功力，体现出研究者迎难而上的追求。但是，对英国现当代史的研究似偏少偏弱，这与历史研究中的厚今薄古风潮有些距离，是需要在今后改进者。 （3）法国史。法国史是国别史研究的重要一环。从法国大革命到巴黎公社那些每每激荡人心的革命史篇章，曾经在近代中国的革命运动中起到过相当的激励作用，还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源流之一的空想社会主义以及在法国活跃的工人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些都是学界关注的对象。法国通史著作有沈炼之主编《法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张芝联主编《法国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吕一民《法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陈文海《法国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等。法国史的时段研究比较完整，从王养冲、王令愉《法国大革命史》（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到孙娴《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再到郭华榕《法兰西第二帝国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和楼均信主编《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兴衰史》（人民出版社，1996年），大体为法国近代历史演进勾画出了基本脉络。但是，有关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及二战期间维希政权和自由法国运动的研究偏少。至于法国当代史，有周荣耀主编《当代法国》（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沈坚《当代法国》（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金重远《法国现当代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等。 法国史研究的传承和创新可以法国大革命史为例。还在1956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就出版了曹绍濂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过去对法国大革命史的研究，关注的是革命的基本面相及其发展，如雅各宾派专政与罗伯斯庇尔的作用。而改革开放以后的法国大革命史研究，开始重视与大革命相关的其他面相尤其是其社会和文化层面的内容，如高毅《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前些年，随着《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热销，又掀起了一波对法国大革命史的关注，并且更加扩大了研究领域和对象，如黄艳红《法国旧制度末期的税收、特权和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涉及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关系，乐启良《近代法国结社观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涉及革命的组织问题等。 （4）德国史。德国史研究亦大体始自1978年以后。通史有丁建弘《德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孟钟捷《德国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郑寅达《德国史》（人民出版社，2014年）等。2019年，由邢来顺、吴友法主编《德国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6卷本出版，是德国史研究最新的集大成之作。在德国专题史研究方面，德国发展道路的特殊性问题是学界关注的重点之一，如丁建弘、李霞《普鲁士的精神和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徐健《近代普鲁士官僚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李工真《德意志道路——现代化进程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德意志现代化进程与德意志知识界》（商务印书馆，2010年）等。 至于其他西欧、南欧、北欧国家的历史，至今仍然研究不够，如曾经的奥匈帝国，老牌殖民帝国西班牙、葡萄牙，西方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意大利，至今仍然欠缺成规模的综合性通史论著，其间原因甚多，语言因素是不能不考虑的。在英语一家独大的情况下，其他语言都被视为“小语种”，不能不影响到以通晓对象国语言为基础的国别史研究。这些还有待于后继研究者的拓展。 （5）苏联（俄国）史。苏联史虽是世界史研究起步时的热门领域，但是当时出版的有深度的研究著作并不多见。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后，苏联（俄国）史研究才得到了真正的大发展。1950年代留学苏联的学者，此时正值盛年，有多年的学术积累，使苏联（俄国）史研究出现了一个高潮。 有关苏联（俄国）的通史著作有，孙成木、刘祖熙、李建主编《俄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86年），陈之骅主编《苏联史纲（1917—1937）》（人民出版社，1991年）、《苏联史纲（1953—1964）》（人民出版社，1996年），陈之骅、吴恩远、马龙闪主编《苏联兴亡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张建华《俄国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等。