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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对天一阁藏《明代进士登科录》的爬梳，确认明代进士祖上三代生员出身少的现象乃史籍缺载所致。事实上，明代“生员”概率接近常态；何炳棣采集的史料若特指生员而言，其来源本身就有局限性，由此统计的数据不宜当作明代进士社会流动率高的一个依据。天一阁藏《明代进士登科录》在讨论明代“B类进士”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明代进士祖上三代生员身份的有限记载，主要来自民间的《进士同年录》而非官方的《进士登科录》。生员身份是否有资格作为“进士家状”的基本内容之一，必载于或应载于《明代进士登科录》？若是，又始于何年？作者求教于方家。 关键词：明代进士；生员身份；登科录；天一阁；何炳棣 一、问题的提出 著名美籍华裔学者何炳棣教授在他的皇皇巨著——《中华帝国成功的阶梯——明清社会史论》⑴中，通过对明清48份《进士登科录》的12226名进士家境的分析表明：明代进士出自A类者，即前三代没有获得过一个初级功名、更谈不上有官职的家庭占47.5%；出身B类者，即前三代已产生了一个或更多的生员，但却没有更高的功名或官职的占2.5%；余为出身C类，即是指那些上三代获得过一个或一个以上较高的功名或官职的家庭。何氏把前两部分都看作平民，这样，明代一半的进士来自平民家庭。其中，明初（1371-1496，以下一般称“明代前期”)平民出身的占58.7%。清代A类进士占19.1%，B类进士占18.1%，两者合计为37.2%。明清两代出身A类的进士占30.2%，出身B类的进士占12.1%，两者合计为42.3%。由此得出结论，科举制度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垂直流动，明代，尤其是明代前期社会是历朝平民入仕比例最高、机会最平等的一个社会，甚至认为明代前期三代无功名的A类进士比例之高，是现代西方社会精英流动数据也难以企及的⑵。换言之，明代，特别是明代前期科举流动率高，不仅成为“流动派”心目中的理想与标本，而且，从总体上提升了明清五百年间科举社会流动之频率。 由于何氏所用史料的不可取代（至少在天一阁孤本整理出来前），与样本占有总体上的无与伦比，加之论证比较严密，讨论既深又广，使《中华帝国成功的阶梯——明清社会史论》成为中国社会史、科举史研究中的一个经典。而明代前期科举社会流动率高之论断，俨然成了经典中的经典。 尽管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何炳棣的科举社会流动论遭到了以韩明士(Hymes)、艾尔曼(BenjaminA.EIman)、卜正明(TimothyBrook)等国际著名汉学家的强烈冲击⑶，但“非流动派”主要是通过自己的研究，从方法到观点与何氏进行争鸣，至于何氏所用的明代前期部分史料是否存在局限、考察的明代前期的科年与人数是否达到了相应的标准，特别是明代前期科举社会流动率高之命题是否具有普遍的意义，质疑者则大多未予关注。 遗憾的是，在这场关于科举社会流动率的激烈争辩中，大陆学者没有发挥对本土历史、文化，习俗⑷熟悉的优势而直接介入冲突，这至少影响到商榷的广度。 拙作《也谈明代前期科举社会的流动率——对何炳棣研究结论的思考》，在支持何氏的科举制度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垂直流动，这一基本结论的前提下，对明代前期科举流动率高的原因作了分析，认为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主要是元代特殊的用人政策留下的“后遗症”，是一种短暂的、非正常现象，其结论在科举史上并不具备典型的意义。同时指出，何炳棣揭示的明代前期进士三代履历中生员家庭的空白，乃至明代“B类进士”稀少，是史料缺载和今人理解不同所致。所谓的“理解不同”，是指凡《明代进士登科录》户籍栏登记的“儒籍”者，皆可视为有生员的家庭。但是，至于“史料缺载”的判断，是基于元代生员没有资格上登科录而做的“明承元制”的类推⑸，是一种假设，其理论是否符合实际，还有待史实的检验。 近期，本人通过对天一阁藏《明代进士登科录》⑹等史料的搜检，可以确定明代前期进士三代履历中生员家庭的空白，以及明中后期生员家庭比例不高，均是“史料缺载”所致。