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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论文对科举社会流动研究现状的梳理与述评，对史料和研究方法的比较与分析，对流动率与各社会阶层占有率的基本判断，对“分层流动”的观察，以及尝试解决研究中的一些技术与细节问题，希望有助于科举社会流动讨论的进展。 关键词：科举社会流动；分层流动；史料 作者按：本文是笔者参加“全国第三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学术研讨会”（2007年6月，黑龙江大学）时提交的论文《概述》，与会时承蒙罗立祝博士等错爱，商定正式成文后由《教育与考试》发表。可受制于生计及其它研究，短期内还无暇完成2万字的全文。为了能更多地征求行家的意见，同时鉴于目前关于科举社会流动讨论的直接碰撞，基本上在海外的汉学家之间展开，但问题在于这些理论与方法本身并非没有商榷的余地的现状，觉得有必要及时提醒大陆学者，我们在积极吸纳西方范式、话语的同时，也要主动回应与挑战，若干地方甚至可以说“不”，否则，有可能影响到下一步的研究“节奏”，继续处于被动地位。故同意《教育与考试》，先以《概述》的形式，予以发表。 一 科举是否或多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社会流动，不仅是评价科举是否具有公平精神的“硬件”之一，也是衡量其是否具有现代借鉴意义的一个重要话题。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功能，使科举的社会流动业已成为“科举学”中的一大热点与公案，甚或是科举研究的“重心”所在。 科举社会的流动率，一般指进士来自平民阶层的比例，衡量的是科场向大众实际开放的维度。讨论中存在着两个观点相左的学术流派。主张中高级功名中式者来自比较广泛的社会阶层，下层平民通过科举不断地涌入上流社会，为统治阶级提供新鲜血流的称为“流动派”，以何炳棣为主帅。认为科举是官僚阶层内部的优秀分子的轮转，进士、举人主要出身于地主阶级或富商，与贫寒子弟基本无关者称为“非流动派”，以海姆斯为代表。 但细致比较后我们发现，“流动派”与“非流动派”双方的论点，貌似冲突，实无太大的抵牾，且可相互补充，基本统一的。因为，首先，各自对他方提供的史料本身没有多大质疑，只是切入的角度或对史实的理解不同而已；其次，各方又大都没有否定经济条件在科考中的作用，尽管对此展开得还不够充分；第三，“流动派”自觉或无意地把初级学衔获得者划入平民阶层，在视觉上提高了流动率，若把初级学衔获得者划入绅士阶层，双方的看法就比较接近了。如果我们把是否拥有财富和生员功名，分别看成科举社会上下对流中的经济与文化各自的一个台阶，承认事实上存在的“分层流动”，那么，科举社会流动讨论中激烈的学术争鸣就可以基本调和了。 在科举时代，有否真正的资格应试，主要取决于父、祖辈的经济条件；能否在场屋中胜出，大多靠的是本人的禀赋与后天的努力。实力——经济实力与自身智力决定人们在科举道路上能走多远。制度与法律并不阻碍个人由一个阶层向另一个阶层流动；但制度与法律也不保障每个家庭都能供子弟“闲适”地读书与进行马拉松式地应考。占人口极大多数的、贫寒的下层平民欲通过科举进入到上流社会，首先要进行财富的积累。一般地说，先有土地与资本的流动，才能有科举的社会流动；大致达到了小康的经济水准，才有实质性的社会阶层流动。科举人物的基本“成份”是地主阶级或“衣冠户”。我们不能受“为富不仁”的思想束缚，对于财富在科举考试中的重要作用，大可不必讳言。 不过，本文强调的是，如同当代美国总统选举需要的大笔资金，是多数美国公民无力承受的，但不能就此怀疑其操作程序的公正性一样，经济因素造成的事实上对90%左右的人参加科举的排斥，这是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与科举制度本身是否公平无关。经观察，曾广为人诟病的、由财富导致的“商额”与监生乡试等制度(相对于与公平无关的经济因素而言)层面所造成的对科举公正的实际影响，几可忽略不计。也如同当今的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往往需要知识家庭几代人的接力相似，在尚无义务教育的古代，科举考试更有利于仕宦与文化世家是十分自然与正常的，是符合成材规律的。 二 史料与研究方法的不同是科举社会流动引起学界争鸣的两大原因。不同的史料与研究方法得出不同的研究结论。 以《登科录》为核心的科举题名录，是考察进士家世的相对系统与完整的史料。