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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俗思想中，普遍性和集体性这两种属性彼此连接在一起，创造出一种明显的矛盾体，因为这相当于把一般性和个别性融入到同一个概念中。两个属性都有证据支持。民俗的主题和形式似乎是普遍性的，但是在这种普遍性中，其表达方式充满了区域的或当地的文化特征、意义和象征。有两种办法来解决这一矛盾。第一，不将普遍性和集体性看作是矛盾的，而视其为具有共同特点的两种形式。民俗是具有普遍性的，而其与文化和历史的相关性是具有特殊性的。民俗在形式和主题上的区分原则具有普遍性——这准则可能是异常难言的，或者相反，也可能是完全和谐的。而集体性体现了一个社会的语言、社会历史经验、宗教系统和道德价值观，这也构成了各个社会中民俗的实质。第二，从历史上看，这两种属性是有关联的，一个先于另一个。假如民俗起初是集体性的，那么，它的特性就应该在历史进程中达到了其普遍性，例如人们在移民、贸易和战争中的往来就传播了民俗的主题。这个假设意味着民俗有一个单一的起源，或者起源的时间地点，从这里开始民俗特征得到了普遍传播。但是，如果民俗首先是普遍性的，那么它的基本形式和主题的形成就应该先于任何历史发展的历程。这种情况下，民俗就在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出现之前体现了人类文化的同质性。正是因此，民俗也具有原初性，这种属性使得民俗对现代思想和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根据上述的前提，各国神话不但讲述了人类文明的起源，而且它们本身就是人类文明的曙光。它们体现出人类共同体的共同特性，并表达着人类处于混沌状态时代的表达方式。民俗的基本形式是在人类的多样性发展之前出现的，因而包含了言语符号和视觉符号的最初形式。民俗的重要性体现于历史方面与进化方面。从历史上看，民俗可以追溯到鸿蒙时代，因此，在其初始阶段，并没有已知的相关记载。当人类狩猎、采集，甚至开始耕种土地、蓄养牲畜时，虽然他们尚不会书写，但已经在讲故事和唱歌了。因此，人们认为，世界上的民俗充满了与人类文明初期相关的象征、主题和隐喻。并且，民俗为我们提供了认知历史中那些晦暗不明的角落的线索，这是其它记录无法做到的。因而，民俗的形式被视为艺术形式的精髓。它们是原始的、粗砺的表达，由此，文字、视觉和音乐得以形成。民俗所包含的象征形式，构成了文字社会的复杂表达方式的基础。 当然，现代人无法接近早期阶段的民俗，如果不是对无文字社会(民俗被口头讲述或演唱，而没有任何文字辅助其记忆与传播)中故事和歌谣的重新获得，我们便无从了解其属性。还没有人断言现行的农业社会和无文字社会中的韵文和诗歌反映了人类原始的表达方式。反复吟诵、记忆损失、创造性的即兴创作，以及更为广泛的文化交流与技术革新的历史进程促成了特定主题和民俗主旨的改变。然而，尽管认识到这些历史因素，民俗学仍保有一个基本假设：故事、歌谣和谚语至少在以和他们前一辈一样的方式(口头表演)存在，而且就像在文字出现以前那样，它们只是在口头上代代相传。因此，民俗的口头性已经成为其重要属性之一，它也是真实性和原创性的试金石。只要故事、歌谣和谚语符合口头传承传播的原则，就被认为是“纯”民俗，但可惜的是，如果它们在传承传播过程中与书面文本发生联系，就会被打上“已受污染”的烙印，因为它们不再代表人类的原始方式了。 民俗的属性彼此巩固加强：这些属性包括传统性、非理性、乡土性、匿名性、集体性、普遍性、原初性和口头流动性。它们作为一个集合体，彼此相互暗含且有着内在关联。在一首歌曲或故事中出现的属性常常暗含着大部分的其他属性。例如，一首农民歌曲被认为在其共同体中有着长久的传统。但是，这首歌曲有可能是新近创作的，也有可能是从外部，比如说都市中心，借鉴而来的。这种可能性将会否认歌曲的民俗本质，并且与人们所持有的一些基本假设相矛盾。