2013年，人民出版社推出9卷本《苏联史》，其中已出版的有姚海《俄国革命》，郑异凡《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徐天新《斯大林模式的形成》、叶书宗《勃列日涅夫的十八年》、左凤荣《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在专史研究方面，有孙成木、李显荣、康春林《十月革命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李显荣《托洛茨基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闻一等《布哈林传》（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年），郑异凡《布哈林论稿》（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马龙闪《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刘显忠《近代俄国国家杜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黄立茀等《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苏联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等。1990年代以后的苏联（俄国）史研究者，得以利用不少新公布的档案文献。根据原始档案文献编译的36卷本《苏联历史档案选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使苏联史研究可以建立在更为坚实的史料基础之上，较过往研究的简单化表现出明显的多样化区别。 因为现实的观照，苏联（俄国）史研究者的兴趣显然更多集中在20世纪的苏联史。1978年以前的研究，更多集中在苏联革命史，如十月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的思想和实践等。1978年以后的研究，则开始关注苏联体制的弊端，如肃反问题、民族政策、农业集体化、大饥荒等。1991年苏联解体后，学界更关注苏联解体的原因及其经验教训。苏联解体前后其国内有关历史问题的讨论，影响到中国学界。我们对苏联历史的一些负面评价，与此是有关联的，其中也有一些历史虚无主义的看法。这些看法中有许多属于主题先行的主观价值判断，脱离了具体的历史情境，但其对正常学术研究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随着老辈学者的逐渐退出以及内外环境的变化，近些年来的苏联（俄国）史研究出现了明显低落的过程。学界需要下力鼓励新一代研究者的成长，化解那些不利于研究的因素，扩大那些有利于研究的因素，使苏联（俄国）史研究迈上新的台阶。 （6）日本史。日本是中国的近邻，两国有长期的友好交往历史，近代以来则发生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两国间的关系恩怨交织，成为学界关注的研究主题之一。1949年以后中国的日本通史研究，大体以万峰《日本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8年）为开端，其后续有发展，通史论著有吴廷缪主编《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王仲涛、汤重南《日本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冯玮《日本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王新生《日本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等。伊文成、马家骏主编《明治维新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年），米庆余《明治维新——日本资本主义的起步与形成》（求实出版社，1988年）、武寅《近代日本政治体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韩东育《日本近世新法家研究》（中华书局，2003年）等，则专注于日本专史研究。日本史研究比较强调其现实观照，如从中日近代历史发展的对比考虑，为什么日本的明治维新成功了，而中国的洋务运动失败了。再就是受中日战争的影响，中国的日本史研究有大量论著集中在中日战争和中日关系领域，既可以被归入日本史研究，也可以被归入中国史研究。但是，如果与日本的中国史研究相比较，中国日本史研究的不足之处是显而易见的，需要在今后不断改进提高。 （7）亚洲史。亚洲是中国所在的大陆，中国的周边邻国又都集中在亚洲，所以，亚洲史研究在中国得到相当的关注。在亚洲通史著作方面，1950年代出版了王辑五《亚洲各国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朱杰勤《亚洲各国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58年）、何肇发《亚洲各国现代史讲义》（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等。近些年出版的有，彭树智主编《中东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王治来《中亚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梁英明《东南亚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梁志明等主编《东南亚古代史：上古至16世纪初》（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纳忠《阿拉伯通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哈全安《中东史：610—2000》（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王治来、丁笃本《中亚通史》（人民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年）等。 