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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何炳棣揭示的明代前期进士三代履历中纯粹的生员家庭空白，是史料缺载和今人理解不同所致。其中，洪武四年的进士大多是宋元士大夫之后裔。明代前期科举社会流动率高，主要是元代特殊的用人政策留下的“后遗症”，是一种短暂的、非正常现象，其结论在科举史上并不具备典型的意义。 关键词：明代前期 科举社会流动 何炳棣 儒户 非典型性 一、问题的提出 科举的社会流动是评估科举功能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科举学中的一大热点与公案。[1]由于明代科举没有民族歧视或特权因素，且现存明代登科录资料较为完整，涵盖面也较广，使其成为研究科举社会流动的比较理想的对象，学术成果也较为突出。其中，影响最大的首推著名美籍华裔学者何炳棣教授及其皇皇巨著——《中华帝国成功的阶梯——明清社会史论》(以下简称《明清社会史论》)。[2] 何炳棣在潘光旦、费孝通、何睿格的基础上，[3]通过对明清48份进士登科录的12226名进士家境的分析表明：明代进士出自A类者，即前三代没有获得过一个初级功名、更谈不上有官职和官衔的家庭的占47.5%；出身B类者，即前三代已产生了一个或更多的生员，但却没有更高的功名或官职的占2.5%；余为出身C类，即是指那些上三代获得过一个或一个以上较高的功名或官职的家庭。何氏把前两部分都看作平民，这样，明代一半的进士来自平民家庭。其中，明初（1371-1496）(这是原文的界定，以下“明初”改为“明代前期”，详后)平民出身的占58.7%。清代A类进士占19.1%，B类进士占18.1%，两者合计为37.2%。明清两代出身A类的进士占30.2%，出身B类的进士占12.1%，两者合计为42.3%。此外，何炳棣又认为宋代进士来自平民家庭的占53%。由此得出结论，科举制度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垂直流动，明代，尤其是明代前期社会是历朝平民入仕比例最高、机会最平等的一个社会，甚至认为明代前期三代无功名的A类进士比例之高，是现代西方社会精英流动数据也难以企及的。此后，流动的速率就呈下降趋势。[4]也可以这么说，明代前期科举流动率高不仅成为“流动派”心目中的理想与标本，而且，从总体上提升了明清五百年间科举社会流动之频率。 可是，虽然因《明清社会史论》还没有中译本，笔者没有通读过原著，但从王振忠翻译的何著第六章——《科举与社会流动的地域差异》，作者把明代科举“流动率极高”归结为“人口较少”，[5]以及拙作涉及的相关文章蠡测，何炳棣在原著里似乎没有对明代前期科举社会流动率特别高的成因做过比较透彻的解析。 由于何氏所用史料的不可取代与样本占有总体上的无与伦比，加之论证比较严密，讨论既深又广，使《明清社会史论》成为中国社会史、科举史研究中的一个经典。而明代前期科举社会流动率高之论断，俨然成了经典中的经典。 何氏理论首先在西方引起“惊异”与轰动，[6]被海外学者广为接受。 尽管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何炳棣的科举社会流动论遭到了以海姆斯(Hymes)、艾尔曼(BenjaminA.EIman)、卜正明等国际著名汉学家的强烈冲击，[7]但“非流动派”主要是通过自己的研究，从方法到观点与何氏进行争鸣，至于何氏所用的明代前期部分史料(相对于明中后期及清代的登科录)是否存在局限？考察的明代前期的科年与人数是否达到了相应的标准？特别是明代前期科举社会流动率高之命题是否具有普适的意义？质疑者则大多不予关注。 国门洞开后，经大陆学者如孙立平、王振忠、吴建华、刘海峰、何怀宏等的引进与推崇，何氏理论被国内读者所熟识。[8]近几年，虽然受海外“非流动派”观点之影响，在对待科举是否促进了明清社会阶层流动的问题上，除刘海峰取“折中”(偏流动)立场，吴宣德持质疑态度的少数学者以外，[9]大陆多数学者倾向于以何氏为代表的流动派。 其中，明代前期科举社会流动率高的研究成果尤为大家所津津乐道，被一些学者看成是科举社会流动率的极限，并由此观察到“改朝换代之际”，往往是科举社会流动频繁的时期，又引伸为是明代前期社会“活性”与“繁盛和稳步发展”的象征。[10]钱茂伟也注意到明代“平民之家比例由高而低，最后与功名之家持平现象”。但他从“能力流动”切入，而非历史背景来考察。[11]可见，海内专家对明代前期科举社会流动率高及其意义也缺少质疑。即使有限的讨论，也没有走出从现象及“流动”本身仅找原因的思维框架，难以触及事物的本质。 何炳棣在其新著——《读书阅世六十年》里，就明代科举社会流动问题进一步重申了自己原先的观点，但仍没有提及明代科举社会流动率高的原因。