其它如方志野乘、家谱牒系、硃卷履历、笔记文集、编年传记、行状墓志等也都是第一手的研究素材，但现存或目前所发现的这类资料皆不能自成体系，难以做纵横的比较，通常仅能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 如卜正明对明清鄞县绅士家族的统计，吴仁安整理的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的资料等表明，若以方志、族谱为基本材料，想比较完整地揭示一个府，甚至一个州县在某一时段的科举社会流动也是相当困难的。 据笔者所见，主张科举促进了中华帝国后期的社会流动的学者，通常采用的是全国性或较大区域的史料；而对此观点持怀疑态度的，挖掘的是局部的、零星的史料，说服力勉强。故尽管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流动派”遭到了国际汉学家的有力挑战；何炳棣几遭“围剿”，但“身临其中”的多数中国大陆学者不为其所动，仍倾向于“流动派”。看来，在这一领域，海外学者试图以小见大，通过个案的阐扬来征服内地读者的努力似乎难以成功。 以家庭——父系祖上三代的履历来量化考查进士的社会背景，虽有不尽人意之处，但仍是迄今为止最切实可行、简捷有效，甚至无法取代的研究方法。家族、婚姻、朋友、世交、师生等因素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学子的成功概率与速度，从其中的每一角度入手，都能促进科举社会流动的探索向纵深发展。但问题在于，我们今天难以从中提取具有基本时空概念的史料，不具备相对整体的操作性与可比性，故真正的影响，也无非起些“旁敲侧击”的作用罢了。 如贝蒂对明清时期桐城的上层社会研究时发现的——任何时期只有少数成员拥有科举头衔，考察的仅是被研究者(一代人)的功名，这与通常的看几代人出身的计算方法，是两个完全不同(等级)的统计学概念，两者不具有可比性。前者不能反映其家世。依我之见，贝蒂对桐城的解剖是否具有个案的意义还不好说，更遑论对何炳棣的结论形成颠覆性的威胁了。 近数十年来，西方汉学界关于精英在地方社会的角色与价值、绅士在宗族里的功能及其互动等方面的讨论，成果迭出。但一般的海外汉学家对中国人人际网络的了解毕竟不如生于斯、也曾长于斯的何炳棣。如前者们看待家族在科考中的作用上有过于理想化的倾向。接着何炳棣的亲身经历——金华何氏家族中的成功者，在20世纪上叶资助提携族人的有限性说，即使今天，至少在占中国人口多数的农村，一个家庭的兴旺发达，财富的积累与继承，义务的承担与权益的享受，主要仍是父系及其上下的直系。就以遗产继承为例，约定俗成的是，“外婆家”和叔伯的遗产是不能继承的，除非他们没有后代(前者指儿子，后者包括儿子与女儿)。打个极端的比方，一个亲叔伯有百万元遗产，也许不如自己的亲爷爷有一万元遗产。因为叔伯的“百万元遗产”，你有可能一分钱也不能继承，而爷爷的“一万元遗产”，你多少能分到。说明这一些，有助于我们了解在男系单系继承的科举时代，个人奋斗中所起的作用，一般母系不如父系，父系的旁系又不如母系的直系（特指外祖父、外祖母）。 此外，科举社会的婚姻关系，基本上是门当户对。在姻亲上，是父系及其直系决定了一个男子在婚姻中的地位，而不是相反；掌握了父系祖上的履历，母系祖上的政治、经济地位也大概可以想象了。 占绅士阶层主体的低级绅士——生员阶层出进士的概率远远逊于中上层绅士，但又大大高于其它阶层，故对其的单独统计不仅仅是对绅士分层的需要，更有助于我们了解下层社会进入上流社会的过程。取得生员头衔也非易事；“进学”的大多是时代俊秀。拥有财富不一定拥有功名，但要获取功名一般须有财富。故拥有必要的财富和秀才功名是那个时代读书仕进之路上的两道门槛。如同美国现代职业流动中的“阶级边界”，一旦这两个边界同时被打破，上下流动就相对容易了。 三 中国科举社会的流动率比较稳定。若按生员划入平民阶层计，已知全国性(指某一科年或届)的科举社会的极端最高流动率为84%，极端最低流动率为19%。但宋至清大多数时期的流动率在30%-45%之间，平均约三分之一强。总的趋势，《登科录》里进士祖上的履历(功名与官衔)记载的内容，由一个从简约到比较详细的过程，其中，明代中期以前的生员功名基本不载，此后的记录也并不完整，这会对不同朝代不同层次的流动率统计结果产生影响。故我们对相关的史料能否反映真实的历史，应作具体的分析并留有余地，以透过现象看到本质。 人类文明的发展需要积累与继承，即使创新，也必须以现有的“台阶”为起点。我们并不主张任何时代的社会流动率越高越好，这尤被20世纪中国曲折的历史进程所印证。中国科举社会的流动率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流动率。