亚洲国别史和专题史论著则有林承节《印度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林太《印度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刘欣如《印度古代社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黄思骏《印度土地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王任叔《印度尼西亚古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段立生《泰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贺圣达《缅甸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等。作为中国的近邻，且与中国有着相同的被日本侵略的经历，韩国史研究集中在近代，尤其是韩国独立运动在中国发生、发展的历史。中东国家是亚洲国家中颇为特殊的群体。由彭树智主编的《中东国家通史》（商务印书馆，2001—2009年）共13卷，研究了18个中东国家的历史，比较注重这些国家历史上的各种内在联系，并且将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关系置于重要地位进行论述。总体而言，亚洲史的国别史研究还有缺项，专题史研究尤待深入。 （8）非洲史。1980年代以后，非洲史研究得到持续发展，有杨人楩《非洲通史简编——从远古至1918年》（人民出版社，1984年）、中国非洲史研究会编《非洲通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何芳川等主编的3卷本《非洲通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等著作。但是，由于研究资料和人员有限等原因，非洲国别史和专题史研究较为缺乏。除北非和南非的少数国家的研究，如杨灏城《埃及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郑家馨《南非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外，其他非洲国别史和专题史较为少见。李安山的《殖民主义统治与农村社会反抗——对殖民时期加纳东部省的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非洲华人华侨史》（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年）是非洲专题史研究中的佼佼者。 （9）拉美史。拉美远离中国，受关注较少。虽然中国的拉美史研究有了不少进步，但研究规模始终不大，研究队伍人数不多。主要研究成果有，李春辉《拉丁美洲国家史稿》（商务印书馆，1973年）、《拉丁美洲史稿》（商务印书馆，1983年），林被旬、董经胜《拉丁美洲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冯秀文等《拉丁美洲农业的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刘文龙《墨西哥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等，集中在拉美被殖民史及其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拉美经济发展中的依附问题以及拉美主要大国史等方面。 3.专题史研究的深入拓展 专题史研究在世界史研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专题史通过对特定领域的研究，可以跳出国别史研究以地域为中心而“画地为牢”的局限性，从更长程、更广阔的时空层面，反映世界历史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世界史的专题史研究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 （1）古代中世纪史。古代史研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从历史的基本观察角度——时间角度去观察，古代史可以列入以时间为经的通史范畴。但如果将通史从贯穿古今的角度去处理，从历史的又一基本观察角度——空间角度去观察，古代尚未形成完全一体化的世界，那时的国家概念又显然不同于近代以来以民族国家构建为中心的国家体系。所以，以国别史框架处理古代史，有其一定的困难之处，而从专题史的范畴处理较为方便，古代史研究由此多半被列入专题史中的古代文明研究范畴。 在历史研究各门类中，古代史研究是具有相当难度的高度专门化的学科，入门要求很高，仅仅是其需要学习掌握的那些古代死语言（如古埃及、苏美尔、阿卡德、赫梯、亚述、波斯语）以及今人已很少利用的语言（如古希腊语、古拉丁语、梵文、中世纪英、法、德语）等，便非未经系统正规学习之研究者所可为。但是，古代中世纪史又是世界史研究中成绩较为显著的学科。 古代中世纪史研究自1950年代起步，由借鉴而自立，得到了一定的发展。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指引下，古代中世纪史研究跳出过去一些教条的束缚，以实事求是为本，在古代社会、国家起源、社会结构、封建主义等方面，都有许多新的研究成果和进展。通史著作有林耀华《原始社会史》（中华书局，1984年），杨堃《原始社会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林志纯（日知）《世界上古史纲》（人民出版社，1979年）（署名为集体编写），黄洋、赵立行、金寿福《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孟广林《世界中世纪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陈志强《拜占廷帝国史》（商务印书馆，2003年）。