[12] 也就是说，迄今为止，对明代，特别是明代前期科举社会流动率高命题之典型性，以及何炳棣所用明代前期史料的相对完整性，似乎还没有人进行专门的研究，本文主要是对这两个问题做一些检讨与思考，以抛砖引玉。 二、明代前期的界定与史料的缺撼 流传至今、被何炳棣称为“是研究社会精英家世背景最佳最精确的史料，无论论质论量都是西欧各国所不能及的”[13]明代进士题名资料尚有：登科录56种、会试录58种、进士同年录15种(不含崇祯刻本《序齿录》)、进士履历便览17种，排除重叠者，目前我们还能见到的记载明代全国性进士家世的题名录73种，[14]占总科年89届(含崇祯十五年特赐)的82%，应该说还比较完整。但由于至尊的“天一阁”对相关善本迄今尚未向外开放，使其独家收藏的31种明代进士题名录的尊容没有真正进入社会史、科举史研究者的视野，[15]加之其它一些因素，今天，海内外学者考察进士家世利用过的明代进士题名录仅32种。其中，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艾尔曼教授讨论的9种(独家使用6种)。[16]但艾氏主要从进士户籍的角度切入，非直接研究社会流动，这里暂且不论。宁波大学钱茂伟教授涉及的有21种(独家使用5种)，[17]统计的科年覆盖面较广，取样的对象也较多，惜钱著把两种平民对象合一，影响了史料的挖掘与比较。故代表当今明清科举社会流动研究水准的，[18]仍非近半个世纪前的何炳棣先生的《明清社会史论》莫属。 为便利讨论，现把何氏的相关资料整理、简化成表1。 不知是翻译还是其它原因，我们觉得表1把跨度将达近半个明朝的前6个科年(1371-1496)划作“明初”，显然是不妥的。为比较正确地表达时间概念，本文对明前、中、后三个时期作如下的界定：洪武至天顺朝(1368-1464)为明代前期；成化至嘉靖朝(1465-1566)为明代中期；隆庆至崇祯朝(1567-1644)为明代后期。那么，我们从表1可知，真正算得上明代前期的只有洪武四年、永乐十年、天顺元年等3科，仅占同时期28科的10.7%；研究对象也不过区区428人，约占同时期5064位进士的8.5%，[19]而其中的近七成，又出自接近明中期的天顺年间。因此，无论是科年还是人数，抑或是实际分布重心，该表反映的明代前期的史料是比较勉强的。也许由是之故，何氏才把“明初”划分的下限延续至15世纪末。 表1 明代进士的社会成份  资料来源：何炳棣：《中华帝国成功的阶梯——明清社会史论》(表9)，第112-113页。 说明：①原表9在统计或计算时存在若干问题，为统一起见，本表数据仍保持原貌；②王振忠曾提示，原著中还有万历十一年(1583)的数据(B类进士48名，占13.7%)，似制表时遗漏。详见：(美)何炳棣著，王振忠译：《科举和社会流动的地域差异》，《历史地理》第11辑，第307页。故何炳棣讨论的明代登科录至少有18种。 庆幸的是，何氏取样的明代前期3个科年在时间上都极具代表性，且钱茂伟[20]的统计客观上支持了何的结论：明代前期出身平民家庭的进士甚多。[21] 三、明代前期B类进士空白是史料缺载和今人理解不同所致 由于何著表9仅把B类进士与A类进士归为同类，使读者对B类进士的注意力集中到其平民的属性上，而忽视了B类进士本是介于A类进士与C类进士之间，既都可以向两者“靠拢”，又有别于纯粹的平民之家与仕宦之家的一个阶层——低级的士阶层。如果我们沿此思绪，也把B类进士与C类进士归为同类，那么，剩下的就是前三代没有获得过一个初级功名的纯粹的平民家庭了。读懂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事实上，何炳棣的明代科举社会流动率高包含了两个层次，除了大家关注的出身仕宦家庭的进士相对不多，也反映了前三代已产生了一个或更多的生员，但却没有更高的功名或官职的家庭也稀少，对应到嘉靖十四年前(为便于统一及集中解决问题，以下对B类进士的讨论一般仅指明代前期)，这类家庭竟是缺席。故探索明代进士三代履历中单纯的生员家庭奇缺，尤其是明代前期这类进士空白之原委，也不无史料与学术价值了。 表1所列明代前期最显著的特征是A类进士的比重大，其主要原因是B类进士无。分析这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窃以为文献记载有问题。在该表17个科年中，有12个科年B类进士空白，其中前9科连续空白，而当最后两届及被遗漏的万历十一年(1583)的B类进士都达四、五十人之多，比例已接近清代的平均数，且超出明清的平均水准时，紧挨的万历八年（1580）以及相近的隆庆二年（1568）、嘉靖四十一年(1562)等三科仍无一个B类进士，这是不可思议的。宋以降，中国封建士大夫队伍里，府、州、县地方官学出身的儒生群体最为庞大，决定着文人的数量。那么，对明代嘉靖十四年及以前没有一个进士产生在前三代仅出现过生员的家庭之疑问， 唯一合理的诠释，我们认为是进士题名录的履历记载或今人的认识有问题。 