歌曲的乡土属性暗含它的其他民俗属性，如作者是匿名的且歌曲是整个共同体拥有的文化遗产。更有可能的是，作为诗歌，它能表达根深蒂固的情感或不受束缚的自由愿望。这些情感或愿望转而又指向普遍的最初未受文明影响的人类特征。因此，在一首带有假想的歌曲中，民俗的这些属性相互结合并传达了民俗这个概念的含义。 由此，这些最多算得上是描述性和阐释性的属性，获得了一种规范性地位，界定着民俗的边界和本质。这种认为“民俗应当如何如何”的看法本来只是先验性的，而且只在个别时候与实际情况相符。但是受到这个成见的限制，它们在事实上成为了界定性术语，把人们所希望看到的变成了实际评判中的必要条件，在所谓的客观观察中加入了主观阐释。歌曲和谚语的价值几何，重要性多大?这些问题都要经受这几个价值标准的检验，对照这几个理想类型做考察——虽然实际上，人们对这些所谓的理想类型的认识也没那么明确。 在研究和阐释过程中，预期目标可能常常转变为先验假设，成为最初的前提而不是最终的结论。事实上，这种情况时常发生：由于故事、歌谣和传说的特点，预期目标成为设计和理论构建的基本前提。当然，有许多例子来支撑这些论点。例如，民间故事以口头传承方式，长久生存于传统乡土社会之中，这些故事的作者(如果有的话)早已被人遗忘，但相似的故事却能出现在很遥远的地方。但是，即使有能够评判民俗标准的文本，这些标准也不能成为给民俗的本质下定义的术语。 将“模式”转化为“前提”，将“理想目标”作为“先验”条件，其恶果是限定了研究和理论发展的范围，过去的民俗学研究已经付出了双倍的代价。民俗本身的多样与丰富受到被强加的概念的限定。乡土传统的研究兴旺了，但城里对应的活动则被忽略了。那些匿名故事和民歌得到热切的记录、备档，以至分段处理，然而，那些包含同样有娱乐价值的歌曲和故事，因为其作者还健在，便被视为不妥当，而其他的特征属性便成为阐释的框架。表达方法与其社区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主要的分析范式内容。在故事和比喻中所发现的思想的潜在非理性一直是对其解释的唯一基础，这也为心理分析打开了一道门缝。尽管这些概念的意义重大，但它们也阻碍了其他的解释模式、研究方向，以及对理论的构建。这些概念将所研究的问题做了前置界定和本质认定，由此而消噤了民众的自我表达。近些年来，先验前提论的乌云开始消散。依然带着一丝创新和学术反抗感，赫尔曼·鲍辛格对技术世界的民间文化进行了解析(《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1961)，美国民俗学家们聚会在一起讨论《都市经验与民间传统》(1971)。这些都是学术传统对现实需求的新近反应。经过了民俗学成型期以及之后的许多年，有关民俗之思想的属性主导了这个概念的本质，也限定了对它的研究。它们成为理所当然的不受挑战的前提和假设。 无论这些属性的合理性如何，它们促进了民俗观念的流行。然而，正是这些属性阻碍了其从一个观念向一个学术领域的转化。它们以未经证实的假设，未经考验的信条以及流行观念对构成民俗研究主题的实质的扭曲，阻碍了民俗研究。为了发展民俗学研究，有必要像一些已经完成了的工作那样，摆脱其过时的属性界定，而去观察社会现实中鲜活的民俗现象。在这种背景下，民俗是一种在文化上独特的交际方式，其独特性表现在形式上、主题上和表演上。这三种层面的表达彼此关联，也让民俗的表演者在社会中确立了独具特色的交际方式。 作为一种独特的交际方式，民俗存在于所有的社会生活中。它不只为农民所拥有，也不只为原始人所拥有。毫无疑问，民俗可以是传统的，但是不能从定义上认为民俗具有传统性。民俗可以是匿名的，但是匿名性并非民俗的必备条件。那些曾经的且一直延续到现在的民俗特征是否就是某些形式或文化的内在，这取决于民俗学家如何以新的方式来展示它们。 （本文刊载于《民间文化论坛》2018年第1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