战争、动乱与改朝换代等特殊时期能加速科举的社会流动。然而，借用西哲的话说，机遇往往给有准备的头脑。如果说，乱世时期一个白丁靠军功在本代内可以完成“立业”，甚至是“霸业”，但他几无可能获得较高的功名。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结构没有改变，非常时期较高频率的科举社会流动，除了反映在空间上的不平衡性外，主要仍以横向(水平)流动为主。科举社会激烈的横向流动，客观上促使官僚缙绅子弟也不得不接受不进则退的原则，读书明理，格物致知，拜师进学，修身养性。这对于书香社会与学术世家的形成、中华文明的传递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数据表明，科举社会的横向流动是科举社会流动的“主旋律”，与科举社会的垂直流动一样，对其的研究同样应该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 就明清而言，占总人口1%-2%的绅士阶层(含家族，下同)，控制了约70%-80%的进士席位，多数时期的多数进士在精英圈子内循环，科举制度的确是一个文化、人才再生产的过程；占总人口10%左右的富人和相对比较富裕的阶层，垄断了99%左右的进士；以贫农、下中农、手工业者和小商小贩为主体的其他社会阶层，若没有外部力量的帮助，仅凭自己(一代)的努力，侧身甲科的概率超过1%的可能性也不大。许多学人乐于提供的所谓的“贫寒之家”，往往是相对于官僚与富豪而言；真正出自普通农家的进士比例微乎其微， 其中明确记载“家贫力学”且没有得到他人支持而成功的例子，也是不易寻觅的。 然而，官职的非世袭性和家庭财产继承上的均分制，个人的天赋、好恶不同，加之天灾人祸等原因，使社会财富在不断地流转，并导致家族的分化：望族的若干分支，或上层家庭中的某(几)个儿子逐渐中落，继之下沉；同时，贫困之家主要通过勤劳与节俭，艰难致富，随后供子女读书应试，其中的部分出入头地，获得功名与官职，跨入上流社会，抑或跻身于望族。如果说，“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取士标准，为下层平民的奋斗提供了理想与动力，那么，财富的较快流转使这一理想的实现成为可能。这种激励人们从无产到有产、从富裕到读书、再上进的制度的积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其新陈代谢之功能是同时代的诸如西欧的领主封建社会、印度的种姓社会、日本的藩封制度等其他相对封闭的社会形态所不具备的，科举制度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 但由于世家大族即使式微了，凭藉其沉淀的物质与精神遗产，文化优势也可延续二至三代，有的还比较容易复出、反弹，破落户出人才的概率亦较高；而由底层向高端的拼博则需要更长的时间，且其中的多数将半途而止。故当无数个科举家族第一个登上“天子堂”时，“门生”早已不是“田舍郎”了；其父、祖也鲜有“汗滴禾下土”了。平民出身不等于贫寒出身；庶民、布衣也不等于不是地主、富商。也就是说，科举社会上下对流过程中的漫长岁月(通常需百年及以上)，掩盖了事实上存在的较为频繁的垂直流动；而占主流的横向流动的表征，又稀释、甚至使人们看不到垂直流动的痕迹了。以至今日，即使在部分专业人员——“非流动派”的眼里，只见成功者在“前进士”时期已几乎都是地方精英或准精英(指家庭背景，这点本人亦同意)，却无意遥望“前地方精英”时期，他们来自何方？“流动派”与“非流动派”在这个关节点上的分歧，能否用“分层流动”的理念进行“调谐”？现代社会学中关于只有界定社会分层的前提下，才能够对社会流动进行研究的理论，是否适合我们用于对科举的社会流动做些检讨？ 总之，在科举社会，既没有永不下沉的世家，也鲜有一步登天的新贵。 打个也许不恰当的比喻，科举社会的流动率，若从近距离看，犹如在地球上观察地球——它没有动；但从长时段看，如同在太空上望地球——它在不停地运转。 从进士出身阶层的来源评估，科举制度也基本上达到了那个时代可以达到的客观、公开、公正与公平。科举制度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社会流动。 【作者简介】沈登苗，1957年生，浙江省慈溪市人，独立学者，主要从事教育史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著有《文化的薪火》（论文集）一书，提出“一代难以成为学者”的原创理论。 原载《教育与考试》2008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