进士家世所反映的其实就是人物的代际身份问题。明代前期，特别是洪武、永乐时期的进士家世，主要折射的是他们的祖上在元代的社会地位。明代前期是否有B类进士，主要看他们的祖上三代在元代有否产生过地方儒学出身，但尚未步入仕途的先人。然而，要找到这些资料并非易事。从现存的元代两种进士题名录——《元统元年进士题名录》、《至正十一年进士题名记》看，[22]进士祖上三代家世里找不到有诸生身份记载的文字；在当代学人对元代进士家世的诸多考证中，似乎也难见秀才之踪影。[23]故笔者认为，祖上的地方儒学之学历还没有资格上元登科录，抑或方志族谱、史传碑文对生员这一功名也不太注意。明承元制，明代前期的科举题名录很有可能也存在这种情况，至少是还不够详细、规范。 那么，考察明代前期是否存在前三代已产生了生员，但却没有更高的功名或官职的进士及其概率，今天该从何处着手呢？ 从钱茂伟的研究中获得这样一条比较重要的信息：洪武四年的进士来自儒籍家庭的有64人，竟超过该届进士总和120人的一半，也占有明一代今天尚可考证的儒籍进士总数155人的41%。[24]因明代的“儒籍”是元朝户计制度遗留的产物，故笔者试图以此为突破口，摸索明初登科记关于生员身份的记载问题。 乔卫平通过对《庙学典礼》卷一《岁贡儒吏》的研究后认为，元代地方儒学的生源构成具有以下特征：其一，主要招收儒户出身的子弟；其二，儒户子弟入学读书是一种法定义务，其有余闲子弟，必须有一名入学读书；其三，地方儒学的学生分为两个级别：第一个级别是允许所有的儒户和非儒户中愿求学的子弟入官学读书，学生自备束修，但不标入学籍；第二个级别是通过对这些学生的考试，正式标入府、州、县学籍，有资格参加岁贡儒吏的考试，并可享受免差及学粮津贴待遇。故乔氏总结说，前者大致相当于待补生或附学生，后者相当于廪膳生。[25]如果这一推理成立，对照明清地方生员中的廪生、增生、附生之分类，又考虑元代儒户的经济地位不亚于“明清的绅士”，[26]那么，元代儒户家庭就几乎成了生员家庭的代名词，尽管当时地方儒学的学生尚未正式称“生员”，也勿论蒙元地方儒学的文化水准要比明清时代的低。由此可见，洪武时期的进士，即使他们的父亲不一定都是“廪生”、“增生”或“附生”，但追朔到祖、曾祖辈，这些职业的儒学家庭，应该大都为B类家庭，部分甚至是南宋的官僚家庭。萧启庆教授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详见下文）。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江南儒户于至元二十七年(1290)定籍后即无变动，[27]元中后期，一些新兴的儒生家庭的户籍仍为民、军、匠等籍。故从理论上讲，明首科放榜的进士，来自生员家庭的可能不仅仅是儒户。也就是说，洪武四年的进士，极有可能大多数来自生员家庭。可从表1看，洪武四年有家世可查的28名进士中，出身在A类家庭的有21人，占75%，却没有一个来自B类家庭，与本文的推理有极大的不相弁称。因此，笔者认为，在洪武四年登科录的进士家世中，不是儒户可以代表生员家庭，就是登科录本来就没有生员身份记载的内容，且在明代的相当时期内这一习惯被承袭，到了明中后期，生员身份还时填时不填，直至明末，祖上产生生员的记载可能才规范起来，并被清朝所沿用。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明代嘉靖十四年前A类进士异常多而B类进士阙如的真相。若我们拿这个特定时期的“B类进士”或“A、B类进士”与其它时期特别是登科录记载比较规范的清代的B类进士或A、B类进士进行量化比较，是没有多大的意义的。 据萧启庆的研究，元代儒户是南北书香家庭的大部，尤其是江南儒户网罗了大多数南宋仕宦及科第之家。据其对元统元年进士户计的统计，在25个南人进士中，有10人产生在儒户，另有8人亦系南宋科第旧家，两项合计，南人进士产生在宋元士大夫之家的占72%。[28] 如果说，元代儒户制度使南宋科第仕宦世家之家学、家风的延续得到了保障，那么，萧启庆对元朝科举与江南士大夫关系的考证又表明，元恢复科举使不少江南士大夫家族皆能浴火重生，跃登宦坛，元朝的科第之家构成了联系宋明两代江南精英阶层的桥梁。[29]洪武四年的进士大半出身在儒户之家，则印证了萧的论断之不谬，也说明洪武四年的进士大都产生在宋元士大夫家庭。从这一点讲，艾尔曼说的科举是“优秀分子的轮转”，[30]有其道理。 永乐后，元代儒户后裔在科举竞争中的优势不复存在，[31]加上明开国之初地方儒学的学额有限，永乐至天顺朝可能产生的B类进士不会太多。但随着C类进士的逐步增加，这时段的进士来自仕宦及士大夫家庭的也应该比较可观。 四、明代前期科举社会流动率高之结论的非典型性 何氏的明代前期科举社会流动率高，也即出身仕宦家庭的进士相对较少的论断，应经得起史实的检验的。