专题研究成果有，刘家和、廖学盛主编《世界古代文明研究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日知主编《古代城邦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9年）、易建平《部落联盟与酋邦——民主·专制·国家：起源问题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胡庆钧、廖学盛主编《早期奴隶制社会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晏绍祥《古典历史与民主传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希腊城邦民主与罗马共和政治》（人民出版社，2019年），黄洋《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古代希腊政治与社会初探》（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陈恒《希腊化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刘文鹏《古代埃及史》（商务印书馆，2000年）等。 世界中世纪史在社会经济主题方面取得的成就比较突出，其中如马克垚《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1985年）、彭小瑜《教会法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倪世光《中世纪骑士制度探究》（商务印书馆，2007年）、赵立行《商人阶层的形成与西欧社会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俞金尧《西欧婚姻、家庭与人口史研究》（现代出版社，2014年）等，均为可读之作。 （2）文化史。1980年代的文化热也影响到世界史研究，出现了不少相关研究成果。如周谷城、田汝康主编了《世界文化丛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1996年）30余种，部分为研究论著，部分为译著。汝信主编了《世界文明大系》12卷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2002年），包括了世界各主要文明的介绍与研究。还有周一良主编了《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何芳川主编了《中外文化交流史》（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8年）等。 专题研究方面，意大利文艺复兴研究取得了明显进展，论著有刘明翰主编《欧洲文艺复兴史》（人民出版社，2006—2010年）12卷、陈小川等《文艺复兴史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张椿年《从信仰到理性——意大利人文主义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张世华《意大利文艺复兴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年）、朱龙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起源与模式》（人民出版社，2004年）等。 （3）二战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战争）与中国密切相关，中国抗日战争是二战的一部分，中国战场是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故为学界所关注。二战史研究于1980年代开始起步，自始即表现出鲜明的特色，强调东方中国战场的作用，强调人民抵抗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正义性及其意义。朱贵生、王振德、张椿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人民出版社，1982年），是中国最早的二战史著作之一。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1999年）5卷本，分阶段论述了二战史的全过程。对于过去众说纷纭的二战史起源问题，该著将其分为两个起源地，从而形成两个起始点，东方战场以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为揭幕，西方战场以1939年纳粹德国入侵波兰为开端，较好地解决了有关战争起始点问题的争执，也基本得到了学界的认可。 除了上述研究领域外，专题史研究可谓四处开花，无所不在。政治、外交、经济、社会、思想史，这些过去已有研究的主题有新的开拓。冷战、文明、环境、城市、人口、海洋、妇女史，这些过去较少研究的主题被填补空白。假以时日，专题史研究仍将方兴未艾，续有发展。 4.世界史研究的短板与不足 世界史研究在1949年尤其是1978年以后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也存在着明显的短板与不足，这其中有一些是史学研究共有的，也有不少是世界史研究特有的。 档案文献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但是，世界史研究在其起步阶段，最缺的就是档案文献等原始材料，如果与数量庞大的中国史档案文献史料相比更是如此。世界史研究的档案文献史料都收藏在外国，因为各种条件的限制，研究者无法在第一时间获取这些档案文献史料，这个问题在相当长时间里困扰着世界史研究者。如果将中国史研究论文和世界史研究论文两相对照，便可见及两者间运用史料的差别。当时，世界史研究者能够利用的基础性史料非常有限。国内编译的世界史史料集，始于1957年杨人楩主编的《世界史资料丛刊》。这些史料集选译了一些原始文献或论著，但篇幅有限，多不过二三十万字，少则只有十几万字，与其说是为了研究，不如说是为了教学参考。仅仅利用这样的史料，难以从事深入的研究。世界史学界还编译了一些专题档案文献史料，如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院）编辑，分别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现代国际关系史参考资料》（6个分册），复旦大学主持编纂的《战后世界历史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2000年）共11册，兼有资料性与研究性。