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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印度公司在亚洲的活动，是集远洋贸易、跨文化交流和殖民掠夺为一身的多面故事，长期以来一直是学术界高度重视并争论的问题。近年来，随着全球化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东印度公司研究再掀高潮。但是，由于相关资料主要集中在东印度公司的母国，即英国、荷兰和法国，该领域研究一直是由西方学者主导的。在为数不多的由东方学者撰写的著作中，羽田正教授的《东印度公司与亚洲之海》（中文简体译本近期将由“理想国·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是最新推出的，给人不一样的感觉。 在笔者看来，本书有以下特点。 首先，采用了世界史研究的方法和路径。所谓“世界史”，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兴起的、与传统民族史学不同的、以研究世界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相互联系为面向的历史。为了同过去的世界史（即外国史）相区别，包括羽田正教授在内的史家又称晚近的世界史为“新世界史”。世界史研究最早出现在美国和中国，但进入21世纪后日本跟进很快。杉山正明对以蒙古为代表的欧亚草原帝国的研究，羽田正对亚洲海洋世界的研究，是这方面的代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国著名史学家吴于廑先生提出了 “整体世界史观”。他将人类历史分为“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指出世界史研究侧重于后者，即人类历史从分散到整体的发展。在论及本书的指导思想时，作者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说：“迄今为止的历史研究主要根据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以时间为轴来开展研究。这就是所谓‘纵向历史’研究方法。但是，针对同一时代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历史，通过横切的方式来叙述世界整体过去所发生的历史，也就是所谓‘横向历史’研究方法的应用，至少在本书出版十年之前是很少有人尝试的。”《东印度公司与亚洲之海》力图以东印度公司为客体，构建17、18世纪“横向相连的‘世界史’”。 在西方史学界，“东印度公司研究”是一门显学。在传统的历史叙事中，东印度公司的活动被视为欧洲民族国家或帝国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即通过对外贸易和对殖民地的掠夺最大限度地获取财富，以达到国强国富的双重目的。随着战后欧洲殖民主义体系崩溃，东印度公司研究也从国家或帝国史框架中解脱出来，成为纯经济史研究。借助国际贸易理论和计算机技术，以尼尔斯·斯廷斯加德、柯提·乔杜里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家对东印度公司贸易的性质和结构、交易体系、货物种类、长期趋势等进行了统计分析和专门化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他们发现了一些新问题并得出了一些新的结论，比如股份制是东印度公司的制度创新，也是西方国家在亚洲海域获得成功的关键；在东印度公司运回的货物中，奢侈品所占比例不大，大宗货物如靛蓝、硝石、生丝和棉纺织品才是主要的；东印度公司不仅有官方贸易，还存在公司职员成规模的私人贸易。 与战后的非殖民化运动相伴随，西方史学界也开始对19世纪大行其道的民族史学进行反思。在他们看来，这种狭隘的民族史对于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了摆脱民族史学的局限，一些史家开始寻找超越民族国家的叙事单位。“文明”、“海洋”等新单位应运而生。法国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是海洋史研究的奠基人。在1949年出版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一书中，他首次将地中海和周边的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他认为在深层次的自然环境和人文条件作用下，地中海世界不同文明同呼吸，同命运，即使菲利普二世时代基督教西班牙同伊斯兰土耳其之间的争霸战争也不能改变。受布罗代尔的启发，乔杜里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从对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研究转向对印度洋的研究。他认识到与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世界相比，印度洋的自然环境和人文条件存在很大差异性，不同文明之间远未形成分享共同命运的局面。但是，印度洋世界仍然是一个整体。除了季风、移民等因素的影响之外，远距离贸易也发挥了重要的整合作用。这里很早就出现了以港口城市为中心的环印度洋商业网络，并形成了不同文明共享的商业文化。伊斯兰教的扩张、中国的强大影响以及16、17世纪美洲白银的流入进一步加强了印度洋世界的文化和经济联系。 羽田正教授吸收了西方学者新的研究成果，这些在本书中时有反映。但他关注的重点不是东印度公司的商贸活动，也不是印度洋和印度洋世界的统一性，而是“通过东印度公司的兴亡来描述17、18世纪整个世界的变化”。在他看来，世界的一体化潮流始于16世纪以后，并一直持续至今。四百年间，受这股巨大潮流的冲击和影响，地球和居住在地球上的人类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17世纪英国、荷兰和法国的东印度公司伴随这股潮流相继成立，推动这股潮流向前发展，并最终随着世界一体化的深入退出历史舞台。因此，本书不是对单个东印度公司研究，也不是对东印度公司某一方面活动或影响的研究，而是围绕17、18世纪整体世界初步形成进行的综合分析。本书不仅介绍了东印度公司兴起的背景，分析了它们相继退出历史舞台的原因，还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了17、18世纪东印度公司的活动及其影响。除了常见主题如公司组织、商船、商路、商馆和货物之外，本书还包含移民、女性、混血儿、走私商等新内容。 其次，将日本纳入17、18世纪的整体世界，并寻找在其中的定位。在以往的东印度公司或印度洋世界研究中，日本都处于边缘地位。