何炳棣先生的相关论点，因而也可作进一步的讨论。 二、“生员”在天一阁藏明代进士登科录中的分布 本文所说的《明代进士登科录》，既包括作为明代科举考试的实物例证和原始载体，由官方颁布、按成绩编排的《进士登科录》，又含被朝廷同年录取的进士，为联络情感、加强关系而私下印刷，且按年龄排列的《进士同年录》。后者又可分《进士同年序齿录》和《进士履历便览》两类⑺。 表1生员在天一阁藏《明代登科录》中的分布①  资料来源：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整理：《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宁波出版社2006年版。 说明：①本表仅反映生员在天一阁藏《明代登科录》中的分布，并不代表生员在明代进士祖上社会成份中的概率。因部分科年没有校核，影印版的一些内容模糊不清，且若干官职的实授或虚衔（不计C类）难分，故此表数字的精确性，还有待日后的进一步考证。 ②“B类”是指前三代已产生了一个或更多的生员，但却没有更高的功名或官职的进士家庭。该栏斜线前是指这类进士的合计数，斜线后是指这类进士的家庭数，百分比按后者计算。 ③关于“冠带生员”。《明史》卷六九《选举志·一》曰：生员“累试不第、年逾五十、愿告退闲者，给与冠带，仍复其身”。可见，冠带生员是一种荣誉身份，使年老者不必再参加考试，仍能享受生员身份之特权。嘉靖二十三年(1544)三甲进士姜廷颐的父亲姜镒即是冠带生员。 由表1可知，《明代进士登科录》中较早出现生员记载的是嘉靖年间，因《嘉靖十一年进士同年序齿录》刊于万历时期，则若笔者爬梳无误的话，那么，在天一阁藏明代《登科录》中最早出现明代进士祖上三代生员身份的，是《嘉靖十七年进士登科录》。问题在于，这是明代进士祖上三代出现“生员”的确切时间吗？还是此前的《登科录》，未留下事实上早已存在的“生员”？嘉靖以后的《登科录》记载是否已基本完整？有明一代的《登科录》在进士祖上三代生员成分的反映上究竟有何特色？ (一)嘉靖十七年(1538)以前的《进士登科录》对生员似一概忽略 据笔者对天一阁藏的《明代进士登科录》的初步翻阅，洪武四年(1371)到嘉靖十一年(1532)的26科《进士登科录》，均不见进士祖上三代的生员信息，这与何炳棣先生的描述一致（见表2）。令人欣慰的是，我们在刊于万历年间的《嘉靖十一年进士同年序齿录》中发现了15位生员，其中有7例可归入“B类”家庭。这说明，至少到嘉靖十一年（1532），在考取的进士中，其祖上已出现了不少的“生员”。在分析嘉靖十一年（1532）及前的31科(含何炳棣独家利用的5科)《登科录》后，我们发现，这些《登科录》均系官方颁布的、最正规、最权威的《进士登科录》，却无一来自民间的《进士同年录》。也即明中叶前是否有“生员”，概率多少，似乎取决于《登科录》的类型。但《进士登科录》未言“生员”，并不意味着事实上也没有。因为，我们知道，明清时期的社会、经济结构基本相同，缙绅的来源相似，且早在洪武时期全国的地方儒学也已基本普及。故我们有理由推知，既然在《嘉靖十一年进士同年序齿录》中呈现了成批的“生员”，那么，这前后(如嘉靖十四年等)未见生员，主要也应是《进士登科录》忽略所致。 使笔者感到困惑的是，不仅在嘉靖十七年（1538）前的《进士登科录》里找不到生员，就是方志野乘、家谱牒系、笔记文集、编年传记、行状墓志中，也似乎见不到纯粹的生员。如我们利用吴仁安的研究成果⑻，在搜寻了二百多个明清江南望族后，感到失望的是，尽管这些名门世家，在明初已不乏地方著名的学者和塾师，但一时还找不到16世纪初以前的生员，除非他以后有了较高的功名、进入仕途或其它原因而被后人提及：先贤曾经是诸生。对此，笔者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一个人在科举的道路上若止步于生员，那么，他不是无意仕进，就是久困场屋，自然就不值得自己和别人一提⑼。这一状况直到明代后期才有明显的改变⑽。 (二)生员身份主要载于《进士同年录》而非《进士登科录》 再分析嘉靖十七年(1538)后的23科《登科录》，其情形也同此前相似。其中，嘉靖二十六年(1547)、三十二年(1553)、三十五年(1556)、三十八年(1559)、四十一年(1562)、四十四年(1565)，计6科《进士登科录》，仍未见生员。嘉靖二十年(1541)、二十三年(1544)、二十九年(1550)、隆庆五年(1571)、万历二年(1574)、五年(1577)、十一年(1583)共7科《进士登科录》，除万历二年(1574)有15例外，其余6科也仅见1-5个生员。