但本人分析后认为，这主要是其前朝——元朝推行民族歧视政策，汉族知识分子政治地位低下，占人口极大多数的南人很难入仕或深造形成的；可看成元代特殊的文教、用人政策留下的“后遗症”，是一种短暂的、非正常现象，在科举史上并不具备典型的意义。[32] 在讨论展开前，我们必须先设定与代际身份有关的几个技术参数。第一，中式的平均年龄。据刘海峰的研究，明代科举的平均年龄分别为秀才24岁、举人30岁、进士35岁。[33]由于贡生大都是从廪生中按资历选拔出来的，年龄一般应比进士还大，但明代前期“挨贡”似乎不像后来激烈，故我们可以把明代前期贡生入学的平均年龄看作与进士相同。第二，已成年男子出生时父亲的平均年龄。明代早婚，然亦多子，为方便起见，我们也按秀才的平均中式年龄24岁为明代成年男子出身时父辈的平均年龄。即曾祖、祖、父与子的平均代际间隔时间为24年。则秀才中式35年、举人中式29年、进士中式及廪生入监24年后，他们的功名才有可能出现在下一代进士的履历上。第三，曾祖以下三代涉及的平均成年男子数。根据曹树基关于明代墓主育子率2.7人、墓主子代的育子率1.5人左右的研究结论，以及墓主子代的育子率比墓主明显减少的趋势分析，我们假定明代较高社会阶层养育成年儿子的平均值为1.8人，[34]则在曾祖-→祖(第一代)→父(第二代)→己(第三代)等父子链上应该出现的平均成年男子分别为1.8人、3.24(1.8×1.8)人、5.83(3.24×1.8)人，合计10.87人。这意味着代际关系越远，影响的广度越大(代际关系越近，帮助的力度更甚)，到了曾孙一辈，他对下代的影响平均会涉及到近11个成年男子。当然，这些是纯理论上的推理。另外，明代入仕的平均年龄，除了武官，大致可对应举人、进士的中式值。由于没有查到元代获取功名和充任官吏的年龄资料，相关材料暂时只能参照明代的数据。 （一）元代仕宦对入明后裔影响的概率 明洪武年间进士的祖上三代涵盖有元一代，建文、永乐时期进士的祖上三代的大多数也属元人。故了解明代前期A类进士，首先看元代的仕宦情况。从何炳棣到萧启庆，关于进士家庭是否仕宦出身的主要标准大致相同：一是指进士、举人、贡生等有中高级科举功名者；二是指官员，元代则包括吏。 元代只进行了16次科举，录取进士仅1139人(不含国子生考取的)，平均每年仅12.8人，只及明清的七、八分之一。元代的举人是进士的3倍，即使不考虑乡试重复的因素，总量也不过3417人左右，平均每年38人，约是明代的十分之一，清代的十五分之一。[35]众所周知，元代实行的是“四等人制下的科举取土”，进士中额，拥有百分之九十几人口的汉人、南人仅占一半，另一半给了享有特权的蒙古、色目人。[36]更要留意，后者在明代的进士、举人中很难找到，少到可以不计的程度。故以上的进士、举人数入明后对子孙的实际影响还要减半。元代虽然有三个国子学，但在校学生总数似不会超过一千人，且三个国子学不招南人，汉人也只占其中的小部分。若不考虑人口增长因素(下同)，明洪武至永乐时期进士祖上可能出现的有中高级功名的概率，大抵是明中期至清代平均数的十分之一左右，当然，随着时间的后移(下同)，这种差距会逐渐缩小，但不影响“明代前期”的基本结论了。 元代重吏轻儒，各级政府官员主要通过吏员出职的途径选用。据《元典章》卷下《吏部一·官制一》记载，文宗时有品级的官员22490人，内有汉人15738人，占70%。[37]但这里没有区分汉人中的南人与北人。韩国学者周浮标，根据《元史》等有传可稽的3419位元朝官员统计出族种比例：蒙古族占22.64%，色目人占26.88%，汉人占39.84，南人占10.24%，另有0.4%不详。[38]由以上两组数据推测，占元朝总人口80%左右的南人，在官员队伍里可能只占据很小部分的份额，揆诸明初(洪武-永乐)84%的进士分布于南方，[39]我们认为，明洪武-永乐时期的进士的祖上三代有可能出现官吏的概率，也近似明中期至清代平均值的十分之一左右。 （二）明代前期本朝仕宦对后裔影响的概率 1．进士 明代洪武四年开科，取进士120人，此后停科13年，到洪武十八年才复科，并步入三岁大比的常规。由此说来，洪武前17年的进士年平均数只有7人，仅是此后的十几分之一，比元代还少。为方便起见，本文主张明代进士的代际影响从洪武十八年（1385）算起。根据24年的代际周期，明代前期重开科举后的进士，在1409-1433年段影响第一代，影响率≤0.17；在1433-1457年段，影响第二代，影响率≤0.46；在1457-1481年段影响第三代，影响率渐趋正常的1。换句话说，明代前期本朝的进士功名，要等成化以后才能完全涵盖其下三代。同时，明洪武十八年至正统年间的进士年均人数，大致是明中后期的一半；景泰至成化的进士年均人数已接近明中后期的水平，但充分反映在后三代的履历上是16世纪的事了。故我们认为，明代前期本朝产生的进士对后裔的影响概率，不及明中期至清代的四分之一。 2．举人 明代举人产生及各朝解额增加与进士相似。洪武三年、五年的两次乡试后，停废了十一年，至十七年重举秋闱。