因为学界对国际共运的关注，还编译出版了若干种第一、第二、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和巴黎公社的历史资料。 直到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开放的不断扩大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出入境和经费问题基本得以解决，长期困扰世界史研究者的档案文献获取问题才有了很大缓解，在研究中利用一手档案文献成为必备前提。尤其是网络时代兴起后，网络成为查找史料的最大平台，数据库成为新的史料来源，为世界史研究的史料搜求带来了革命性变化。如美国盖尔公司开发的“盖尔学术资源”（Gale Scholar）数据库，收录了1.7亿页原始文献，不仅可供全文检索，而且提供“先进的文本分析和数据可视化工具”，其对传统的依赖人工查阅纸本资料的研究所带来的冲击可想而知。 除了研究的基础史料严重缺乏之外，世界史研究存在的不足和问题，中心所在是缺乏原创论题及其分析阐释。中国史研究在1949至1966年期间因有关“五朵金花”的讨论而备受关注，在世界史研究领域，则缺乏这样能够引起广泛关注与讨论的论题，这与当时世界史研究开展不够、水平不高是有关联的。改革开放以后，世界史研究日渐活跃，也有了许多讨论的论题，如关于国家起源、西欧封建主义、近现代史分期、文明和现代化在历史演进中的地位和作用、二战起源和东方战场等等，都曾有热烈的讨论，大大推动了研究的进步。而且，许多讨论还对现实有所呼应。例如，马克垚将古代史研究中对若干问题讨论的意义总结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从城邦到帝国发展路线的讨论，旨在批判东方专制主义、欧洲中心论；封建化到封建名实问题的讨论，试图将世界史上的封建制度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但是，由于世界史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发展的时间毕竟还不是很长，研究还受到各种各样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国门打开之后，世界史研究者一方面得以在第一时间接触外国的研究前沿，一方面又难免受到外国研究的影响，跟着外国研究走的情况也不在少。如何提出世界史研究的中国论题，建立世界史研究的中国学派，说出世界史研究的中国话语，仍是世界史研究者面临的艰巨任务。 三、世界史研究的新趋向及其前瞻 1.世界史研究的新趋向 自1949年到2019年，世界史学科经历了70年的发展，走过了从起步到繁荣之路。当下的世界史研究，可谓是数量成果丰硕，质量日渐精进，观点百花齐放，队伍人才济济，展望前景，更是大有可为。 在世界史研究的发展历程中，具体研究的进展可谓不胜枚举。但如果就对世界历史演进的整体认知而言，在社会形态演进论的范式之外，不能不提到的是1980年代以后提出并得到呼应的现代化论和文明论的研究范式。 罗荣渠提出了世界史演进中“一元多线”发展的现代化演进论。他着重生产力在历史演进中的作用，认为原始生产力、农业生产力、工业生产力是3种不同性质、不同形态的社会生产力。在相同的生产力水平条件下，其发展道路可以有多种模式，社会形态也可以表现为多样性。他以生产力为标准，将人类社会发展划分为原始农业文明、古典农业文明、原始工业文明、发达工业文明4个不同阶段，从而在一元化的生产力基础上，勾画出多线发展的世界史框架，并以现代化为中心，解释人类历史尤其是现代世界的变化与发展。罗荣渠的现代化论，自有其出发点及解释路径，但历史发展能否以一元的（尽管是多线的）现代化发展路径去统领和解释，亦有各种不同看法。至少，用现代化论处理前现代史的演进时，还是有相对困难之处。而且，仅仅以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去解释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似亦有简单处，尤其是在晚近科技文明迅速发展的背景下。 罗荣渠之后，钱乘旦亦明确提出，“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代表作为其主编的10卷本《世界现代化历程》（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该书将现代化发展论落实到具体研究中，以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为例，讨论了现代化的作用和影响，有助于进一步推动相关主题的研究。 文明发展论亦为对世界历史作总体解释的研究范式，马克垚主编的《世界文明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可为其中的代表作之一。马克垚认为，“文明是人类所创造的全部物质和精神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文明史也就是世界通史。过去的世界通史强调的是短时段的东西，政治事件，伟大人物，后来又加上了经济形势、文化情况等比较稳定的东西。文明史不同于世界史，就是它所研究的单位是各个文明，是在历史长河中各文明的流动、发展、变化。把文明作为研究单位，我们就要区别不同的文明，要划分文明的不同类型”。将文明发展论用于诠释历史演进自亦有其出发点和可取性，但若将全部的历史演进都纳入文明谱系中，亦非易事。就历史的演进发展而论，社会形态论或可包容现代化论和文明论，但后两者未必全能包容社会形态的演进。如何看待历史演进发展的基本脉络，还值得研究者的深入思考。 进入21世纪以来，专题史研究中的生态环境史为学界所关注，出版了若干种研究论著，如梅雪芹《环境史学与环境问题》（人民出版社，2004年）、徐再荣《全球环境问题与国际回应》（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7年）、包茂宏《环境史学的起源和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傅成双《自然的边疆：北美西部开发中人与环境的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高国荣《美国环境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肖晓丹《欧洲城市环境史学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18年）等。