按照迈克尔·皮尔逊教授加大的“印度洋世界”定义，该地区从好望角延伸到印度尼西亚最东端，上接中国南海。说该定义是“加大的”，是因为他加入了被过去定义所忽视的东非，并突出了中国的影响。尽管如此，日本仍不在此范围内。在本书中，羽田正教授将17、18世纪东印度公司活动所及的所有亚洲国家和地区都纳入考察范围，为此他使用了“亚洲之海”。所谓“亚洲之海”不仅包括印度洋，还包括中国的南海和东海。 为了突出日本在17、18世纪世界史中的特殊地位，羽田正进行了比较分析。他首先将东亚海域与印度洋区别开来。他将“东亚海域”称为“政治之海”，由于明清中国和统一后的日本拥有强大的王权，因此东印度公司在这里的影响力受到很大限制；欧洲人，包括东印度公司之前的葡萄牙人无法做到为所欲为。至少直到18世纪末，东印度公司还不是这一海域的主要势力；中国和日本政府，还有华商和水手才是推动这一海域历史发展的重要力量。然后，他将日本同中国区别开来。日本在统一之前是以明朝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的一部分。在东亚海域，这一秩序是通过朝贡贸易表现出来的。统一之后的日本试图挑战东亚秩序或从中摆脱出来。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探索，日本建立了在以本国为中心的地区秩序之上的海外贸易体制。这种新体制与欧洲体制十分相似，即拥有主权的政府负责管理“国家”的对外贸易。在他看来，19世纪后半期日本的“脱亚入欧”并非偶然。由此可见，作者书写世界史的最终目的是回答日本问题。 第三，回归宏大叙事，书写普通人能读懂的历史。传统上，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历史学都具有资政育人的社会功能。好的历史作品亦文亦史，为普通人所喜闻乐见。在文艺复兴时期，历史是绅士教育的重要内容，具有陶冶情操、明辨是非、增长智识之功能。到了启蒙时代，历史是思想家扫除愚昧、开启民智、构建知识和理性社会的利器。一部宏大叙事、雅俗共赏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让多少欧洲人看清了宗教的虚伪和不宽容。但是，在经历了19世纪的专业化之后，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变得越来越狭窄，离现实和普通人的需求越来越远。毫无疑问，历史学的专业化是必要的，但是专业化的历史如何兼顾传统的社会功能却是值得思考的。在笔者看来，《东印度公司与亚洲之海》最大的亮点在于，作者以极大的勇气书写了一本从专业的角度并非特别专业，但能为专家和普通人共享的历史。如同作者坦陈，这是一项有意义的综合研究，但难度很大。他说：“以一人之力来挑战如此庞大的主题难免失之轻率和鲁莽。笔者开始写作以来，面对如此困难数次感到挫败。但是，总要有人去挑战这一壁垒不可。现在人们需要一种将当今世界的发展过程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理解的历史叙述方式。身为历史研究者的我应该直面此类课题。” 本书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让笔者困惑的是，作为日本“新世界史”的积极倡导者，本书作者并未摆脱“欧洲中心论”的影响。美国史学家杰里·本特利在2002年出版的《西方历史思想手册》“新世界史”条目中指出，除了将跨文化交流带入历史研究中心之外，新世界史最主要关心的是构建与欧洲中心论不同的历史理解路径。这并不是否认欧洲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性，而是否认将欧洲经验作为衡量其他社会发展的标准。本书恰恰存在这方面的问题。本书的核心观点是，17、18世纪欧洲东印度公司之所以能够在亚洲海域胜出，是因为它们是从统治领土的主权国家的世界中生长出来的；日本因为早在江户时代就形成了与欧洲主权国家非常相似的体系，因而能走上与亚洲其他国家不同的道路。基于此，他批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把中国和印度与欧洲各国放在同样的平台上来进行分析。在笔者看来，作者赋予了欧洲形态的国家太多的重要性，而这正是新世界史和文明史、海洋史力图改变的。作者将17、18世纪欧洲和亚洲的国家形态区分为对疆域的统治和对人的统治，认为只有出现主权理论的国家才是主权国家，只有发展出人民主权概念的国家才是民族国家，这些都过于简单化和绝对化。笔者认为，至少17、18世纪的中国是领土国家、主权国家和民族国家，这也是亚当·斯密在“论主权者或国家的收入”一卷中将中国和欧洲国家同等对待的原因。 行文于此，笔者不免有些惆怅。2007年，刘新成教授在为杰里·本特利《新全球史》中文版作序时说：“上世纪80年代吴于廑先生曾经指出，对世界各地之间横向联系的研究不足，是我国世界史学科的薄弱环节。吴先生此说在史学界同仁中得到广泛认同。但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对横向联系的研究仍然没有起色。”从刘教授发表感叹至今，十多年又过去了。在此期间，日本的新世界史几乎从无到有，如今已经硕果累累，但我国的新世界史仍然没有起色。在笔者看来，同20世纪80年代相比，世界的一体化进程大大加快，“全球化”或“逆全球化”已成为世界各国争论的焦点问题。因此，从横向联系的视角思考人类社会的过去、现在与将来变得更加迫切。面对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中国的世界史工作者为什么几乎集体失声？这似乎与90年代中国史学的重新定向有关。王学典先生将中国近百年的史学争论归结为史观派与史料派之争。民国史学深受德国实证主义史学影响，重视史料考订和小问题研究；从新中国成立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史学重视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大问题研究，史观派占支配地位；但八九十年代史料派复兴并大有一统天下之势。他说：“进入1990年代后，史观派的学术地位就越发无足轻重，乃至可有可无了。”因此，当国际史学界受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和影响，大力开展新世界史研究之时，中国史学却回到了民国，回到了乾嘉。毫无疑问，史料考订和具体问题研究是必需的，但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探讨也是需要的。笔者认为，史料与史观、具体研究与综合分析、学术探讨与现实关怀不是不可以调和的，处理得好，还可以相得益彰。希望《东印度公司与亚洲之海》的出版能给中国史学界一些启示。（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