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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phrectomy是一个相当冷僻的医学词汇，即肾脏全切除术。如果要厘清梁启超当年的手术“事故”，即坊间流传的错割右肾，阅读英文原版史料是必须的。在1926年的北京协和医院，英语是官方语言，所有文件均用英语记载，包括主刀医生的第一手资料。所以，我们能够从这些原始材料中了解一下梁公的主刀医生，也即中国首位哈佛医学博士刘瑞恒（J.Heng Liu MD）大夫。 当然，不少患者也娴熟英语，比如梁启超就曾以英文释疑病情。但是，有关梁启超医案的细节，长期以来所流传的，大都是一面之词，主要“信源”来自梁氏的朋友圈。其中火气比较大的，要数陈西滢、徐志摩等一班热血后生，他们在《现代评论》和《晨报》上刊发文章，大骂协和医院。出于种种原因，失去了一个肾脏的梁启超本人却十分谨慎，并未放任事件升级。 据1926年度的协和医院年报，截至当年6月，协和医院外科仅施行过两例肾脏全切除术，其中包括梁案。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20世纪初期，再好的医院，也是不敢轻易承接肾脏全切除术的。这台大手术要从后背部切割到前腹部，留下刀疤足有尺余。医生接手该手术极其小心，尤其在以严谨为座右铭的协和医院。因此，若指责医院和医生“孟浪”，未免过于简单粗暴，更何况，手术是患者要求的。 梁公的这台大手术请了刘瑞恒医生主刀，梁公好友力舒东医生（Zung-dau Zau MD）也功劳不小，亲自担当主刀助手。刘大夫于1915年获哈佛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首先任职于上海哈佛医学院，即当年的红十字医院，也即如今的华山医院。只不过，上海哈佛医学院昙花一现，只存在了短短六年（1911—1916）。近百年来，从这座古老的建筑里，走出一代又一代西医后学，如今不少人已经成了医学界精英，因此，医学界素有“上医”的品牌。 为梁启超主刀时，历经麻省哈佛与上海哈佛双重医学训练的刘大夫，正值36岁年富力强的人生阶段，他同时还担任着北京协和医院挂头牌的中国籍专家，为协和执行医务总监，业务水平仅在一人之下。要知道，是年的小洛克菲勒，也还只是协和董事会里资历尚浅的成员。 彼时适逢多事之秋，军阀火并。刘大夫在其执笔的1926年外科总结中说： 过去一年的内战，使外科处于紧张的战争状态，用尽科室所有资源……有好几个月，外科病房就像野战医院……是年有三位医生休假，他们是外科主任泰勒教授，外科副教授韦伯斯坦博士和外科高级助理约翰查博士（北京协和医院第十八次年报，1926年）。 火线边缘的刘大夫责无旁贷，独自担负协和医院外科重要业务。 在舆论将“错割右肾”炒得火热时，梁启超及时用英语和汉语两种文本，出面平息事态。他在当年6月2日的《晨报》上列出诊疗细节，首先排除输尿管和膀胱疾患——“再试验肾脏，左肾分泌出来，其清如水；右肾却分泌鲜血”。按他的说法，所谓的肾功能检查技术，能自如控制肾脏分泌，分辨左右两侧排尿状况，即使现今的泌尿科专家，也从未听说过如此这般的临床检测。“最后用X光线照见右肾里头有一个黑点，那黑点当然该是肿疡物”。隔行如隔山，从这些叙述看见，梁启超显然误解了医学新技术，肿瘤影像实为灰白阴影。 梁启超发表与其后学和追随者的呼喊相悖的文字，本意是可爱的，他要用自身的失败手术，为现代医学背书：“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即如我这点小小的病，虽然诊查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至于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查，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的余地的。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 所幸的是，刘瑞恒大夫基本功扎实，病家承认术后康复相当成功，不过痛苦了十几天，没有高烧，未见感染。但是，由于梁任公有着“自带流量”的名人效应，有关手术粗糙的流言仍然广为流传。比如，费正清太太费慰梅 （Wilma Canon Fairbank）的《梁思成与林徽因：一对探索中国建筑史的伴侣》（中国文联出版社1997年）中也谈到了这桩往事，是书内容皆由口耳相传，为“朋友的朋友”所闻，研究者对此记录，一笑而过足矣。 