生态环境问题于1960年代在欧美发端，后为学界所关注，渐成新的研究主题。1978年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在粗放生产条件下产生的生态环境问题亦随之产生，从而也引起中国学界的关注。对生态环境主题的研究和讨论，体现了历史研究和现实发展的互动关系，对1980年代以后世界史学界提出的整体世界史、现代化问题、文明史论，都或多或少有所回应，从而是个可以纽结多重角度去探究的主题，并且可以反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目前仍在不断发展中。 国际冷战史是1990年代以后在世界史学界得到关注和发展的又一研究主题。随着1991年苏联的解体，过去以美苏对峙为中心的冷战落幕，冷战史研究随之在美国兴起，并迅速发展为国际性学科。冷战史研究的应运而生，除了学术研究而外，也有争夺冷战解释话语权的含意在内。作为苏联解体后的继承者，俄罗斯学者在这方面显然处于下风，大量冷战史料包括俄罗斯方面的史料都收藏在美国，从而也使美国学者在冷战史研究及其阐释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学者的介入，对于国际冷战史研究话语权的争夺具有积极的意义。以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为主导，在冷战时期的中苏关系、中国和东欧国家关系、中朝关系、中越关系、中美关系、中国和西方关系等方面，有了不少成果，并且编辑出版了《国际冷战史研究》集刊。冷战史研究具有较为鲜明的中国特色，即以冷战时期的中国与冷战相关国关系为中心，着重运用档案文献史料，讨论历史过程，得出研究结论，并且是目前中国世界史研究中真正能够与外国学者平等对话的领域之一。不足之处在于，对冷战的主体国——美国和苏联及其他相关国的研究还不够，有待今后的不断推进。 全球史是近些年来引起世界史研究者关注的主题。16世纪以来，随着工业化和世界交融的日渐发展，全球各国都无可挽回地被卷入一体化浪潮中，气候、环境、疫病、毒品等方面的问题更是超越了国家限界，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书写显露其局限性。全球史的兴起正是以这样的大环境为背景，其中的一些代表作，如威廉·麦克尼尔的《全球史》和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都已被翻译出版。中国学者也开始从全球史的角度进行世界史研究，如于沛主编了《全球化与全球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首都师范大学编辑出版了《全球史评论》集刊。 全球史处理的主题，包括贸易、迁徙、战争、文化、技术、生态、环境、疾病等，多为跨民族、跨国家的范畴，将人类历史从静态的、分隔的、孤立的发展，转变为动态的、联系的、互动的过程，也就是“从欧洲和西方跳出，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和时代”，“建立全球的历史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全球化使国家利益开始突破本土地理疆界向全球拓展”，从而使全球史研究具有合理的出发点。但是，全球化本质上仍以西方价值观为导向。因此，全球史也很难摆脱西方话语体系，他们的研究“虽然会更加客观一些，但是实际上非常明显，这依然是以西方为中心”，而且，“这种经过掩饰的西方中心论并不是绝无仅有的”。因此，有论者认为，我们应该警惕全球史“扬弃民族国家历史的立场有可能被某些意识形态所利用，为否定民族国家的当代合理性提供历史学依据” 2.世界史研究的中国论题 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就其学术实践和人文关怀而言，本质还在于使中国人对世界史的连续性、多样性、复杂性有全面的、深入的、正确的认知，从而建立通达、包容、积极的世界史观，既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世界的发展进步。因此，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确立中国论题，提出中国看法，诚为中国学者不能不考虑的根本问题。这绝不是将世界史的事实，扭曲为中国式的解读，而是由中国学者的主体性出发，以世界性的观照，提出自己对世界史的独创看法。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在世界各国的世界史研究中，让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占有一席之地，也才能真正发挥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功用，无论是其经世济用，也无论是其学理探究，还是其人文情怀，莫不如此。 对于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而言，自始即存的大问题，就是如何破解“欧洲中心论”。因为工业革命的发生，现代化最早完成于欧洲，而随着全球交融的扩展，现代世界也是以欧洲为中心构建的，所以，世界史作为一门学科产生于欧洲，其阐释权也被欧洲学者所垄断，形成世界史言说中的“欧洲中心论”。这是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者自始便不能不面对的事实。早在1928年，雷海宗在评论威尔斯（时译韦尔斯）的《世界史纲》时便明确提出，这是一部“专门发挥某种史观的书”，“在他的脑海里，‘历史’一个名词就代表‘西洋史’，而他的历史观也就是他以西洋史为根据所推演出来的一个历史观”。所以，雷海宗认为，“我们中国人学习世界历史，则必须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世界，这样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纠正过去把‘世界史’看成是‘西洋史’的错误看法”。 