如果明代举人的代际影响就从这届(1384年)算起的话，则明代本朝举人要到1461-1485年才能完全涵盖其下三代。明初举人解额少，且增加缓慢，洪武三年仅510人，至正统年间也不过760人。景泰时，举人名额俄扩到1135人，接近于明中后期的常值，[40]但在代际的反映上，与明代前期无关了。据此推算，明代前期本朝考取的举人对后裔影响的概率，也不及明中期至清代平均值的四分之一。 3．贡生 明代太学的发展规模大致是中间高两头低。洪武年间国子监的平均年学生似在一千人左右；[41]永乐三至六年，国子监学生在3000-5000之间；永乐七年至成化五年，南北两监的学生总数在6000-20000人(似含捐监者)之间，达到鼎盛期；成化六至十五年又降至5000-3000人。成化十六年以后两监的资料不详，难以做出比较正确的判断。但从万历年间仅南京国子监尚有学生3000余人看，尽管明中后期存在监生出路的雍滞问题，但说明初40年是明代太学规模的低谷似不成问题。[42]明代贡生如果按礼部正式颁布奏令的洪武十五年(1382)为起点，则明代本朝贡生要到1454-1478年才能完全涵盖其下三代。太学规模上的全盛期反映在代际上，已到了成化至嘉靖朝了，对明代前期的影响不是很大。又从代际的特征分析，我们认为，明代前期本朝选拔的贡生对后裔的影响概率，大约是明代中期的二分之一，也小于明代后期。清代国子监的规模不是很大，可从清代任一时期的正途贡生为1500-2000人来看，[43]清代贡生对后裔的影响概率至少是大于明初四十年的。 4．官员 明代官员队伍也经历了由少到多或有精到滥的过程。洪武时期，全国的文武官员为2万多人。永乐后，冗员日多，至成化，文武职位逾10万，正德时，又超过12万。[44]此前后，虽几经裁员，但明中后期官员队伍总的趋势在膨胀。清代的文武官员及有虚衔者在太平天国前后分别约为8万、15万。[45]可见，明代前期官员对后裔的影响概率也不及明中期至清代平均数的四分之一。还要指出，明清两代的官员固然都包含了进士、举人和贡生以及本文没有讨论的武进士、武举人与荐举者等，但有趣的是，与清代仕宦以文官为主恰恰相反，明代官员以武职为基干，在官僚机器里，大多是世袭的武官。故明代，特别是卫学尚未普及的明初，世袭的武官对子孙走上科第之路的帮助不是很大。也就是说，即使同等数量的官员，明代前期官员对后裔的实际影响概率可能也要小于明中期至清代的。 通过以上分析，可大致估算，明代前期进士可能出自仕宦阶层的概率本来就不及明中后期的三分之一、清代的四分之一，是比知识分子边缘化的元代还甚的、科举史上独一无二的低谷期。这从反面证明了百年树人的规律。故如果明代前期A类进士实际的拥有率达到明中后期的三分之一、清代的四分之一，并不能真正说明明代前期进士应来自仕宦家庭的比例少。现对照表1，明代前期C类进士占31.8%，是明中后期占有率（51.5%）的六成，是清代占有率(62.8%)的近半。这说明，若严格按祖上可能出现仕宦的概率稽核，明代前期C类进士的实际比例似乎不是少了，而是多了。至少可以认为明代前期C类进士少，亦即科举流动率异常高，主要是元代特殊的用人政策留下的“后遗症”，是一种短暂的、非正常现象，在科举史上并不具有典型的意义，我们对明代前期科举社会流动率高的史料与类比价值及引伸意义，宜作适当的估计。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何氏所用的史料与得出的结论本身表示怀疑。[46] 令人欣慰的是，本文尝试的用概率/代际考察明清科举社会流动率的研究方法，与何氏本人的统计吻合，亦与钱茂伟提供的数据相似。[47]也可以这么说，是何先生揭示的明代前期C类进士比例增长(A、B类进士减少)的规律性，启发了我以上的思维。从表1看，前6科，除了首科洪武四年可考的人数太少，有一定偶然性(C类进士仍在明代前期应出现的占有率——17%以上)外，其他各科C类进士都随着时间的推迟而增加，且增幅与年代间隔和代际效应吻合——随着代际的延续，C类进士的百分率大致按阶梯式增加(A、B类进士呈阶梯式下降)。有趣的是，C类进士的增幅到了弘治年间就大抵稳定下来。其实，这也受内在的逻辑所支配。因为明中后期，虽然进士、举人和官员总数一直在增加，且随着社会结构的渐趋稳定与援例的流行，官宦及富家子弟在场屋竞争中更具优势，但中高级功名的主体——贡生的代际效应随着成化初年后国子监学生人数的剧烈下降，[48]在弘治时进入巅峰，逐渐延续到嘉靖中叶后就大幅度减少了，至明末不曾反弹(清代若按正途贡生计也然)，故弘治后影响代际效应的综合条件变化不大了，流动率也就相对固定下来了。当然，此纯属逻辑推理，是否站得住脚？还有待包括进士祖上三代具有贡生功名的在明清各时段所占的比例等史实来加以验证。 *本文在撰写中得到了众学者的帮助与指导，在此特向他们深表谢忱。但限于学养及条件，尤其是拙作先天不足、甚或犯治学之大忌——笔者没有通读过《明清社会史论》，有可能出现误解原著等问题。若如是，则本人独自承担其责任，并向何先生和读者致歉。