有关手术失败的非议，始于任公术后持续的血尿。临床上，血尿病因涉及与内科、外科有关的多个人体生理，至今尚属临床难题。但当年医患双方迷信医用X光机，而器官造影术要到半个多世纪后才面世，所以彼时武断地推测血尿源自肿瘤，造成诊疗误差。梁启超最后不得不向女儿承认：“这回手术的确可以不必用。”尽管患者怨言克制，但名人之痛，终究纠缠了刘瑞恒一生。 必须承认，尽管拥有中国医学史上首个哈佛医学博士头衔，而且长期担纲中国哈佛同学会会长，但刘瑞恒大夫的名字，在当下的医学界鲜为人知。至于他海归就职的首个东家——上海哈佛医学院，学界就更生疏了。这所世界顶级大学医学院的上海分部，虽然生不逢时，存世仅六年，却从未被哈佛大学遗忘，至今仍然能在保存的有关档案中找到一手资料。 原始资料显示，作为教育机构的哈佛医学院来华办学，要比西医东渐过程中，来华设立医学培训的宗教机构足足晚了半个世纪，恰遇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各方面发生巨变的转折时期[Peter kong-ming New etc.“Harvard Medical School of China,1911-1916:An Expanded Footnote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Medical Education in China”，Social in Science&Medicine.Vol16(12)1982:1207-1215]。上海哈佛医学院开张时处境拮据，投入有限。不像稍晚在华面世的建制化医学院，能够获得商业大亨的主动解囊相助。这家世界顶级医学院，只能依附本地的尚不成熟的红十字会系统，借助上海红十字医院勉强开张。 截至1914年，上海哈佛医学院除了护士与管理人员，专业教师只包括了六位内科和外科医生。在校学生也仅有六名，美其名曰高标准择优录取，其实是报名者寥寥，总共也不过区区20余人，无法与本地老牌的圣约翰大学医学院争夺优秀生源。 但依笔者所见，本次中外合作的亮点，应该在于合作伙伴红十字医院方面。后者堪称晚清现代化探索的先驱之一，按照作者近年所作的思考，不妨将其归属医源性现代化先进典型。19世纪末期，医学人文精神在东西方同时传播，开始注重弱势群体的健康救助和医护关照，逐渐摆脱宗教传播导向下的医学发展路径。比如，通过医学技术支撑，由医学机构延伸举办的盲人学校、聋人学校等特殊照护（拙作《眼科·盲校·西医东渐》载《文汇学人》2018年3月16日），本质上与红十字理念下的医学院建设一脉相承，此乃现代医学人文精神在中国移植萌芽的迹象。 更值得一提的是被历史尘埃整整掩盖了一个世纪，几乎同龄的时代先驱——金韵梅（1864—1934） 和 沈 敦 和(1866—1920)两位医学前辈在中国医学史上的特殊贡献。两位宁波籍海归学人关爱生命的路径虽有不同，但对中国现代医学教育的建制化建设，均功不可没。前者赴美习医，回国后行医并从事医学教育（拙作《雅妹豆腐100年，纪念先驱博士后》，载《赛先生》2017年2月6日）。后者求学英伦，深受医学人文救助的思想精髓影响，回国后得以实现夙愿，1904年在沪首创万国红十字会。沈敦和先后创办过上海红十字会时疫医院、上海红十字会总医院、天津路分医院、中国公立医院等，兼任各所医院的院长（池子华等，《中国红十字运动区域研究》，合肥工业大学，2012年）。 据此，哈佛大学选中具有西学思维模式的沈敦和及其创办的医学机构，合作创办上海哈佛医学院，此种的逻辑依据是很清晰。据目前尚存的、以上海哈佛医学院名义发表的威廉·夏普医学博士论文（William Sharper MD, “Delayed Chloroform Poisoning”in 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September.1912:273-276）为例，其研究主题关注工业化降临的职业病特征，具有鲜明的时代性，聚焦人类社会未来疾病趋势，体现出哈佛学者的医学思维与学术格局，已经超越来华医学曾经充任的“宗教侍女”的卑微地位。西医东渐的现代化阶段，已经在当时慢慢地融入中华大地。 附记：上海华山医院徐建光教授对本文亦有贡献，谨此致谢。 （作者为上海健康医学院奥斯勒健康人文与医学中心特聘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