而在万历十四年(1586)、十七年(1589)、二十三年(1595)、二十六年(1598)、二十九年(1601)、三十二年(1604)、崇祯四年(1631)、七年(1634)、十年(1637)、十三年(1640)等10科《进士履历便览》中，都发现有较多的生员，其中，崇祯十年(1637)竟达193位。且这些规律性的现象，也与何炳棣先生考察的吻合（见表2）。 至此，我们可大致构勒出生员在明代《登科录》中的分布特征：明代进士祖上三代生员身份的有限记载，主要来自民间的《进士同年录》，而非官方的《进士登科录》；嘉靖时期才出现生员，以后逐渐增加，至崇祯朝达到了总数的19.8%，超过了后来的清朝的平均数⑾。由何炳棣提供的数据显示，迟至万历八年(1580)的《进士登科录》，生员一栏仍是空白（见表2）。 且我们在天一阁藏《进士登科录》所摘的33位“生员”中，仅在《嘉靖二十三年进士登科录》上见到1例单纯的生员（三甲进士裘仕濂的祖父）和1个“生员封文林郎、府推官”(二甲进士陆梦豹的父亲)，其余31人均系“冠带生员”。这说明，《明代进士登科录》即使偶尔有生员的痕迹，一般也增加了内涵。那么，笔者试问，生员身份是否有资格作为“进士家状”的基本内容之一，应载于抑或必载于《明代进士登科录》⑿？若是，又始于何年？有趣的是，何炳棣调查的清代进士的三代履历，其文本也全是《同年录》⒀，那么，我们对《清代进士登科录》也可否提出同样的命题？ 顺便提及，明代进士祖上三代有较高功名或官职的家庭，在《登科录》中也有遗漏。如正统十年(1445)状元商辂，其曾祖商邦昌时任元朝杭州路儒学提举督学官⒁，可《进士登科录》未载。再如，正统十三年(1448)进士、华亭籍盛纶，其祖盛忠为宣德十年(1435)举人，官南和县学教谕；父盛铨，正统三年(1438)举人，官泰来？县学训导⒂，然他们的功名与仕历，《进士登科录》也都阙如。 此外，有些履历未能反映祖上的功名或官职，则与登科录格式限制有关。由于登科录记载的空间极为有限，祖上三代有官衔者每人填写的履历普遍止于一项，且总登记的长度仅为一行。故因子孙腾达而受赠、封者，一般仅写追赠、恩赐的官爵或荣誉称号，却不表任官。而现在统计“C类进士”时，通常是把虚衔者(包括散官)排除的，这就无意之中把那些职事官或有任官资格的祖上也归为平民了。如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董道醇的祖父董环，《进士登科录》仅辑“累赠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这就忽略了他的岁贡生之功名⒃。 三、天一阁藏明代进士登科录揭示的“生员”的作用与意义 展示了天一阁藏《明代登科录》所载明代进士祖上三代生员身份的特征后，我们便与何炳棣进行商榷，并进而谈谈这一史料的作用与意义。 (一)天一阁藏科举文献推翻了史学大师的结论 为便利讨论，现把何氏的相关资料整理、简化成表2。 表2明代进士的社会成份①  资料来源：何炳棣：《中华帝国成功的阶梯——明清社会史论》(表9)，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12-113、357-358页。按：本表所用何著电子文本，由吴宣德、林介宇先生提供，谨致谢忱。 说明：①原表9在统计或计算时存在若干问题，为统一起见，本表数据仍保持原貌。 ②万历十四年(1586)《会试录》，疑为《进士履历便览》。 由表2可知，何炳棣统计的17种《登科录》，有14科是《进士登科录》，只有3科系《同年录》。我们从表1已获知，明代进士祖上三代生员身份的不完全档案，主要来自民间的《进士同年录》而非官方的《进士登科录》，既然何氏统计的资料主体是《进士登科录》而非《进士同年录》，则能辑出的生员自然就少了。故尽管何炳棣几乎囊括了当时海外可以搜寻的资料，且研究的版本是权威的，描述的数据是客观的(相对于统计的文本)，但由于没有机会来至尊的天一阁，“碰一碰”她收藏的52种(不含其它形式的4种)明代进士题名录(其中独家收藏29种/28科⒄)，以致在明代进士祖上三代生员身份的考查中，没有得出能比较正确地代表有明一代的结论，也即由此统计的资料不宜当作明代进士社会流动率高(特指“B类进士”，下同)的一个依据。换句话说，天一阁藏科举文献推翻了史学大师的结论，使得明代进士祖上三代生员身份的概率，比较接近于事实，并呈现了原委。