我之所以置个人得失于不顾，是觉得很有必要提出这些问题与思路，以期引起学界，特别是有研究条件和水准的学者对此及类似问题的关注。当今学界需要更多的勇气、独立、思考、怀疑、争鸣与奉献。 2019-08-29 【作者简介】沈登苗，1957年生，浙江省慈溪市人，独立学者，主要从事教育史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著有《文化的薪火》（论文集）一书，提出“一代难以成为学者”的原创理论。 注释 [1]详见刘海峰：《科举学导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36-245页；（美）李弘祺：《中国科举考试及其近代解释五论》，《厦门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何忠礼：《二十世纪的中国科举制度史研究》，《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美）柯文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增订本)，林同奇译，中华书局，2002年，第184-185页；余新忠：《清前期浙西北基层社会精英的晋身途径与社会流动》，《南开学报》2000年第4期；吕妙芬：《对明清教育史研究的几点观察》，《大学教育科学》2005年第5期；罗祎楠：《社会流动理论与历史研究——以美国宋代社会史的讨论为例》http://www.tsinghua.edu.cn/docsn/lsx/student/luntan/luoyinan2.doc，2006-07-09访问。 [2](美)何炳棣：《中华帝国成功的阶梯——明清社会史论》，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2年。 [3]潘光旦、费孝通：《科举与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清华大学)第4卷第1期，1947年；何睿格：《科举考试中的门第与才能》，《哈佛亚洲研究学报》，1947年，转引自刘海峰：《科举学导论》，第238页。 [4]转引自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三联书店，1998年，第136页。 [5](美)何炳棣著：《科举与社会流动的地域差异》，王振忠译，《历史地理》第1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年3，第310页。 [6](美)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12页。 [7]参阅(美)韩明士(海姆斯)著：《社会变动与科举考试》，曹国庆、邓虹编译，《江西社会科学》1989年第6期；(美)B·A·艾尔曼著：《明清时期科举制度下的政治、社会与文化更新》，卫灵译，《国外社会科学》1992年第8期；(加)卜正民著：《家族传承与文化霸权：1368至1911年的宁波绅士》，孙竞昊译，《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4期。 [8]参见孙立平：《论科举制对传统中国社会结构及其演变之影响》，《学习与探索》1992年第4期；(美)何炳棣著：《科举与社会流动的地域差异》，王振忠译，《历史地理》第11辑；吴建华：《科举制下进士的社会结构与社会流动》，《苏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刘海峰：《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按：有学者提示，何氏理论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在国内出现了，初涉者似也非上述学者。 [9]详见刘海峰：《科举学导论》，第242-245页；吴宣德：《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 [10吴建华：《科举制下进士的社会结构与社会流动》，《苏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 [11]钱茂伟：《国家、科举与社会——以明代为中心的考察》，北京图书馆，2004年，第142。 [12](美)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23-29，312页。 [13](美)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311页。 [14]主要参考中国古籍善本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传纪类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4-40页；骆兆平：《谈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文献》第20辑，1984年；骆兆平：《新编天一阁书目》，中华书局，1996年；钱茂伟：《国家、科举与社会——以明代为中心的考察》，第259-261页。 [15]据《宁波日报》2006年5月18日第2版报道：《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51册)，已列入《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一五”(2006-2010)重点规划》，预期2006年11月由宁波出版社出版。 [16](美)艾尔曼：《明清科举文化史》(表5.1、5.2)，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91页。按：笔者所见为艾氏本人提供的扫描电子文本，并由吴宣德翻译，谨在此向两位教授表示感谢。 [17]钱茂伟：《国家、科举与社会——以明代为中心的考察》，第140页。 [18]此外，台湾学者于志嘉利用《万历三十八年庚戌科序齿录》，对77位军籍进士祖孙五代的社会身份做了比较详细的统计，披露了诸多有价值的信息，为没有条件或时间接触登科录的读者了解进士家世提供了一份范例。详见于志嘉：《明代军户的社会地位——科举与任官》，《东洋学报》(日)第71卷第3、4号，1990年。 [19]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4期(含未发布的统计资料)。 [20]钱茂伟：《国家、科举与社会——以明代为中心的考察》，第140-141页。 [21]何炳棣认为，艾尔曼统计出来的平民比例比他的还高，并对艾没有就此做必要的展开颇有微词(见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27-28页)。但笔者认为，在这个细节上，何炳棣误解了艾尔曼的工作，因为艾氏统计的内容是进士的户籍(户计)，而非家世，故何对艾的指责似有失严谨。 [22]载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编：《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21卷）《史部·传纪类》，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 [23]主要参阅萧启庆：《元至正十一年进士题名记校补》，(台湾)《食货月刊》(复刊)第16卷第7、8期，1987年；桂栖鹏、尚衍斌：《元代色目人进士考》，《新疆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陈高华：《元泰定甲子科进士考》，《内陆亚洲历史文化研究——韩儒林先生纪念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48-164页；沈仁国：《钱大昕<元进士考>中至正甲午科进士续考》， 《学海》2003年第2期。 [24]钱茂伟：《国家、科举与社会——以明代为中心的考察》，第308-310页。按：由于儒籍进士较集中出现的明初，有10余科的进士题名录没有记载进士的“藉别”，故实际的儒籍进士应远大于此数。 [25]乔卫平著：《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三卷）《宋金辽元》，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519页。 [26]萧启庆：《元代的儒户——儒士地位演进史上的一章》，刑义田、林丽月主编：《社会变迁》(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第289页。 [27]萧启庆：《元朝科举与江南士大夫之延续》，中国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七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3页。 [28]萧启庆：《元代科举与菁英流动》，(台湾)《汉学研究》第5卷第1期，1987年。 [29]萧启庆：《元朝科举与江南士大夫之延续》，中国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七辑，第2页。 [30]转引自刘海峰：《科举学导论》，第241页。 [31]钱茂伟：《国家、科举与社会——以明代为中心的考察》，第308-310页。 [32]除了明代，以及清代前期的流动率比后期略高外，尚无确凿的史料还能证明哪一个科举时(朝)代，出现的社会流动其初期比后期高。详见(美)何炳棣：《中华帝国成功的阶梯——明清社会史论》，第112-113页；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第135页；萧启庆：《元朝科举与江南士大夫之延续》，中国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七辑，第1-19页。 [33]刘海峰：《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14页。 [34]曹树基认为，明代流动的社会结构决定了不同社会阶层育子率的不同。较高的社会阶层拥有较多的资源，有能力养育更多的子女而有实力角逐进士者，一般属较高的社会阶层，至少出生于小康、殷实的家庭，故这里的育子率是指此阶层，而非明代所有的成年男子。主要可参见曹树基著：《中国人口史》（第四卷）《明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94-404页。 [35]虽然，元明清各时期的总人口相差较大，但本人认为，由于大多数时期的多数进士出自仕宦（含有官衔者）或有中高级功名者的家庭，余下的也十有八九来自具有初级功名或经济比较富裕的家庭，即决定殿试竞争程度的主要是仕宦、科举人口和中小地主及比较成功的商人的数量，而不是总人口的多寡，故各时段人口的变动与参加初级功名考试的考生规模的盈缩，对本文择取仕宦与科举人口进行比较的研究方法与结论，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 [36]余大钧：《关于元代四等人制下的科举取士》，《国学研究》第七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37]转引自史卫民著：《元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24-25页。 [38]转引自萧启庆：《元朝科举与江南士大夫之延续》，中国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七辑，第3页。 [39]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4期(含未发布的统计资料)。 [40]吴宣德著：《中国教育史》（第四卷）《明代》，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475页。 [41]吴宣德对《南雍志》载录洪武二十六年国子监学生数为8124名提出了质疑，认为这是把“‘一千八百’误作了‘八千一百’”所致。详见吴宣德：《<南雍志>洪武二十六年太学生人数证伪》，载http://www.myqf.net/gengyusuoji/taixueshengshu.htm，2006-07-07访问。本文采信此说。 [42]明代国子监学生人数，参见《南雍志》卷十五《储养考上》、(明)黄儒炳：《续南雍志》卷十三《造土考·土之版籍》，载杨学为等主编：《中国考试制度史资料选编》，黄山书社，1992年，第300-307页；吴宣德：《中国教育史》（第四卷）《明代》，第475页。 [43]张仲礼著：《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李荣昌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29页。 [44]钱茂伟：《国家、科举与社会——以明代为中心的考察》，第61-65页。 [45]张仲礼著：《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第131页。 [46]笔者并不因此而对科举制度的客观性、公正性、开放性产生怀疑，就科举社会流动的作用，本人仍倾向于以何炳棣教授为代表的“流动派”。此立场与我前文的表述并不矛盾，对此，笔者另将撰文探讨。 [47]钱茂伟：《国家、科举与社会——以明代为中心的考察》，第140页。 [48]吴宣德对此表示怀疑，认为这是《明太学志》等记载的口径不同所致。详见吴宣德：《中国教育史》（第四卷）《明代》，第62-64页。我们同意吴氏的分析。但明代国子监盛衰的基本走势不会因此而改变。 原载《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2006年第9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