雷海宗的看法，代表了中国世界史研究者的批判意识和主体性认知，破解“欧洲中心论”也成为中国世界史研究贯穿始终的论题之一。因为“不能指望西方人替我们破除其西方中心论，因为西方中心论是他们历史视野的局限，只有我们进行积极主动的历史解释，参与历史话语之间的对话和讨论，才能逐步冲淡西方历史学家的西方中心论色彩”。 1960年代，吴于廑提出了对“欧洲中心论”的系统批评。他认为，“欧洲中心论是以欧洲为世界历史发展中心的。他们用欧洲的价值观念衡量世界……这在西方史学中成了根深蒂固的、不可移易的思想”。他还提出，“我们反对的是只见中心，蔑视、歧视和鄙视其余，却并不因此就主张把中心和周围平列，贬损中心的实际意义”。在吴于廑看来，破解之道就在于体现世界历史的一致性，说明世界历史由闭塞的、非整体的发展达到整体性的发展，能够正确地解决这两个问题，就可以体现世界观点。 1980年代，在改革开放时代更广阔的背景下，吴于廑对“欧洲中心论”又做出了总结性回应，提出了“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历史观，这是基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论述并且对全球史观有所回应而又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论断。按照马克思的看法，“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吴于廑认为，纵向看，世界历史“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表现为不同民族和国家历史演变的多样性和世界历史的统一性；横向看，世界历史“是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而言”。它们共同的基础和最终的推动力量是物质生产的进步。因此，“既然历史在不断的纵向和横向发展中已经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世界历史，那么，研究世界历史就必须以世界为一全局，考察它怎样由相互闭塞发展为密切联系，由分散演变为整体的全部历程，这个全部历程就是世界历史”。 吴于廑的“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历史观，既是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也回应了世界史的国际研究前沿如全球史论述，代表了中国学者提出世界史研究的中国论题并以中国学者的主体性而发声的新高度。但是，如何在这个整体认知的框架下，将世界史研究具体化，仍然是任重道远。在整体世界史框架中，如何处理前近代的相关问题，也仍然有不明晰之处。而且，虽然中国学者对“欧洲中心论”始终保持着警惕和批判，但批判的武器即理论和方法又往往源自西方，仍然不能从根本上摆脱西方研究的影响，这也是值得世界史研究者关注并不断有所改进的方面。 3.世界史学科的定位变化 世界史研究是历史研究的一部分，其所包含的论述对象和内容，也就是其学科定位，就其本来意义而言，是世界史研究学术共同体讨论的结果。但是，因为在国家层面制订了学科分类的国家标准，而世界史教育的定位又是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制定的学科专业目录决定的，所以，世界史研究的学科定位，不能不受到国家标准和学科目录的指导及约束。 根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于2009年发布的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历史学一类标准被分为15个二类标准，其中综合类二类标准为史学史、史学理论、历史文献学、专门史、历史学其他学科，既关乎中国史，也关乎世界史。中国史二类标准为中国通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现代史、简帛学，世界史二类标准为世界通史、亚洲史、非洲史、美洲史、欧洲史、澳洲大洋洲史。在这个国家标准中，世界史的学科定位与中国史大体持平。 与学科分类的国家标准相比，对世界史学科定位更具影响力的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制定的学科专业目录。这本是为大学学位教育制订的学科指南，但是，因为这个学科目录对大学学科设置的约束性规定，使其成为大学学科设置和发展的指挥棒，从而也成为对世界史学科定位最强有力的影响因素。 从1983年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制订了多个版本的学科目录。在1990年版的学科目录中，历史学一级学科项下，世界史二级学科为上古史和中古史、近现代史、地区国别史，中国史二级学科为古代史、近现代史、地方史、民族史。两者大体持平。但是，1997年的学科目录调整，世界史被缩减为历史学一级学科项下的8个二级学科之一（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考古学与博物馆学、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专门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这次调整对大学世界史教育产生了立竿见影的影响，世界史学科在可利用的学术资源方面，与其他二级学科相当。但是，除了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史之外的二级学科，与中国史的关联度远大于与世界史的关联度，这就直接导致了世界史学科在大学教育中的地位下降，从而又带来了学科在一定程度上的萎缩。世界史学界对此忧心忡忡，不断呼吁改变这种状况。 经过世界史学界的多年努力，2011年版的学科目录，将世界史列为历史学大类下与中国史和考古学并列的一级学科，从而为世界史学科发展带来了良好契机，发挥了正向激励作用。在调整后的世界历史一级学科项下，设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古代中世纪史、近现代史、地区国别史、专门史共5个二级学科，与中国史的7个二级学科（较世界史多出历史地理学和历史文献学）大体持平。