同时，笔者虽然早在几年前，就从何氏反映的结果不符合明代社会结构特征、罗列的数据不具有规律性等因素推理出——明代“B类进士”少是史书缺载和今人理解不同所致，但因找不到论证的实物，论点不能使人信服。由此可见，天一阁藏《明代进士登科录》在明代B类进士讨论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否则，似乎难以颠覆明代“生员”稀少之权威的结论。 (二)明代“生员”概率接近常态之意义 据相关论证，至少洪武四年(1371)的进士祖上三代大多有进学背景⒅。由于明初军功地主上升至缙绅世家有个过程⒆，生员功名在代际反映上也需要时间。故永乐至正统朝，进士祖上三代在地方儒学就读的可能不多；景泰后应逐渐增多，至成化朝接近常态，并大致固定下来。本文所谓的“生员常态”，是基于这样的推理：宋⒇、元[21]、明、清，大多数时期进士祖上三代有官职或任官资格的约占三分之二弱，如果加上仅为生员出身的，应占总数的五分之四左右，考虑到明代前期的特殊情况，我们认为，明代进士祖上三代有生员及以上功名和官职的，约占60-70%[22]。根据何氏对“C类进士”的介绍(见表2)[23]，则“B类进士”应在10-20%之间。这并不是想“矫枉过正”，人为提高“B类进士”之概率，而应从明代“C类进士”少去理解。 生员虽然仅属初级功名，是低级绅士，但要取得生员头衔也非易事。一般地说，在生产率不高的农耕社会，必须具备小康以上的经济基础。故坦率地说，明代的绅士阶层通常属地主阶级。同时，家庭中要有比较开明的前辈，舍得智力投资，且培养的应是“读书种子”。“进学”者大多是时代俊秀。打个比方，明代在童生竞争中胜出的秀才，类似今天“县一中”尖子班的学生，有较高的智商。故生员代表着一个家庭曾经具有小康以上的经济实力，和比较高的文化修养的双重身份，是平民上升至统治阶层的边界[24]。事实上，亦享有准官僚的礼遇和特权。又由于明代有官职或任官资格的绝大多数曾入泮，则与历朝一样，明代进士也大多来自绅士阶层，而不是何炳棣所论断的半数[25]。这说明，明代进士也大都是一个家族长期积累的硕果，是优生优学的产物，是精英内部的循环[26]。也可以说，横向流动仍是明代科举社会流动的“主旋律”。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对科举社会的流动萌生丝毫的怀疑，因为财富是不停流转的[27]。本人更不会因此而改变——从方法到结论——总体上，何炳棣的科举社会流动研究，至今仍代表着该课题的较高水平之评价，以及对史学大师何炳棣前辈的推重、乃至崇敬之情[28]。 四、余言 天一阁藏明代科举题名录是天一阁藏书的二大特色之一，留存至今的明代科举文献，海内外唯天一阁是尊。天一阁藏明代科举题名录的精华——《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及《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会试录》，也影印出版有年。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人们对天一阁藏明代科举题名录的利用，仍停滞在文献种类、结构体例、基本内容等的介绍和与其它版本的比较，以及进士姓名、籍贯、科年、甲第、名次等个案的考证上，其成就主要彰显在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方面，贡献大抵还属于古籍整理的范畴[29]。真正利用天一阁藏明代科举文献，对科举研究有直接推动的成果，或能披露该史料独特作用的报告，似乎还未问世。笔者早欲利用天一阁之宝库，做些感兴趣的工作，但苦于没有文本，只好望书兴叹。近期，笔者利用慈溪市地方志办公室收藏的天一阁影印的《登科录》、《会试录》，通过伏案攻读、处理，终于取得了第一手资料，方成此文。 天一阁藏明代科举题名录的精华是《登科录》，《登科录》的核心内容是“进士家状”，若充分挖掘之，定能大大丰富科举学、人才学、人文地理学、教育史等内涵，发挥其应有的价值。然而，仅以明代科举社会流动研究言之，若从“C类进士”或“A类进士”切入，宏观层面似难有较大的突破，也不可能撼动何氏——明代科举社会流动率高（“C类进士”少）之命题是成立的。则无意之中，拙作“B类进士”的视角，幸运地触摸了她的独特性、不可替代性，甚为欣慰。 *本文在资料查阅时得到了慈溪市地方志办公室童银舫、王孙荣等先生、女士的大力支持；在修改过程中，得到了龚延明教授、吴宣德教授的指正，在此一并致谢！ 2019-08-30 【作者简介】沈登苗，1957年生，浙江省慈溪市人，独立学者，主要从事教育史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著有《文化的薪火》（论文集）一书，提出“一代难以成为学者”的原创理论。 注释： ⑴[美]何炳棣：《中华帝国成功的阶梯——明清社会史论》，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 ⑵转引自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36页。 ⑶参阅[美]韩明士著，曹国庆、邓虹编译：《社会变动与科举考试》，《江西社会科学》1989年第6期；[美]B·A·埃尔曼著，卫灵译：《明清时期科举制度下的政治、社会与文化更新》，《国外社会科学》1992年第8期；[加拿大]卜正民著，孙竞昊译：《家族传承与文化霸权：1368至1911年的宁波绅士》，《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4期。 ⑷如华人家族重视的，或者说，家族的核心利益是直系，这是非亲临其境者难以体会的。 ⑸沈登苗：《也谈明代前期科举社会的流动率——对何炳棣研究结论的思考》，《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2006年第9期。 ⑹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整理：《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宁波：宁波出版社2006年版。 ⑺参阅陈长文：《明代科举文献研究》，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28页；钱茂伟：《国家、科举与社会——以明代为中心的考察》，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第255-263页。 ⑻吴仁安：《明清江南著姓望族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⑼明初“不以进学成为生员为荣”。这恐怕也是明代初、中期“生员”鲜见的原因之一。详见陈宝良：《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6-197页。 ⑽今天稀见的明清生员录——《嘉定明清诸生录》(吕舜祥辑，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按：该资料有林介宇先生提供，谨致谢忱)，所载生员始见于万历十六年(1588年)，此后各科诸生几乎齐全，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明代“生员”传世的变迁。 ⑾由此可见，史料来源的多样性和保存的多渠道是何等的重要。若没有民间刻印的《同年录》，或无天一阁主人范氏的私家收藏和保管，明代“生员”的进一步探索几乎无从入手。 ⑿按：由于《进士登科录》登记的祖上身份是仕历(含虚衔)或入仕的资格，生员还不具备做官的硬件，故其没有资格上《明代进士登科录》，在理论上并不难诠释。 ⒀何炳棣：《中华帝国成功的阶梯——明清社会史论》，第112-113，358-359页。 ⒁吴仁安：《明清江南著姓望族史》，第648页。 ⒂吴仁安：《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36页。 ⒃吴仁安：《明清江南著姓望族史》，第650-651页 ⒄根据陈长《明代科举文献研究》，第38-47页统计。 ⒅详见沈登苗《也谈明代前期科举社会的流动率——对何炳棣研究结论的思考》，《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2006年第9期。 ⒆从洪武后儒籍进士急剧下降，军籍、官籍进士稳步上升看，建文后，宋元士大夫之后裔逐步退出政治舞台，并被元末明初的军功地主和新的有产阶层所取代。参阅钱茂伟：《国家、科举与社会——以明代为中心的考察》，第308-310页；沈登苗：《评钱茂伟教授著〈国家、科举与社会——以明代为中心的考察〉之得失——兼论学术书评的追求》，《科举学论丛》第一辑，2007年。 ⒇虽然，人们对南宋两份《进士登科录》(1148、1256年)的调查显示，进士中“新人”分别是56%和58%，但需要说明的是，该统计中的“官场关系的人”，仅“称那些在父系三代祖先中有为官的中举者”，而不包括无官职的“中举者”，这与目前通行的统计标准是有区别的，更遑论南宋《登科录》记载的进士家状是否完整了。详见E.A.Kracke，Jr著，刘纫尼泽《中国考试制度里的区域、家族与个人》，载《中国思想与制度论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版，第293-318页。按：该资料由刘海峰教授委托钱建状博士提供，谨致谢忱。 [21]元代南人进士出身于仕宦家庭者占66.1%，余下的还有不少“应为仕宦而无记录之家庭”，和“平民书香”之家。详见萧启庆《元朝科举与江南士大夫之延续》，中国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七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2]剩下的，也十有八九产生在富民阶层。真正靠本人力量而不受亲友资助的，几可忽略不计。如华亭徐氏素以耕读起家著称，可传到徐阶的父亲，也算官场中的人了。 [23]据笔者对洪武四年(1371)、宣德五年(1430)、八年(1433)、正统四年(1439)、七年(1442)、十年(1445)、十三年(1448)、景泰二年(1451)、五年(1454)、天成四年(1460)、八年(1464)、成化二年(1466)、十一年(1475)、弘治三年(1490)、嘉靖十七年(1538)、万历十一年(1583)等十几个科年的抽样统计，数据也与何氏大同小异。 [24]从万历以后的《进士履历便览》可见，有生员的家庭进士“辈出率”远远大于无生员的家庭。另，日本学者通过明清时期常州科举世家的研究显示，祖、父有无功名，对后辈出中、高级功名获得者的影响很大，而功名高低(含生员)，则对后代影响不大。参见[日]仓桥圭子：《科举世家的再生产——以明清时期常州科举世家为例》，《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九卷，天津：天津古藉出版社2008年版。 [25]则明代前期三代无功名的A类进士比例之高，是现代西方社会精英流动数据也难以企及之类比是否确切，也就需重新审视了。 [26]据对万历三十八年(1610)77位军藉进士的研究表明，仅是进士的兄弟中，就有200人有各级功名，即这77个进士平均每个家庭有3.6个兄弟有功名，且还没有充分发挥的进士的儿子们，也显示了强劲的进学势头。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自生员始，科举功名就被绅士、有产阶层垄断了。详见于志嘉：《明代军户的社会地位——科举与任官》，《东洋学报》[日]第71卷第3、4号，1990年。按：该资料有刘海峰教授提供，谨致谢忱。 [27]一般地说，先有土地与资本的流动，才能有科举的社会流动；大致达到了小康的经济水准，才有实质性的社会阶层流动，详见沈登苗：《关于科举社会流动讨论中的几个问题(概述)》，《教育与考试》2008年第2期。 [28]详见沈登苗《评吴宣德〈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明代研究》(台)第13期，2009年12月。 [29]详见骆兆平《谈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文献》第20辑，1984年；骆兆平：《新编天一阁书目》，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李大东：《明代进士题名校勘记》，载虞浩旭主编：《天一阁论丛》，宁波：宁波出版社1996年版，第187-198页；沈登苗：《也谈天一阁藏明代登科录——与骆兆平、李大东先生商榷》，《浙江学刊》1998年第2期；钱茂伟《国家、科举与社会——以明代为中心的考察》，第229-265页；陈长文《明代科举文献研究》，第29-55页。 原载《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十二卷，天津：天津古藉出版社2011年版，第314-322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