唯因种种实际原因，世界史虽然在学科目录上与中国史并列，但就其研究队伍、研究成果、社会影响等方面，仍然与中国史无法相比，世界史学界在最初的兴奋过后也意识到，仅仅是学科目录的调整，还不足以成为研究最主要的推动力。如何进一步提升世界史的学科地位，发展世界史研究，仍是世界史研究学术共同体面临的重要任务。 4.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前瞻 2018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二百周年大会讲话中提出，“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我们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2019年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贺信中，要求历史研究工作者，“着力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推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这为我们推动和发展世界史研究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历史学作为每个时代所需要的一门基础社会科学，又要求能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这是现代科学的另一个基本特征。历史学家应有鲜明的时代感与责任感。”进入21世纪，如何发扬中国史学和中国世界史研究的优良传统，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持续推动学科发展，拿出一流水准、世所公认的研究成果，不能不是世界史研究者所思所虑的根本所在。 当下的世界史研究，具备了前人所不具有的大好机遇和良好条件，如知名学者的引领、中年专家的进取、青年人才的加入、经费的支持、交流的活跃、资料的获取等。世界史研究空前活跃，观察世界历史的视角从过去的单一转向多元，从上层转向下层；研究主题丰富多样、无所不包，几乎不再有不能被研究的主题；研究的方法和手段多种多样，除了传统历史学研究方法之外，人类学、社会学、统计学、心理学、法学、经济学乃至自然科学诸学科的研究方法都被运用在历史研究中，成为跨学科研究；历史写作不只重叙述，而更重问题的分析，结论也不单是通过论证而得之固定不移的定论，而是对历史具有多重面相的阐释。总体而言，当下世界史研究的广度、深度与高度，是过去无法比拟的。 但是，在看到世界史研究取得很大进步的同时，也应关注其面临的不容忽视的多重问题，如缺乏原创性研究，缺乏本土问题意识，盲目追随外国研究，从而成为外国研究的传声筒；只重美、英等大国研究而忽视欧美其他国家研究，亚非拉国家研究更为缺乏；研究选题碎片化，脱离现实，貌似前沿实则空洞；论述低水平重复，缺乏理论高度；等等。总体而言，目前的世界史研究，与国际研究前沿相比，还有相当距离，还缺乏真正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实事求是地说，世界史研究不仅与国际研究前沿有距离，与其国内同行中国史研究相比也还有不足，如何打通世界史与中国史的区隔，在中国史研究中引入世界史思考，在世界史研究中确立中国史定位，真正将世界史与中国史交融一体进行研究，是世界史学界也是中国史学界的共同责任。雷海宗早年即提出，“我们在学习世界史的过程中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要注意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和彼此间的相互影响，第二要注意中国对世界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虽然如此，世界史和中国史之间的区隔仍然存在。有研究者注意到，在中国史研究者中引起广泛反响和讨论的一些外国研究，如柯文、滨下武志、弗兰克、彭慕兰、王国斌等的研究成果，“大多数世界史学者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些成果或视而不见”。同样，在世界史学界颇具影响的海登·怀特、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研究，中国史研究者似乎亦很淡然。其实，这些研究各有侧重，各具意义，我们要做的是在了解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更好地取长补短，而不是各有偏向，各取所需。 因此，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地位与发展，与中国的国家地位与发展，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恢宏事业，与中华民族复兴的卓绝高度，都还不相适应，都还有待于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世界史学界对此是有共识的。“我们的世界史学科已经具备了在新世纪进一步发展的主客观条件，我们应该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更高的目标和要求，那就是，说我们自己的话，写我们自己的书，形成我们自己的学术流派——中国学派。”世界史研究者应该坚定学术自信，不负时代之托，以自己的努力，拿出公认的成果，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写出充分而且适当地反映出中国历史文化的世界史，使世界历史的内容更加丰富，而且，有了中国历史这一重要的参照系，人们对于世界历史的认识无疑会有很大的提高。这样我们中国历史学者也就对世界历史学界做出来自己应有的贡献”。同时，“由于有了世界史这一重要参考系，也将对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背景、总趋势有更清晰的认识，从而高屋建瓴，对中国历史本身取得更深刻、更广阔的理解”。 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9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